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41部分在线阅读

1215年春，万奴也叛金独立，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像几乎所有此前中国的国号一样，它并非出自于地名（金本身也是如此，虽然金这个字是五行之一，所以可能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道教的著作中，“大真”是对“金”的一个高度文学化的表述。不过，这个国号主要的意义还在于，万奴认为自己是金朝衣钵的真正继承者，为强调这一点，他还采用了金的宗室姓氏——完颜。国号中的道教含义，以及万奴政权种种其他特征都是受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汉人王浍影响的结果。王浍祖籍为今天的沈阳，是个算命专家，注释过《易经》，同时还是个道教信徒。虽然他过着隐居生活，但他的足智多谋早已声名远扬，因为远在1190年之前，金廷就曾要召见而被他所拒绝，1215年当宣宗又召请他并以高官相诱时，再次被他拒绝。可是，他却成了万奴的主要谋士，而且一直为万奴出谋划策，直到九十多岁。
万奴看到，东北地区中部那些平原地区都已被与蒙古联盟的耶律留哥牢牢控制着，他毫无重获的机会，便转而向东部并且向北部求发展。他的疆域位于东北地区东部的山林地带，处于松花江的前上京地区也在其间，因而万奴的疆域与高丽接壤，他肯定很想朝这个方向扩展他的势力，但他对高丽的侵略并没有取得稳固的成果。大真国存在了大约18年，直到1233年蒙古人征讨高丽时，才一举将它灭掉，万奴也被蒙古人所俘。万奴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堪与山东的反叛者李全相比：二人都在远离金朝中心的边境地区自立为王，都曾想在蒙古人进兵之时乘机独立，但时而又在名义上与蒙古人联在一起。
东北的丢失，先弃与留哥，次丢给万奴，最后又陷于蒙古，是对金朝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对于仍然留在中国本土的国家来说，这割断了他们与那些饲养牛马的主要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割断了他们与真正可以依赖的纯粹的女真人的联系。而像1215年的那种情况，金丢掉的不仅有河北北部那些盛产粮食的地区，还丢掉了他们的骑兵所赖以获得大量马匹之地。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遭受了这些可怕的、毁灭性的打击，金朝却还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好几年。其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从1219年起，成吉思汗兵锋所向，是向西去攻打西亚；另一个原因则很可能是出于对蒙古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忠于金的女真人与汉人团结在了一起。
金朝的覆亡，1215—1234年
1215年事件使金朝的领土缩小到仅限于黄河周围地区，它成为被几个政权夹在中间的缓冲国，这几个政权有蒙古、西夏、山东李全的红袄军，当然还有南边的宋。虽然金的战略形势似乎已经绝望，开封的金廷却还是想以向南发动一场伐宋战争来补偿北边的损失。1217年，金决定向淮河的宋境发起进攻，但这一次，金兵却再也不能像1206—1207年那样深入地攻入宋的领土了。何况西夏也同时从西部边境向金发起了进攻，在这一边金朝倒是还能将入侵者击回去。紧接着的，就是为争夺淮河边境城镇而引起的一连串不分胜负的混战。金朝开始一再地呼吁议和（其间总有想让宋继续交纳岁币之意），但到1218年，宋甚至连金朝的使节进入宋境也不再允许了。金于是又向宋发动了一场战争，这次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胜利，在战略上却毫无建树。
与此同时，由成吉思汗手下最能干也最受倚重的统帅木华黎（死于1223年）率领的蒙古军队，毫不放松地在军事上向金施加压力，兵锋主要指向山西，攻陷了战略要地的太原城（见地图21）。宣宗似乎有过再次侵宋的计划，因此试图与蒙古磋商议和。1220年，金遣侍郎乌古孙仲端为使节去谒见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当时正设帐于河中。金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承认蒙古为长兄之国，双方从而停止采取敌对行动。这种想把成吉思汗的政权也纳入那个从10—11世纪就一直存在于东亚大陆诸国中间的子虚乌有的亲戚关系之内的企图，这次遭到了失败。金朝派到蒙古的第二个由女真贵族担任的使节同样也未能成功。这一次，成吉思汗命人向金提出，要宣宗不再称帝，而在蒙古国之下称河南王。但金拒绝了蒙古人所赐给的这个王的称号，和谈就这样于1222年宣告破裂。
