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07部分在线阅读

4.魏源（1794—1856年），《元史新编》，95卷，1853年成书。[214]第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种文献。
5.
曾廉（生于1860年），《元书》[215]，102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6.洪钧（1840—1893年），《元史译文证补》[216]，30卷。
7.屠寄（1856—1921年），《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传统史著。19世纪90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趣，用二十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1919—1930年）。[217]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218]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资料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剌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219]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1908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1972年故宫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220]
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221]
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第9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白话碑和元杂剧）都是在20世纪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很快，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了进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和欧洲研究蒙古及其他阿尔泰和西亚语言；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还热心地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现代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国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说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天已经是“国际学”。[222]这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需要介绍的近年来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在本书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4.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帝国的兴起在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尤其是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史料最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话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关它的作者、成书及刊刻年代颇有争议，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关键史料。成书于13世纪中叶某时的《秘史》（更准确的名称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尔”，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国兴起的独一无二的画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动机和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有建国前蒙古制度发展的生动叙述。我们现在已有柯立夫的《蒙古秘史》英译本[223]和罗依果的又一个英译本。
1369年成书的《元史》对前四汗时期的记载颇令人失望，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早期蒙古的记录已经丢失和毁坏。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况，本纪也很简单，很多关键性人物如马合木·牙老瓦赤没有立传。元人文集中收录的传记资料能够部分补充《元史》的不足。耶律楚材的神道碑，被收入苏天爵（1294—1352年）编录的《元文类》[224]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本传没有记载的重要资料。有关帝国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镇海、速不台等）的资料，可在罗依果等编的《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中查到。[225]
使者的报告和游记是当时的另一种重要资料，代表作是1221年出使中国北部的宋人赵珙的《蒙鞑备录》和1234—1235年前往窝阔台汗廷出使的彭大雅、徐霆所写的《黑鞑事略》。李志常的《西游记》记录了受成吉思汗邀请于1221年至1223年前往中亚的长春道士旅途的见闻，包括了与帝国建立者会面情况的描述。阿瑟·韦利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将该书翻译成了英文。[226]《圣武亲征录》[227]是另一种不同的著述，作者不详，用编年形式记述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事迹。虽然记载简略，但是该书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源自现已不存的蒙古原文。后者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是在1285年以前，后来被《元史》的编撰者用来作为前两个皇帝本纪的资料之一。这四部著作的汉文本被王国维编成了《蒙古史料四种》。[228]
总的说来，忽必烈以前的文献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元代主要文书的编辑是在14世纪初叶，收录的是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在位时的资料。但是，在这后几十年的资料中涉及到沿用窝阔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文（通常是诏令）的实际内容。1322年成书的《元典章》和1321年成书的《通制条格》中有关资料的详细索引，将大大有助于早期帝国历史的研究。植松正编的《〈元典章〉年代索引》[229]，是当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
有关前四汗时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许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资料。当然最重要的是《史集》，成书于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时（1304—1316年），作者是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由于拉施特的官员身份和宫廷的支持，他能够在为写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继承者的历史准备资料时接触到现在已经散失的蒙古记录和故事。他所用的一种史料显然就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名翻译成了汉文的蒙古编年史。拉施特书仅有的全本，但是并不意味是最令人满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编的原文本。[230]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部分，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名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231]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世系谱》，[232]展示了他的家族对《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时期官员的名号和种族背景的资料。可惜这部珍贵重要的手稿至今还没有刊本问世。
在写作窝阔台、贵由和蒙哥朝历史时，拉施特频繁使用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233]此书完成于1260年前后，有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的极好的校本和约翰·A.波义耳的优秀译本。志费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统治机构的中级官员，相当熟悉13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策和人物；尽管是亲蒙古和总是亲拖雷家族的，志费尼对这一时期的叙事还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税收和统治机构的描述。另一个波斯史家术兹札尼用编年的体例叙述了蒙古帝国从初起至1259年的历史，这部称为《纳昔儿史话》[234]的著作，有助于纠正志费尼的亲蒙古态度。术兹札尼并不掩饰对入侵者的敌意，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蒙古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术兹札尼的著作有H.
G.拉弗梯的一个使用便利但是偏执的译本《纳昔儿史话》。[235]在看待早期帝国历史时，这三部波斯史著总是相互参考并要对它们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对比。
欧洲人对早期蒙古人的叙述并不多，但是1245—1247年前往蒙古的加宾尼和1253—1255年前往蒙古的鲁不鲁乞的游记，有帝国在其巅峰期的迷人的叙述。尤其是鲁不鲁乞，是一个认真和批判地对待蒙古人事务的观察者，他的叙述为成吉思汗家族诸王间的政治关系、蒙古人在征服地区的政策以及宫帐哈剌和林无与伦比的场景提供了很多资料。这两部著作可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236]中找到。
叙述早期蒙古历史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直到1970年才有了第一部关于帝国建立者的学术传记，李则芬于当年出版了他的优秀论著《成吉思汗新传》[237]；更近的有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同样扎实的传记《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238]韩百诗的《成吉思汗》虽然是通俗本，叙事简洁，亦是一个对成吉思汗的极好介绍。[239]关于窝阔台时期，见N.
TS.蒙库耶夫的《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240]，该书重点叙述了耶律楚材的改革。罗依果在《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241]中亦探讨了同一问题。保罗·比尔的学位论文《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242]是研究窝阔台时期和总的蒙古统治制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关于蒙哥时期，见托马斯·T.爱尔森的《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243]
对蒙古人进军中亚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W.
巴托尔德的经典之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244]对金朝的攻击，已经成为新的研究课题，见H.德斯蒙德·马丁的《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245]罗依果在他的重要论文《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246]中，讨论了征服带来的政治问题。亦见《元人传记》[247]，该书包括了许多为早期在中国北部的蒙古统治者服务的汉人和外族官员的传记。关于儒学在中国北部的命运，见牧野修二的《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248]
关于前四汗的财政政策，有H.
F.舒尔曼的细致讨论《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249]和约翰·马森·史密斯的《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250]关于他们的政府模式，见保罗·比尔的《蒙古不花剌的汉一契丹管理机构》[251]和托马斯·T.爱尔森的《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252]
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史料中出现的大量蒙古和突厥专用词语。为寻找答案，可以首先参考格哈德·多尔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253]总的说来在这一领域里伯希和与柯立夫功不可没，他们做了许多语言学的基础工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此外，他们的技术性研究经常包含有价值的历史评论。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对成吉思汗的诠释[254]，校正和解决了一些长期争论的年代问题。柯立夫的《1240年的汉蒙文碑》[255]，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有关蒙古驿站制度的重要资料。为弥补多尔佛一类参考书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蒙古和突厥词语的缺陷，伯希和与柯立夫论著中讨论的大量词汇的索引将最受欢迎并是对这一领域的最有用的贡献。
有关蒙古帝国时期的论著目录，见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256]和托马斯·T.爱尔森的《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257]收录更广和不受时间限制的是亨利·G.施瓦茨的《蒙古书目》[258]，包括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论著。
5.忽必烈汗的统治
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有为《元史》作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259]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260]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261]，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262]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263]、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264]、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265]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266]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的作品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
G.拉弗梯译成英文）[267]，都提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268]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269]这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作了无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的著作[270]，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271]；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272]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273]记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如《阿勒坦·脱卜赤》[274]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藏文史书《青史》[275]，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276]，亚美尼亚国王海都的游记，[277]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