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59部分在线阅读

在忽必烈管理中国北部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最严重的对抗爆发于1257年。事件的发端在1251年。这一年，忽必烈获得了对中国北部的宗王管辖权，他当即在河南、京兆（在今陕西）和邢州（在今河北）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使这些地区经济得到复苏。1252年，当蒙哥宣布他决定为皇帝家族分配新的封地的时候，忽必烈采纳了他最信任的儒士幕僚之一姚枢的建议，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战略要地又极富饶的渭水流域作为他的私人分地（忽必）。过了两年，在云南战役及与大汗的会面之后，忽必烈回到封地，倚仗谋士们的帮助，继续着他对管理体制改革和使经济恢复元气的努力。他在京兆进行的工作，就像在河南和邢州所做到的一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和进步，而且在1257年以前一直没有受到干扰。1257年，蒙哥对忽必烈的行为发动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大规模调查。他有理由怀疑他的兄弟试图在京兆及河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并且可能借此对汗位发起挑战。
开始进行调查的理由显然是因为有人控告在陕西存在着贪污受贿的情况。领导调查的是哈剌和林护卫军的副长官阿蓝答儿。他率领的调查组迅速地前往陕西和河南地区，查封了大批行政档案，下属地方官员都受到了严厉的审问。基于他们所发现的情况，在报知大汗并得到了准许之后，调查机构将忽必烈任命的陕西宣抚使罢免，并且迅速将他的一些下属处死。为了进一步表现大汗的权力，蒙哥命令在这个省份征收特别税。这种税在对其支付和运送方法稍作调整后，实行全额征收。
受到了这种颠倒黑白伤害的忽必烈，此时尚无力与大汗对抗。按照姚枢的劝告，他采取了惟一可以选择的行动，在1258年初前往蒙古本土，以此重申他对大汗的忠诚，并请求他长兄的原谅。后者从这一谦恭的行动中得到了安慰，虽然严格地制约了忽必烈管理中国北部的权力，但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
蒙哥先发制人的清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现在他认为事情已经结束，而且作为对忽必烈恢复了信任的表示，大汗邀请他那悔过了的弟弟协助策划并实施进攻宋朝的第二阶段的战役。[123]
攻宋与蒙哥之死
当兀良合台所指挥的云南战役看来已必胜无疑的时候，蒙哥开始认真考虑对南宋进行大规模的正面攻击。从1254年开始，蒙古人沿南宋北部边界的袭击和侦察活动增加了，同时展开了政治攻势，其目的是促使宋朝边境官员叛逃。1256年的夏天，以宋朝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大汗正式宣布了攻击宋朝的意向，并为这一军事行动的计划进行了初步的商讨。1257年初，进攻部队被派往南方，蒙哥决定亲自指挥参与此次战役的三路兵马中的一路。一年以后，大汗在前往南方的路上经过戈壁，在那里他会见了忽必烈和其他宗王，仔细检查即将到来的战役的细节。在1258年春天，蒙哥和他的军队抵达甘肃的六盘山，并建立了临时的大本营。他在这里度过了五月，为长驱直入四川做最后的准备。
尽管在忽必烈攻打大理的时候，四川曾被蒙古部分地占领过，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南宋的手中。宋的统帅调动可以利用的所有军队以加强散布在这一地区各处的堡垒城市。因此，蒙哥将他的军队划分为三支独立的队伍，然后着手一个接一个地攻陷那些堡垒。大汗作为其中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于1258年秋天攻入四川北部，通过猛烈的攻击占领了一些城市，随后到达了自1253年起就在蒙古人掌握中的利州。在检查了利州的防御工作之后，他移师前往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在那里，他将1258年的剩余时间都用来围困各城市，还接受了为数颇多的南宋官员的投降。1259年初，他挥师前往四川西部进攻雅州（今雅安），于一月将其攻克。
然后，蒙哥回师向东，挺进到嘉陵江畔的一个主要堡垒城市合州，并在其周围集结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对这座城市的攻击于2月开始，战事在整个春天和夏天愈演愈烈。但是，合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的进攻。七月，由于无法攻克此城，蒙哥下令解除包围。在留下了3000人对合州加以封锁以后，大汗派遣了大部分部队前往袭取四川南部的重庆。在此期间蒙古军的两支偏师投入了战斗，从不同的方向攻入宋的领土。当蒙古宗王塔察儿在东翼谋取淮南（今安徽省）的时候，忽必烈在1259年八月统领中路军在湖北开辟了新的战线，进攻长江中游的南宋城市鄂州。与这些战役相配合，兀良合台统军自云南南部向东北进入南宋疆域，其目标是与忽必烈的军队会师长江。
现在，蒙古野战军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发动了攻击，宋朝的防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偏安的朝廷处在生死关头。终于，他们所面对的不幸局面得到了暂时的缓解。1259年8月11日，因为痢疾，或者是因为在合州城外的山岭中被宋的抛石机击中所受的创伤，蒙哥死了。[124]他的将领们停止了在四川的行动，将他的遗体运回北方，并将他的死讯通知皇族。一个月后，忽必烈得知了长兄的死讯，他立即终止了对鄂州的围攻，同时取消了所有即将对江南进攻的进一步计划。
对宋朝来说，蒙哥之死意味着他们得到了二十年的喘息机会。而对蒙古帝国来说，此事带来了一场新的引起分裂的继位冲突，其所造成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