地图21　木华黎的对金战役
宣宗死于1223年，皇位由他的第三子宁甲速（生于1198年，汉名守礼、守绪，1223—1234年在位）继承。这就是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庙号哀宗。他在位的十年间亲眼见到了金王朝和女真统治的覆亡。哀宗登基的时候，他的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所有黄河以北地区的实际控制，除河南以外，前金朝所能控制的领土已经只剩山东、山西的一部以及陕西了。
木华黎既死，成吉思汗本人又远在西线，蒙古军队的进攻与袭击便多少失去了以往锐不可当的气势。在哀宗即位之初采取的几个行动中，其一就是与宋议和（1224年），金朝正式放弃了对岁币的要求，宋则同意不再采取敌对行动。同时，在新年与皇帝生辰时互派贺使的做法也被中止了。这意味着除了偶尔几次的干扰（1160—1165年和1206—1208年）之外，左右了宋金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正式外交关系的结束。至于对西夏的关系，哀宗更倾向于调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西夏不断在边境上引起冲突，其中颇有些是得到蒙古援助的。1224年金与西夏的和谈开始，1225年9月签订了和议，金同意与西夏约为兄弟之国，在外交往来时各用本国年号，这个和议使西夏的地位有所上升，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金的藩国了。边境贸易也开放了，这对金来说事关重大，因为既然东北的牧场已经不再为他们所有，他们骑兵的马匹现在只得大部分依赖于从党项人那里输入了。而党项人曾自行停止将马匹从陕西边境输入金国，则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他们本身正遭受蒙古再次进攻的结果。金的一方，已经放弃了采取扩张主义政策的一切希望，只要在现存疆域内能够保持稳定就已经满足了。在镇压山东红袄军的战争中，他们甚至也获得了一些局部的成功。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征伐西夏的战争尚在进行。哀宗想通过遣使吊唁的方式与蒙古和解，蒙古人却不肯在大帐接见金的使节。西夏与金的外交关系已于1226年中止，西夏宫廷所遣的最后一个使节是1226年11月6日到达金朝都城，去通告西夏国王死讯的。四周之后，金廷按常规尽责地遣使前往哀悼，但因蒙古对西夏的进攻，而未能进入西夏的领地。西夏于1227年灭亡，加上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的死，使金朝得以从蒙古人的压力下享受到一段短暂的喘息时期。
新继位的大汗窝阔台开始实行他灭金的作战计划，而金尽管屡遭重创，却还在顽强地坚持抗击（见地图22）。1230年和1231年，窝阔台组织大军攻打金朝都城汴（开封），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窝阔台亲自率领出山西，另一路由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率领进入陕西。战略目标是从南北两路对开封进行钳形夹击。两路军队于1231—1232年冬会合之后，统一由速不台指挥。速不台智勇超群，十年之后，他使加利西亚和匈牙利都在蒙古军队的铁蹄下发抖。虽然金朝统帅调动了3万士兵驻守黄河北岸，以保卫黄河滩畔的都城，但蒙古军队还是在1月28日渡过了黄河，2月6日，第一支蒙古骑兵就已经出现在首都的城墙之下。同年（1232年）4月8日，也就是在勒令金廷正式投降并送交人质之后两周，蒙古人开始围城，金廷则竭尽全力动员起全城的成年男子进行抵抗。在蒙古人要金投降的两周之内，金朝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设法与蒙古人谈判。在1232年夏天，又进一步进行了几场和谈。可是7月24日，当两名金朝官员在蒙古使节唐庆下榻的寓所将他和其余三十多人一并杀死之后，这一切和谈的努力便都彻底结束。发生了这次叛逆事件以后，蒙古人的攻势重新凶猛起来。
地图22　金亡，1234年
