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54部分在线阅读

帝国的组织：窝阔台和贵由汗时期
成吉思汗遗产的分配和1229年的忽邻勒台
成吉思汗第一次面临继承问题是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他的幼妻也遂指出了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他所面临的许多个人危险，在她的劝说下，这位蒙古领袖决定立即解决这一紧要问题。在接下来发生的宫廷辩论中，一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他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术赤与察合台之间爆发。察合台为了实现他夺取汗位的愿望，公开对术赤的父亲血统表示怀疑，他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儿帖被蔑儿乞人俘虏一段时间后逃出来不久出生的。争吵随之发生，他们的父亲看出，很显然他们的个人不睦是不可调和的，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继承汗位。为了避免一个有争议的继承人，成吉思汗即转向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是一个折中的候选人。而对他的其他三个儿子来说这一解决方案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他们都公开庄严地向他们的父亲发誓：他们将尊重这一决定，在窝阔台即位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忠于和支持他。为了消除对这一点产生怀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后临终前又重新肯定了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权利。[53]
作为消除他后代之间紧张与冲突关系的一项补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世前的几年时间内，分配给他每一个儿子一份领地及属民。在理论上，他们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领地内，但要承认成吉思汗所选择的继承人的最高权力，积极与后者协力，进一步扩张帝国的疆界。按照蒙古的传统习惯，长子术赤于1207年或1208年的某一时间，第一个获得了他的领地——额尔齐斯河地区。依据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领地后来扩大，包括了欧亚草原西部地区和斡罗斯诸公国。其他儿子分授领地的时间不清楚，但极有可能是在13世纪20年代初期。在这次分配中，察合台获得突厥斯坦西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区西部；窝阔台获得准噶尔和阿尔泰山西麓；最小的儿子拖雷，作为他们家庭的守护者（斡赤斤），获得蒙古本土。[54]中国北部，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被包括在那时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许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权力之下的领土之一，随后传给了他的继承者。
同样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还准备在他的儿子和其他亲属之间分配他军队中的蒙古军部分。他留给他三个较年长的儿子每人4000人的军队，给其他各个亲属的军队人数更少。剩下的军队共10.
1万人则没有分配，而是划归拖雷所有。拖雷作为幼子，按照游牧习俗，得到了他父亲剩余的财产。[55]当然，拖雷把这些军队——蒙古人军事机器的核心——置于帝国的支配之下，而且至少当初他是这样做的。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拖雷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对成吉思汗家族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权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棘手的继承人与财产分配问题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国的首次权力转移在最小的争吵程度下得以顺利完成。虽然拖雷作为另一位候选人曾被提出过，但他的奋斗目标并不迫切。他被提为候选人很有可能不是为了对窝阔台进行一次严重的挑战，而是为他今后的称汗打下基础。不管怎样，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而且为窝阔台继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缓慢地进行着。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亲属和军队将领们被从帝国很远的地区招来。在汗位空缺期间，拖雷作为蒙古本土的守护者，被指定掌管国家事务，也就是说，成为监国者。[56]
当意见达成一致和准备工作就绪后，1229年秋天的某时，忽邻勒台终于在靠近克鲁伦河的阔迭额·阿赖召开。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与会的人正式向窝阔台劝进，而窝阔台经过一些礼节上和仪式上的谦让后，终于被“说服”，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称号——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区别于他现在享有“汗”的称号的兄弟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他即位的承认，窝阔台被他潜在的汗位竞争对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铁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宝座。而后，根据《秘史》的记载，护卫军和箭筒士被付予“窝阔台合罕”，即统治权力被交付其手中。即位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窝阔台向到会的显要人物分别赏赐了礼物，以示谢意。[57]
重新扩张与金的灭亡
花费了一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征战的窝阔台，以一次军事力量的冲击开始了他的时代。按照新召开的忽邻勒台所达成的决议，帝国的边界必须多方位向外大力推进。