结语：处在内战前夜的帝国
蒙古帝国在蒙哥的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巅峰。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国的权力，并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资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对西亚及高丽的征服，把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了中国西南部，并开始了对宋的战争。但即使他有着如此众多的成就，蒙哥仍应对在他死后立即出现的倾轧和冲突负有重大责任。作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蒙哥由于在任命上的错误和疏忽，给统一的帝国播下了造成其永远分裂的内战（1260—1264年）的种子。
在这些错误中最具破坏性的是蒙哥没有在他自己家庭内部指定一个无可置疑的继承人。众所周知，蒙哥从未对继承人问题表态。他或许曾经有意暗示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有优先权，因为在蒙哥于1258年启程前往南方的时候，阿里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但如果这确实是他的意图，那么考虑不周而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昭示天下，明确他的选择，或者加强阿里不哥的权势。所以，这种含糊的状况导致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继位的权利而斗争。拖雷系的分裂进而给其他支系那些心怀不满的成员提供了一个重申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机会。
幸存下来的察合台系诸王仍然承受着因为蒙哥对他们家族大清洗所带来的痛苦，乘机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立汗国。1260年。察合台的一个孙子阿鲁忽轻易地废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领、他的堂兄弟木八剌沙。此后，对阿富汗斯坦和东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国几乎不间断地与伊朗的伊利汗国以及中国的大汗作战。
窝阔台系对于1251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样表示出了独立的姿态。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个对帝国权力表示蔑视的。1256年，他逮捕了一个大汗派来的使者，并且拒绝将其送回宫廷。当时，蒙哥大概正专注于指挥即将爆发的攻宋战争，所以没有对反叛的宗王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当继承权之争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间爆发的时候，海都尽其所能促使争端激化，希望能够使拖雷家族彻底崩溃。[125]作为窝阔台系一员，他自然认为大汗的位置是他家族的专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年）组织起一个中亚蒙古宗王的联盟，以对抗忽必烈及其继任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初期。在被迫对海都进行长时间而且代价昂贵的战争的忽必烈看来，蒙哥没有在窝阔台系的维护者们最初显露出反叛的迹象时将其扑灭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大错。
在术赤王国，也有麻烦在酝酿。拔都在1255年左右死去，他的两个短命的后裔经过蒙哥的批准后先后即位，先是他的儿子撒儿塔（在位时间约是1255—1257年），而后是他年幼的孙子兀剌赤（在位时间约是1257年）。兀剌赤死后，拔都的一个兄弟别儿哥登上汗位，同样获得了蒙哥的准许。别儿哥刚刚昄依伊斯兰教，1260年的时候，他支持阿里不哥，并且发动了对忽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战争。一些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学家[126]把别儿哥对伊利汗的仇恨归结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无法容忍在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的宗教中心巴格达发生的暴行和破坏，但是他对旭烈兀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关于外高加索的支配权。1252年，蒙哥将格鲁吉亚（曲儿只）[127]封给别儿哥，但是旭烈兀出于对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的贪心，对术赤系宗王在该地的权利置之不理。这一侮辱激怒了别儿哥，他与伊利汗的主要敌人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结盟，于1262年侵入伊朗。一个有着蒙古皇室血统的宗王为了与另一个蒙古汗王争夺而与异族势力结盟，这是第一次。