被围困的国都，形势混乱而绝望，1232年夏天爆发的一场传染病更是雪上加霜。为应付紧要关头之需而贮藏的物品很快告罄，尽管国家无情地强制征调百姓的粮食，城中却仍为严重的饥馑所苦。一部记载首都被围期间情景的笔记至今仍存，作者是位曾在金朝做过官的汉族文人，所记之事为他所曾亲历。[20]他的悲惨描述为人们提供了当时政府完全陷于无组织状态的证据。一边是走马灯似的相互任免、升迁和处决有叛国嫌疑者；而另一边，则令人惊讶，城市竟然还能固守，女真和汉族的军士们有能力在蒙古与汉人联军的攻击面前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开封的围城之战对于研究军事史的学者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双方都运用了火药，即使还不能以投射器将其发射出去的话，肯定也能靠人工将装填火药的火器投掷出去。开封的守城军士用这些弹药掷在人和马身上，具有致命的杀伤效果。还有一种据说是由汉族工匠发明的武器，称为突火枪，以硬黄纸16层叠在一起成筒状，长约60厘米，然后将柳炭、铁渣、磁末、硫磺、砒霜之类混在一起紧紧填装进去，以绳系在枪头，军士各带一个小罐，里面藏有火炭，临阵时点燃，火焰可冒出枪端三米多远，无人敢于接近，到药烧尽时，枪筒也不会损坏。[21]
是年冬，哀宗决定趁机离开都城。在一大群效忠于他的女真和汉族大臣扈从之下，哀宗于1233年2月26日抵达河南归德，随后又出走，当年夏天，亦即1233年的8月3日，哀宗逃到蔡州，将其作为立脚点。首都就这样被丢给了守城的将士们。其中的西面元帅崔立筹划着投降蒙古，以使首都也使自己免罹灭顶之灾，因为开封一旦被蒙古人攻陷，结果必然导致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城。崔立将仍然效忠于已经出奔的皇帝的文武官员统统清洗掉，5月29日，向速不台的军队打开了城门。虽然蒙古军队还是按照“常规”在城内抢掠，但似乎为时不久，他们就允许城内居民和北人之间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了；城里人把他们仅余的财产、贵重物品和银子都拿出来换取从北方运来的米和谷物。不过，屠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五百多名完颜家族的男人被带出城杀掉。而崔立，他可能曾幻想过在汉蒙联合的统治层中得到一个高位，却并没能享用到自己的妙算所结的果实，一个被他侮辱过妻子的部将将他暗杀了。
开封虽然失守，但蒙古人要给金帝国的残余以最后一击，还尚需时日。哀宗的处境如此绝望，以至他只能遣使到宋，想让宋给他一些粮食。他的使节向宋指出，蒙古人是最大的危险，金一旦被灭，立刻就轮到宋。当然，宋朝将领们不仅拒绝给予金朝任何援助，而且继续与蒙古联兵准备攻取金朝最后的营垒。但即使这样，当1233年12月蒙古军队的进攻开始之后，蔡州这个小城镇也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哀宗曾企图从蔡州出逃，但未获成功。他将“皇位”让与一位远亲，然后自缢身亡。这位金朝末代皇帝最终于1234年2月9日蒙古军队破城之时死于巷战之中。[22]完颜氏建立的金王朝由此宣告结束。而宋朝至此也大仇得报。但是正如金朝那个使节所曾警告的那样，他们因此而相邻的，是一个比女真人更为可怕的对手。
一个朝代的灭亡，总会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他们总是想以道德的沦丧来解释一个国家的覆亡，这种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就是儒家的伦理。但是对于金朝的灭亡，在这点上却没有多少话好讲。即使是正统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忠”这一基本道德一直到金朝的最后阶段也仍然存在着，虽然也确实有叛徒和投机者，但无论官员和士兵，无论女真人还是汉人，即使到了最危急的最后关头仍保持忠贞的人数之多是令人惊讶的。
行政体制
金朝的兴起、衰落和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制度沿革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固有的女真传统，从辽朝继承下来的统治方式以及汉族（宋）的影响等因素交相作用，构成了金朝的政权和行政体制的复杂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朝代中，引起政治制度进一步变革的，又往往是迫于政治形势的结果。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使金朝的制度史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领域，以致我们在这里也仅仅能够勾画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轮廓。
从部落会议到汉制的政府
建国前和建国初，女真的政治制度尚处于早期形态，它与高度等级化和部门化的汉族官僚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下文就是对金建国前女真政治制度的描述：“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23]
