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46部分在线阅读

这一类绘画——在纸或绢的卷轴上的画——从哪方面讲都只是一种精英的艺术。没有哪个有身价的贵族画家肯于屈尊去用壁画装饰一个寺庙的墙壁，那是职业画匠做的事。画匠的作品也有些一直保存至今，但是正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所以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有时候，甚至想搞清创作这些壁画和其他装饰性艺术品——诸如雕刻等等的准确日期也是不可能的。
雕刻艺术的情况也一样。与日本的境遇不同的是，中国的雕刻主要是由那些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创作的。考虑到当时中国北方修建的大量佛寺和道观，其中必不可缺的装饰和必需供奉的塑像，使这一时期的雕刻作品，为数颇为可观。在此之前的辽朝曾经赞助佛教，并使佛教艺术繁荣起来，金朝建立后这一势头仍在继续发展。金朝雕刻有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就是经常运用大理石等石料，而在南宋却完全见不到相似的石雕。在风格上，宋朝的传统在中国北方一直被保持着。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对唐朝艺术那种质朴和拟古风格的竭力模仿，这种模仿之成功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商人常常将金、元乃至明朝时的中国雕刻艺术品充作唐代的作品。另一种则更趋向于生动、无拘无束和流畅，有位艺术史家将其誉为“富于想像的巴洛克式艺术”。[71]
1949年以后，一些金朝祖先墓葬中的石雕以及建筑被陆续发掘、发现并且在中国考古学的杂志上发表，因此，出版由艺术史家以学术性的方式来撰写的、能够准确划分日期或年代的更有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品全集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了。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今天北京有些颇为壮观的建筑，是在金朝时修建的。就我们所知，带有美丽景色的花园和湖泊的皇宫遗址建于1179年，原是金朝的夏宫，每当一年中最炎热的几个月，世宗和章宗总是在这里度过。忽必烈统治时期将金朝这个避暑胜地改建成元朝皇帝冬季居住的宫殿，而且从此便成为紫禁城的一部分。[72]总之，金朝并不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不过，如果我们将金朝时中国的艺术作如下描述的话，也许并不为过：它是保守的、传统的，但也因此而使唐和北宋初期的艺术风貌得以长久地保持了下来。
宗教生活
早在立国之前的渤海国时期，女真人与佛教就已有过接触了。10世纪时女真的酋长阿古乃就是一个佛教徒，他是被金世祖称为“始祖”的函普之兄。女真人进占辽朝故地后，便与从辽宫廷得到大笔赞助的繁荣的佛教不期而遇。这深刻地影响到女真皇族对佛教的态度以及金朝政府的政策。在皇族中，几乎没有哪个皇后和妃子不好佛事，世宗的母亲在晚年甚至出家当了尼姑。世宗本人年轻时也一度受到佛教的吸引，只是后来又多少有些疏远，但他却仍然对佛寺和僧侣予以资助。章宗也是如此。
金朝皇帝对于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官方佛教的尊崇程度，可以用他们的捐赐来衡量。无论世俗的和佛教的文献都经常记载寺庙和僧侣所受的捐赠，这些赠品的数量往往颇为可观。海陵王曾一次赐予诸寺僧侣绢500匹，其他纺织品50匹，银500两，但这如果与世宗的捐赠相比，就算少的了。世宗在1185年曾一次赐给寺庙田2000亩，栗树7000株，钱2万贯。除了赐钱以外，寺庙也常常得到农田，致使一些宗教社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同样，寺庙还拥有为数大量的奴隶（前面已提到他们要加倍付税）。
世俗百姓获取宗教功德的另一个方式是供养僧侣，这也被金朝宫廷所实行。将度牒赐给僧侣也属捐赠的一种，因为想要得到僧职的人数是有限制的。有时候，皇帝可以凭其特权在一个典礼上一下子赐予几千名僧侣度牒。朝廷的这些赞助方式，也被其他女真贵族和有钱的汉人纷纷效法。
但是另一方面，皇室对佛教（还有道教）的赞助也是与严格的国家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点上金朝效法的不仅仅是辽朝，更是以往大多数汉族朝代的做法。辽朝早在991年就下令禁止私度僧尼，金朝在1130年重申了这一禁令。像宋朝一样，金朝的立法中也包括了关于为僧尼授予僧职的详尽的规定。[73]初学者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得到度牒。考试内容是从佛经中选出的五部，以能阅读百字为限，这些佛经都选自大乘佛教的经典，包括一直很普及的莲华经。每次放度的人数仅限于80名，1190年以后，考试又被规定为每隔三年才举行一次。