1260年的继位危机使大部分在蒙哥时代隐藏在假象之后的、蒙古诸王间的个人恩怨和领土争端迅速地暴露了。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的决定性胜利未能根除深层的分裂。充其量恢复起来的团结也是暂时的，而且非常脆弱。无论如何已经有四个独立的汗国分别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单独的利益和目标。只有伊利汗国对忽必烈保持着忠诚，依旧承认居于中国的大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即使是他们，也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时候行使着广泛的自治权。四大汗国彼此间继续相互影响，直至进入14世纪。他们都是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他们之间缔结联盟，互相攻伐，交换使节，进行商业贸易。以元朝的中国和伊利汗的伊朗为例，他们之间有着文化和科技互相影响的大量计划。但是四大汗国再也没有在某次共同的军事行动中齐心协力。进攻南宋和阿拔斯哈里发国是蒙古帝国最后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蒙古人将所有已知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之下的企图，从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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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7—22页，充分探讨了12世纪蒙古诸民族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这部分我已直接引用。虽然这一成果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
[2]关于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见[228]札奇斯钦、保罗·海尔：《蒙古社会与文化》，第19—72、245—296页；[525]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9—158页；[24]伊丽莎白·E.培根：《斡孛黑：欧亚大陆的社会结构研究》，第47—65页。
[3]见[291]拉迪·保罗·林德纳的论述：《什么是游牧部落？》。
[4][231]道格拉斯·L.约翰逊：《游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亚和北非游牧民的比较研究》，第1—19页，讨论了游牧连续运动的概念。
[5]这几点札奇斯钦作了非常清楚地说明，见[227]《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和冲突》。
[6]在[25]《匈奴帝国联盟：组织结构与对外政策》，第45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游牧部落联盟是在与游牧部落相邻的定居国家的外来刺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发展的结果（即阶级结构变化的结果）。与之相反的观点，参看[339]
S.纳楚克道尔吉：《中亚游牧民族中的社会组织及其发展》。
[7]对蒙古人及相关群体的人种起源进行最广泛讨论的，是[520]L.L.维克托罗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亦见[263]克恰诺夫，《6—12世纪上半叶的蒙古》；[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169]韩百诗：《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汉、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记载为依据》。
[8]蒙古语言及其与契丹语和鲜卑语的关系的早期历史，可参阅[290]路易斯·李盖蒂：《拓跋语：一种鲜卑语》；和[239]卡拉：《蒙古游牧民的书籍》，第8—13页。
[9]见[76]柯立夫译：《蒙古秘史》，第1—42节（第1—10页），以下简称《秘史》。关于蒙古人与突厥人及其他内亚民族起源的神话比较，见[464]丹尼斯·塞诺尔：《传说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10][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77—197页，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最详细的记载。
[11][76]《秘史》，第52节（第11页）。
[12][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9—13页，收集、翻译和分析了有关这些冲突的汉文材料的绝大部分。另外的记载，请参阅[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0，la；卷12，2a、3a。
[13]N.伊斯拉克讨论了12世纪蒙古人“国家”的状况，见[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简一菲立浦·戈理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见[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世纪）》；亦见[334]尼古拉·蒙库耶夫：《古代蒙古人简述》。
[14]有关铁木真的出生日期，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81—288页（译者注：中国学者多认为铁木真出生于1162年）。
[15]有关这一情况，见[217]弗吉克·伊索诺：《“安答”关系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