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91部分在线阅读

[5][759]李干：《元代经济史稿》，第229—243页；[364]大岛立子：《元代的匠户》。
[6][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一文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7][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8][643]王士点编：《秘书监志》。
[9][653]《元史》，卷87，第2187—2188页。
[10][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9—44页；亦见[856]《元代史新探》，第141—230页。
[11][620]宋褧（1294—1346年）：《燕石集》，卷15，13a。
[12][855]萧启庆在《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中有全面的考证。
[13][624]余阙（1303—1358年）：《青阳先生文集》。
[14]有高岩在[17]《元代农民的生活》一文中列举了有关资料；亦见[773]昊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15][625]杨维桢（1296—1370年）：《东维子文集》，卷4，9b—10b。
[16]有关元代财政的最主要论著还是[127]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亦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
[17][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11页
；[653]《元史》，卷181，第4180页。
[18][666]万斯同（1638—1702年）在《庚申君遗事》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19][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20][653]《元史》，卷138，第3335页。
[21][653]《元史》，卷38。第830页。
[22][620]宋褧：《燕石集》，卷8，13—15页；[653]《元史》，卷143，3420—3421页。
[23][653]《元史》，卷142，第3403—3406页。
[24][648]杨瑀（1285—1361年）：《山居新话》，17a。该书被傅海波译成了德文，见[115]《杨瑀〈山居新话〉》。
[25][657]危素（1303—1372年）：《危太朴集》，卷8，8a—9b。
[26][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79—80页。
[27]关于三史的修撰，见[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28]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0—81页。
[29][656]宋濂（1310—1381年）：《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648]杨瑀：《山居新话》，35a—36b。[653]《元史》，卷51，第1100页；卷138，第3366页。
[30]见[621]苏天爵（1294—1352年）：《滋溪文稿》，12a—15a；[625]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4，9a—10a。
[3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8—89页。
[32][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7页。
[33][652]权衡：《庚申外史》，19a—b。这段文字有完全不同的译文，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6—97页；[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译本《庚申外史》，第56页。
[34]关于脱脱第二任期的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5—118页。
[35]元代钱币是个重要课题，西方文字的研究力作还是[127]傅海波的《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近年的研究成果有[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36][653]《元史》，卷66，第1646—1654页。据我所知，这篇文字还没有译文，但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有简略的介绍，见第325、344页。亦见[551]杨联陞：《汉学综览》，第222—223页。
[37]见牟复礼与崔瑞德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撰写的章节。
[38]如萧启庆就持这一观点，见[195]《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3页。
[39]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4页等。
[40]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在脱脱第一次任职期间（1340—1344年）对朝政的兴趣达到顶峰，见[150]藤岛建树：《元顺帝时代》。
[41][343]李约瑟：《计时器：中世纪中国的大型天文钟》，第140页。
[42][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
[43]关于高丽对此事的记述，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31—262页。
[44]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研究成果，有[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86]詹尼弗·霍姆格伦：《尤重于财产转移的早期蒙古与元代社会的婚姻和继承关系研究》；[276]兰德彰：《蒙古统治卞金华学派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