就这样，金朝存在着一个与官僚机构相类似的由国家控制的僧侣阶层。在其每个行政管理单位官方选择一个道行高的僧侣来做僧官，他任期仅为三年。凡在他所管辖的地段，如僧尼犯有较轻的过失，这些僧官有审理的全权，但如罪在杖责以上，就必须送交僧录都纲司审理了。国家控制的另一个内容是不得到官方许可，任何人不准私建庙宇。国家之所以要施行这些限制和控制，都是基于这个事实，即僧侣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当面临危机国库急需钱财的时候，国家也握有将度牒广为抛售之权。据载，这种情况首次出现于1160年海陵王准备大举伐宋之时。当时一张度牒的卖价在100贯到300贯钱之间，这是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
在金朝占主要地位的是汉地佛教，在这点上它继承了北宋的传统。在金朝的佛教僧侣中似乎看不到有与吐蕃、中亚以及印度等佛教中心进行接触的迹象，也看不见有哪个金朝的虔诚僧侣曾到佛陀诞生和宣教的圣地去取经或朝奉。同样，似乎也没有外邦的僧侣来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说法。只是曾有一名印度高僧于1130年到五台山去传教并表演过奇迹[74]，这个事件显得很孤立。这个僧侣好像属于密宗的信徒。在金朝，最繁荣的教派是禅宗和净土宗，在中国，这二者曾长期作为正统的和可以接受的教派（不像有些教派）而为官方所承认。
金朝对于佛教思辨哲学的贡献微乎其微，没有从梵文翻译过来任何一部新的经典，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金朝的佛教徒的著作被收入明藏（就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那一部）之中。但这并不是说金朝在佛教理论方面是停滞不前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就是在佛教僧侣中间，也存在着一种三教融合的倾向。其领袖人物是行秀，以万松老人而闻名于世（1166—1246年）。他对佛教经典、儒家学说和道教思想都同样精通，并且颇得金朝宫廷的赏识。他有一些作品存世但并未被收入明藏之中。耶律楚材曾在佛学方面师从于他，另一位不平常的居士李之纯（1185—1231年）也是他的门生。李不仅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作家和诗人，也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鸣道集说》中，收集了儒教和道教作者的文章，用以表示他们的教义与佛教的基本教义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兼通的东西。这可能是表现金朝知识精英之中宗教思想概貌的最突出的例子了。[75]
在金朝，俗界的以及未得皇室资助的好佛者也致力于刊印藏经。1148—1173年期间，金版大藏经在解州（今山西）雕印完成，资金是由山西和陕西虔诚信徒发起征集的。该藏经收集了佛典7000余卷，其中的5000卷左右于1933年在解州一个佛寺被发现。[76]
与在官方学派和宫廷中奉行的佛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生机勃勃的宗教教派的运动。有些教派诸如白云宗和白莲宗，属于中国神佛救世活动中的一个教派，一直持续到19世纪。也有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摩尼教派的影响（白色经常被与摩尼教徒联系起来）。有身份的僧侣和官方都将这些教派视为非正统的邪教。1190年还曾有一个教派被官方所禁，可能是属于密宗，因为它的信徒崇拜毗庐遮那，神秘的五行毗庐中最高的一位。[77]
但是，在所有被禁的教派中，最活跃的因而也是最遭迫害的教派，似乎要算头陀教。头陀是梵文dhūta的音译，意思是“奉行教规”，似乎这一教派有一套自己制定的特殊的仪式和戒律，而要求信徒必须遵守。这个教派在金代被视为异端，到蒙古统治时期更被视为邪教的一种。可惜的是我们对于它的思辨智慧和教义背景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对头陀教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与它敌对的一方。[78]他们谴责头陀教捣毁佛教的偶像，虐待僧侣，败坏道德，甚至还毁灭孝行。但是除了如他们所指出的这一宗派在履行崇拜和信仰的方式上使他们不满以外，这些责难并不能说明什么。头陀教中很多信徒来自工匠和商人阶层，他们之所以遭受迫害（于1188年被驱逐），可能是因运动中的平等主义倾向引起的。他们在僧界和官府的敌人用“糠孽”的称呼来强调对他们的轻蔑，这个词可以被解释成“讨厌的瘟疫”。无论如何，这种带有恶意的宗派主义，是金朝统治下中国北方的宗教尚有活力的证明，同时，这也是各阶级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表现。
金朝也存在着由僧侣领导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起因，有一些可能是官府对宗教的过分控制激起了僧徒的怨恨。其他一些则可能出于民族仇恨，打击目标是女真人的统治，但是这些都仅限于推论。以神佛救世为号召的教派起义，崇拜的主要是弥勒佛，宣称弥勒将成为千年佛祖降临，这些教派起义从5世纪以来便在中国断断续续地爆发，在金朝有时也爆发过。虽然1161年发生于河北的一场起义可能是为了反抗国家因准备伐宋战争而在民间进行繁苛的征调，但1171年在河北和山东西部爆发的起义则肯定是宗教性质的，其理论源于对莲华经中一个片断的奇特解释。[79]
