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97部分在线阅读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谋的受害者。1414年9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1417年被放逐，他作为一个直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认错。
朱高炽直到1424年8月25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原名王景弘）去南京任镇守。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1422年4月被永乐帝囚禁。9月7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158]
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永乐帝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1414年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159]洪熙帝由于他的背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咨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1424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皇帝在10月18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谬”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1425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皇帝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160]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冷落。1425年2月，不久前刚被免去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个洪熙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161]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皇帝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他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洪熙帝试图纠正永乐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1424年11月，他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162]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而在1402年被处死。[163]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1425年4月在皇帝死前不久，曾颁布一道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洪熙帝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164]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永乐统治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1425年2月，皇帝专门颁布一道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
此外，洪熙帝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干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四个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皇帝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这些事件证实了这个时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洪熙帝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明朝的扩张主义。当他登基后随即取消郑和的远航时，他已表现出了收缩和巩固外事活动的倾向。在他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布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165]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洪熙帝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指挥。洪熙帝对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难以应付。
1425年4月16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如同1403—1420年这段时期那样。两星期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洪武帝的皇陵，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迁势在必行。然而皇帝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并未参与这一计划，宣德帝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166]
洪熙帝于1425年5月29日在北京突然死去，终年47岁。对他突然死亡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在他死前几天，皇帝严惩翰林李时勉，因为他上奏提出批评，其中一条是他在服永乐帝之丧时与其妃子有性关系。但是一名大太监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167]
洪熙帝被尊为昭皇帝，庙号仁宗。其陵墓称献陵，建造得庄严简朴，象征着他的统治作风。皇帝有10子7女；其中9子4女成年。长子朱瞻基为他与张后所生。他在1424年11月已被立为皇太子，最后继其父而为宣德帝。
张后在这整个时期是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她活到1442年，寿命超过了她丈夫和儿子，在儿子在位时期，她成了皇太后。后来她在她孙子正统帝时期为摄政，在幼帝在位的第一个10年中在政治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张后的弟兄张昶（1374—1428年）和张昇（1379—1444年）被封为可以世袭的伯爵。张昶本人积功而为著名的将领，张昇则凭升迁而成为一名将领。
历史盛赞洪熙帝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倾向的反应。[168]皇帝有时因性情暴躁和容易冲动而受到批评，如他偶尔申斥和惩处那些表现得优柔寡断或讲话太惹人恼火的官员。可是他有足够的度量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向人道歉。不管他有什么错误，它们都可以被他的仁爱和一心为公的热诚所弥补。[169]
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这使人回忆起他的堂兄弟，即倒霉的建文帝来，但以后几代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先例维持下去。可是，内阁的三杨领导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内阁虽然有某些缺点，在维持文官政府方面，其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洪熙之治经历了明代政府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的早期阶段。
宣德统治时期
洪熙帝长子的登基并没有引起任何强烈的政治和政府的反应：在性格上，他与其父相似，也具有他父亲那种对皇帝作用的理想主义的、然而是保守的想法。宣德帝是文人和艺术的庇护人，他的统治的特点是其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
在最初两年，宣德帝面临其叔父朱高煦的叛乱和安南人继续反抗中国占领的沉重压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前者用军事镇压解决，后者用外交方式解决。在他统治的其余时期，北方边境异常安宁，因为蒙古人及其同盟已经四分五裂，同时明朝又继续与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相对地说，由于没有内乱和外来威胁，帝国得以免去不必要的财政负担，朝廷能够从永乐时期所承受的耗费恢复元气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改变政治和军事制度，重新组织财政和扩大社会救济计划。
宣德帝的登基
宣德帝朱瞻基生于1399年3月16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朱瞻基习武，又在翰林学士的指导下学习儒家学术。虽然他也有他父亲的那种学习经籍和文学的天资，但作为一个青年，他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永乐帝的注意。永乐帝尚武，常带朱瞻基离开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170]
他的父亲在1411年后期被指定为皇太子，朱瞻基就立刻被永乐帝正式立为皇太孙。他进一步攻读儒家的经籍和为政之道，此时主要由胡广进行指导。这些课程深受重视，以至在他与其祖父公出时也不中断。他父亲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他在15岁时，被永乐帝带去参加第二次远征蒙古的战役。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他几个叔父的警觉，他们对他的坚强的性格和他受永乐帝的宠爱有很深的印象。
洪熙帝登基不久，在1424年11月1日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在以后几个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但在次年4月，他父亲派他到南京去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当洪熙帝在5月28日患病时，皇太子被召回北京，但当他抵达时，皇帝已死去。于是他在26岁时成了新皇帝。他在1425年6月27日正式登基，开始了宣德统治时期。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计划，仍保留北京为帝国的首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永乐帝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
政府结构和人员
宣德帝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由于洪熙帝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永乐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咨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171]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高级官员协助工作，夏元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172]开国皇帝禁止给予这类顾问丞相头衔的命令并不能阻止他们势力的稳步发展，特别在他们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后更是如此。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洪熙帝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173]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的任务。洪武帝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174]
宣德帝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规的书本教育。1426年，后来又在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常规。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175]每当皇帝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他们关键性的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皇帝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结果是，他们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三杨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种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宦官篡夺皇帝权力的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宣德帝而言，这位君主似乎能够控制他们。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他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宦官最后便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的领导和其权力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的官僚体制的顶点。结果，他们为后来明政府的败坏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