他父亲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征服钦察草原和斡罗斯诸公国。早在1221年或1222年，成吉思汗就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术赤，但后者全然不顾他父亲如何发怒，从来没有一心一意地完成这项任务。1227年，在他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术赤死了。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过去是拖拖拉拉，现在则完全停顿下来。窝阔台成为合罕后，立即重新发动了这场战役。1229年，他派出三个新万户去清除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作好对欧亚草原西部边缘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占据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地区的东部的钦察部对入侵军队进行了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这破坏了蒙古人后来对乌拉尔山脉以西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使之推迟了好几年。
1235年，经过最高级商谈后，老将速不台率领援军被派赴伏尔加地区。1236年抵达战场后，他很快摧毁了抵抗，随后向西攻入斡罗斯和钦察草原，并于1241年以前使之降服（见地图27）。[58]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窝阔台尽责地把这一大片领土分给了术赤的儿子们。长子斡尔达分到了额尔齐斯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领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罗斯诸公国和西部钦察草原。
地图27　拔都进攻斡罗斯与欧洲
在中东也还有未完成的任务。1230年，窝阔台任命他的护卫之一绰尔马罕掌管这一地区的蒙古军队，命令他追踪逃亡的札兰丁，而后者在伊朗西部仍然试图组织一个反对蒙古人的联盟。在首先巩固了自己在呼罗珊的统治后，绰尔马罕进入外高加索，以追赶末代花剌子模沙。1231年，当这个棘手的叛乱首领被强盗杀死的消息传到蒙古指挥官那儿时，他又指挥军队攻入小亚细亚，那里原由鲁木国的塞尔柱人进行着统治。他们像东部钦察人一样，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1243年，经过长期艰难的战争后，绰尔马罕的继任者拜住指挥下的西亚蒙古军队才能够对塞尔柱人的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
在东北亚，窝阔台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见地图28）。蒙古人最初进入半岛是在1218年他们征服东北地区时。由于不能抵抗入侵军队，高丽王朝同意每年纳贡以换取蒙古军队的撤退。获得第一批贡物后，蒙古人按约撤回军队。然而，由于1225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税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1231年秋天，窝阔台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对高丽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到12月，蒙古军队包围了都城开京，迫使高丽国王投降。蒙古人对他们新臣民的要求是繁重而无止境的，到1232年夏，高丽人起而反抗，杀死了蒙古人驻在这个国家北部的监临官（达鲁花赤）。高丽统治者意识到蒙古人不久就要进行报复，所以放弃了开京，跑到黄海海岸边的一个小岛——江华岛去避难。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击，蒙古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以迫使高丽对他们统治的承认。经过1241—1247年一段时间的休战后，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1259年高丽人最终服从外族的统治为止。[59]
地图28　蒙古对高丽的几次入侵
尽管在欧亚其他地区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窝阔台还是决心完成另一项未竟事业——消灭金朝。1223年木华黎去世时，金朝已经重整旗鼓，收复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据的失地。由于那时蒙古人一心要惩罚党项人，所以被迫减少了他们在中国北部的作战。虽然在13世纪20年代后期，零星的战斗仍然在各个边界地区时有发生，但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在金朝的最后根据地河南给其以致命的打击。
窝阔台于1230年开始对金朝发起初步进攻。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到，女真人的国家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仍然能够进行有力的防御，必须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和增加军队才能给其以致命一击。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结起军队并于1231年着手实施一项新的战略计划。军队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领下在山东作战；中军在窝阔台的率领下进入山西；而右翼则在拖雷指挥下攻入陕西。后一支军队随后进入四川北部，并向宋朝政府请求允许他们通过其领土，以准备由东南向开封发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策划这次大规模的包抄行动，是为了避免去进攻控制着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难以攻克的要塞潼关。
蒙古人的借路请求被拒绝后，只好用武力沿宋朝边界打开一条通道。1232年初，拖雷的军队在三峰山击溃金军主力，而后又继续向开封进军。夏季，三支军队齐集开封，由速不台统一指挥蒙古各军。在交接指挥权后，窝阔台和拖雷都得了重病。窝阔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发作，随后又恢复了健康。可他的弟弟在到达北方后身体更加虚弱，到接近年底时就去世了。
与此同时，速不台在整个秋季加紧了对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攻势。到1233年2月，金朝皇帝哀宗逃离了都城。几周后，被扔下的士气低落的守军停止了抵抗。5月，开封的城门向蒙古人打开。金朝皇帝此刻已处境危急，他避难于河南西南的蔡州，并向宋朝宫廷请求援助，而后者想从可恨的女真人手中夺回丧失已久的领土，拒绝了金朝的提议，反而与蒙古人协商建立同盟。尽管攻势加强，但这座城市仍在继续抵抗。到1233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联军会合于蔡州城下。经过数月的抵抗，哀宗意识到无路可逃，也没有获胜的希望，于是自杀身亡。之后不久，1234年2月9日，蔡州失陷，金朝随之灭亡。