至于道教，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区别，一方面是国家对这一宗教的宽容与控制，一方面是民间普遍的宗教运动被视为异端。国家用对待佛教僧尼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道士与道姑：度牒由官府监督发放，举行考试，将道士按不同等级分别予以审判权等等。所有这些都与宋朝时相应的规定并无不同。甚至考试入门者的五篇文章也与宋朝的一样，采用《道德经》和《道藏》中的另外四篇文章。不过，人们对道教的热情恐怕要普遍高过佛教，在12世纪期间的中国北方，还有几个新的道教宗派出现。北方的道教与南宋的毫无联系和交往，在南方，繁兴的是讲究符水咒法的天师（道教宗派）一派。北方的道教学派始终是相当独立地在发展。
道教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宗派是全真派。[80]它给当时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直到元代，全真道的一些教主还以创造奇迹的圣人形象出现在杂剧中。这本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这个教派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奇特的人物。全真道的创立者王喆（1112—1170年），山西人，考进士科落第之后，孤独一人沉思冥想，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年。由于他独特的举止，有时也被人称为“狂王”。1167年他到山东半岛东北部的山中居住，吸引了大批信徒。我们这里有必要指出，他和他主要的学生都受过教育而且出身于中产阶级。全真教中没有一个教主是无产者。继承王喆衣钵的人是丘处机（1148—1227年），他成为全真教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同时也的确是中国金朝时最著名的道士。他的著名是因为1219年他与成吉思汗的那次会晤，由此而使道教在蒙古统治时期得以享有特权地位。丘早就是重要人物，是以“长春”一名而广为人知的。1188年时，他甚至还被金世宗召入宫中接见。
虽然从根本上看，全真道是属于道教的，但我们在它的教义中还是发现了强烈的三教合一的因素。它从三教中各选一篇编在一起，以启示人们认识基本的原理：从儒家选取的是《孝经》，从道家选取的是《道德经》，从佛教选取的是《般若心经》，后者是大乘佛教中《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简明读本。该教以少私寡欲为主，修行方式有集体持斋，控制肉体的欲望，戒酒戒肉戒女色等，认为这一切能使人正心诚意。该教还讲究“识心见性”，认为这是使灵魂得到拯救的必经之路，必须由此才能觉悟而成“真人”，才能摆脱世俗的羁绊，进入天人的境界。在全真道中，是将自我禁欲和自觉领悟看作得到拯救的最根本途径，而不是像道教其他学派那样重在从事化学的炼丹和念咒画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人们也许会以为，成为一名高士需要严酷的修炼，肯定令人望而生畏，而不是被引诱，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教派周围却很快就聚集了大批的信徒。这个长春教派甚至发现在社会精英阶层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据说曾有个沉迷于这一教派的信徒，竟成为身居高位的女真贵族们的“全真师”。[81]
这个新教派终因其狂热而受到人们特别是佛教界的怀疑，1190年长春教被正式禁罢。但是这一禁令并没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当金政权在蒙古的侵犯之下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教派甚至又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一个社会普遍动荡不安和混乱的时期，它所指出的获得拯救的道路似乎能够使人们逃避开阴暗的现实生活。有人想将全真派说成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说它是对女真人及其统治在精神上的一种抵抗。[82]即使确有其事，这种抵抗也是基于不合作和自愿退隐之上的被动反抗，而不是那种积极的一触即有可能引发一场武装斗争的运动。
从长春教诸多教主留传下来的著作包括诗词中，也可看出这一教派浓烈的文人气息。长春派道士对于中国文学价值的不朽贡献并不亚于官方学者的贡献。长春派道士的著作已全部收入15世纪所辑的正统《道藏》之中。[83]
多亏了长春道诸教主的文学活动，我们今天才能充分地了解到这个教派的全部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非正统教派就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使我们了解其历史，12世纪的中国北方还存在着太一教、混元教、真大道教等等道教教派。其中太一、混元二教的活动曾于1191年一并受到限制，真大道教则一直秘密活动于地下，直到明朝才再次出现，然后又再次受到当局的迫害。[84]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金朝的外来宗教。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和景教的情况一无所知，虽然这些宗教都曾被外国人带入到中国北方并被他们所奉行。不过，我们却有证据说明金朝时曾存在过一个犹太人的群落。1163年犹太人曾在开封建立过一个礼拜堂，15世纪有碑铭记载了这一事实。据我们推断，这些犹太人是从中东（波斯）经由中亚旅行商队所走的道路，而不是跨海进入这里的。[85]
