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02部分在线阅读
[18][13]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畏兀儿人的首领早在1204年就已得到蒙古人的宠信。
[19]本章前面已提到1207年金朝在籍人口超过5000万。其中不少于一半的人口在元朝初年的户口统计中被计入户籍。
[20][67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第205—206页。“汉人八种”，指在汉人下包括8个种族集团。
[21][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22][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3—18页。
[23][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97—216页。
[24][874]蒙思明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发表在50年前，但至今还未被新成果取代。它还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中的评述，第43—44页注25。
[25][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26][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下同。
[27]下文的叙述引自[854]萧启庆：《元代的儒户》。
[28]耶律楚材先服务于成吉思汗，但在窝阔台在位时影响更大，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29]为大致计算，可以采用忽必烈朝汉人为6000万的较低数字。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计算出出身精英家庭的总人数：假如占总人口的5%，或300万人，属于精英家庭，以每家平均6口人计算，假如每6人中有一个是成年男子，精英集团中计有50万成年男子。这只是大略的推算，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30][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
[31][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3—19页；[80]
詹
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戏剧》，第3—30页。
[32][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72—241页；郑清茂汉译本，第44—162页。
[33][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1100—1450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第1—94页等。
[34][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35][799]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邵的观点对许多当代学者颇有启示。
[36][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87页。
[37]但是应注意萧启庆对早期蒙古人儒化的研究，[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参看此处注释）。
[38]傅海波和吉川幸次郎都强调了这一点，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39]蒙古人离开后如何在草原重组他们的社会还不清楚；虽然不是有秩序地全部撤退.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显然返回了草原。见[41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第5、6章等。
[40]详细的分析见[793]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
[41]对探马赤军已有不少考释。近来发表的成果有[752]杨志玖：《元史三论》，第1—66页；[838]贾敬颜：《探马赤军考》。
[42][195]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这是研究元代军事组织的杰出著作，下文叙述中多处引用了该书的论点。
[43][653]《元史》，卷98，第2507—2522页，尤其是第2510页；陈高华在[793]《论元代的军户》中已引用，见第73页，注9。
[44][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1—5页。
[45]陈高华在分析军户的论文中写道：“元朝政府的一条基本方针.便是推行民族歧视，制造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尽管都是它的统治工具，但在待遇、使用上.厚薄亲疏是很鲜明的。元朝政府竭力保持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的特殊地位。”见[793]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第78页。
[46][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32—146页。
[47][44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
[48][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81—83页。
[49]鞠清远：《元代系官工匠》，载[89]《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第234—246页。
[50][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66—74页。
[51][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66—67页。
[52]灶户也是世袭职业群体，其特殊生产技能对明代税收和财务制度都极其重要。见[197]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第189—224页。但是，应该注意到明初曾采用超过80种户计的户籍制度。显然是受了元代模式的影响，王毓铨即将发表的成果已研究了这一问题。
[53][479]南希·S.斯坦哈特：《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54][431]吉尔伯特·罗兹曼：《金代中国和幕府日木的城市网》，第30—36页。该书对中国和日本历史中的城市化作了制度方面的论述。
[55][452]斯波义信：《宋代对外贸易：范围与组织》；亦见[451]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或其英译本。
[56]引自[511]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第63页。
[57]在准备写此章时，发表了两篇研究斡脱的论文。见[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