在战争的余波中，宋朝由于想从金朝的灭亡中捞取好处，进行了一次占领整个河南的错误尝试。不幸的是，宋朝军队并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久就被蒙古人击溃，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打算与他们的新盟友分享胜利果实。
行政管理的重新调整
为了统治这一庞大的和不断扩张的帝国，按照惯例，新皇帝以怯薛（护卫军）的全体成员组成他的中央行政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作为他父亲的遗产传给他的。[60]窝阔台选择了原来他父亲宫廷机构里的一个内侍，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镇海，居于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作为一个克烈人（虽然有些材料说他是畏兀儿人），他至少从1203年起就为蒙古人效力。在他早期经历中，他曾担任过一系列军事和行政职务，并且很称职。但直到窝阔台时代初，镇海才作为帝国的重要大臣而突然达到顶峰。行政机构中的许多其他重要官员，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类似的方式被起用。毫不奇怪，那时中央政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时没有多少改变。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获得了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大量定居臣民，对帝国管理机器进行大的调整成为必要。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满足于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于负责的战区指挥官管理之下，他们作为全权的军民官而发挥作用，就像木华黎在中国北部那样。外来的官吏，像在中国的畏兀儿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汉人，被用来帮助蒙古人进行治理。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征服者对本地行政管理机构与人员的强烈依赖性，他们被有计划地吸收进来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务。
为了确保这些当地的精英忠诚地服从命令和促进帝国的利益，蒙古人在重要的人口中心、从属军队驻地和附属国的宫廷设立了特殊官员达鲁花赤。在帝国早期，这些监督户口调查、赋税征收、军事征调的官员均从大汗的那可儿中挑选。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达鲁花赤是札八儿火者，他在1214年6月到1215年5月的某个时间被派到中都。[61]我们还不能确知这一官职的制度根源，但它与金朝的官职“行省”和哈剌契丹王国的“八思哈”有联系，二者的职权均与后来的达鲁花赤相类似。突厥语八思哈与蒙古语达鲁花赤有完全相等的语义，二者的意思均为“监临者”。[62]
窝阔台对他所继承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削弱战区指挥官的行政管理权力，而把这些工作移交给专职的“民职官员”，因为前者的首要职责毕竟是军事征服，而后者能够全身心地致力于财政和行政事务。1229年，他首次组建了两个这样的由民政官领导的行省，一个在中亚，另一个在中国北部。后来，一旦在13世纪40年代于中东建立起稳固的蒙古人桥头堡后，第三个行省也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汗本人对帝国定居地区的财富的最高权力，特别是避免贡物和税收被地方上的帝国汗室成员攫取。后者的利益虽然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体制下绝对没有被忽视。到窝阔台时代晚期，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习惯做法，即允许有利害关系的地方诸汗和帝国其他诸王在行省人员中派驻他们的私人代表，并在选择首席行政官员时有发言权。这样，这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由大汗领导的整个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事业。看起来，这种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结合体制，由于窝阔台和地方汗察合台之间发生了争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起来，以后才被应用于中国和伊朗。[63]
突厥斯坦的首任长官是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个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商人，1218年作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为突厥语使者之意）进入蒙古宫廷效力。从咸海到党项之间的所有定居地区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汗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家族传统；他为数众多的子孙们至少有四代一直受雇于突厥斯坦和中国的各个蒙古王室。[64]
与马合木·牙老瓦赤同时的在中国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他是出身于辽朝统治家族的汉化了的契丹人。作为有着广博知识和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禅宗的信徒。像他的先父一样，他仕途活跃，在金朝担任过多种行政职务。当1215年中都陷落时，他正在那里。三年后，依照帝国旨意，他来到蒙古参见成吉思汗。这个契丹人给蒙古统治者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他以书记官（必阇赤）和宫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为扈从。
1219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亚，直到1226年才回到中国。在汗位空缺时期，摄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区发生的一次骚乱。他很快完成了使命并恰好在窝阔台即位时返回蒙古。值此1229年，中国北部被交由他负责。[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