结论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本章对于金朝历史的叙述，相对于这个朝代很短的存在时间，可能是显得太长了。但是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或地区，也包括金朝都同样真实的是：只要深入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有意义的有时也相互矛盾的细节，丰富得令人惊异，结果使得人们无法对“中国”作出概括；事实上在12和13世纪，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对金史进行的每一次研究因此肯定都是对一个区域的研究。再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来看，金朝在有的方面属于过渡时期；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宗教和俗语文学等领域，属于无先例经验的时期；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属于保守主义的时期。要想决定哪些特征更强些，是变革的还是保守的，是很困难的事。
固守传统的人的确曾更多地表露出了一种想让北方从统一中分裂出来的感情。一旦女真人打算放弃对南方的征服企图，一种渴望安定的感情确实曾在知识精英中间普遍扩散。奇怪的是这里根本谈不到对于南方，对于汉族建立的宋朝的背叛。在金朝及其他的统治精英中，似乎已培养出强烈的以他们自己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金朝在1206年以后对与宋那种以冲突为主的局面的令人惊讶的克制，在一心复仇的宋和不可战胜的蒙古之间的夹缝中求得国家生存的能力，也许多少可以用金朝认为自己的统治是正统的感情的日益增长来解释，这种感情肯定是构成官兵忠诚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宁死不降。
金于1203年颁土龙法，宣称以五行中的火为德运的宋朝从此让位于德运为土的金朝，以这种方式确定自己在汉族王朝更迭中的合法性。[86]从今天人的感情来看，这可能显得像一场愚蠢的投机，但是对每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它的含义却深远得多：最迟到1203年，至少在女真人自己眼中，他们所建立的金朝已经完全汉化，已在最高层面上成为正统王朝那连续不断的链条中的一环。这个最高层面，说得纯粹些，就是天道运行的层面。为了达到这个认识水准，女真人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也就是在这个世纪，金朝走过了从一个愚昧的部落社会到国家的全部道路，而且这个国家，即使以汉人的尊卑秩序来看，也还是完全正统的。现代历史学家也许不再将女真人仅仅看成是打乱中国历史进程的野蛮人了。毫无疑问，金朝取得的成就，以及金朝知识阶层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真正价值的自信，都赋予文化以更多的活力。当蒙古人的进攻把一切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他们却能使中国的生活方式永久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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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伯希和考证了女真族名的各种写法和读音，见[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76—390页。
[2]刘应（1651—1737年）发现了这一点，见[521]《鞑靼史纲》，第288页。
[3][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第235、246—251页。
[4]这条河也因此而被重新命名为ancuqu，这个词在满语中为ancun，义为“耳环”，有时也引申为“金”，但这个“金”与满语中的aisin亦即“金”并不相干，后者是满洲皇室的姓Aisin
Gioro（爱新觉罗）的组成部分。
[5]关于早期辽金关系的细节，见[120]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
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第151—166页。
[6][645]《辽史》，卷28，第336—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