即使在阿骨打及其祖先们已经称霸，并将一度反抗过他们的诸女真部落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下之后很久，我们还能找到许多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的特征，特别是在有关军事的事务上：
自主将至卒皆自驭，无从者。以粟粥燔肉为食，上下无异品。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将，任其事。师还，有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众以为薄，复增之。[24]
这些半平等主义习俗的痕迹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的。在此之前例如阿骨打就不曾指望大臣们在他面前磕头。而金朝早期的统治者，则根本不知道在汉族的等级思想中皇帝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明确地说，金熙宗和海陵王统治时期不断加强的专制不是别的，就是采用汉制的结果。甚至晚到1197年，当金的国家机构已经完全采用了汉制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模仿古老的部落会议议事方式的奇特现象。在朝廷一次有关是不是应该对蒙古人发动进攻的讨论中，曾在大臣中运用了投票决定的方式，官方史家对这次表决结果的忠实记录如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25]
从另一方面看，只要这个政权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某种方式的中央控制便成为必须。这里说的扩大，有时通过外交接触，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开辟新的领土。阿骨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了可以称作是最初的官制。这些臣僚，汉文译作“勃极烈”，女真语是bogile。这个词，后来在满语中作beile（贝勒），专指清代皇族的爵位，满族人将它一直用到20世纪初。bogile的本意似乎是“头目、酋长”，早在女真开国前就已被使用，因为1113年当阿骨打从长兄那里继承王位的时候，就被称为“都勃极烈”。
阿骨打以“都勃极烈”这个头衔，取代了辽朝按惯例赐予他的节度使的荣誉称号，而“勃极烈”一词也由于为他所用而身价倍增。这个头衔的身价之高，还有一个事实可证，那就是只有完颜部落中属于皇帝近亲者才可以得到。1115年，金朝曾立过形形色色的勃极烈，通常在这个头衔之前都冠以gurun一词（汉文为“国论”），即“国”。居首者是大勃极烈，由推定的皇位继承人担任，其下的勃极烈有“诸部统帅勃极烈”、“第一勃极烈”、“第二勃极烈”、“第三勃极烈”和“副勃极烈”等，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女真语（以汉语音译）和汉语意译翻译过来的。
副勃极烈的官阶要低于其他的勃极烈，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多为战争时临时赐予。从目前所存的名目繁多的勃极烈名称可见，由于作用不同，当时在勃极烈之间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总的来看，诸部统帅勃极烈是主管政治事务的首领，而第二、第三勃极烈则是他的左右手。还有一种勃极烈，其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外交事务，称为“乙室勃极烈”（这个词的前半部分还无法解释）。虽然可以将这些差别看作是建立一个特殊化官僚制度的开端（所有的勃极烈都有他们的部属），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把这些勃极烈当作是官衔可能是个错误。它们远远更有可能是颁给某个人的一种待遇，因为有的勃极烈在就职者亡故之后就被取消。勃极烈制度曾有过许多变化，在它的后期阶段，即使在名称上都能明显见到汉族的影响，所有的勃极烈，在太宗死后不久（1134—1135年）就都被废除了。
迄至此时，女真人的统治不仅已达到辽朝故地，还达到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河北和河南。于是如何来统治这样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而这些民族又各自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便成为他们面临的一个难题。从数量上说，汉人当然占据了大多数，其中既有原来辽朝的属民，也有新征服地区的百姓。一开始，女真人是按照契丹辽朝的旧例对他们进行治理的，契丹制度的明显特征是它的双重性：对于契丹部民和与他们有关的部落，继续采用固有的部落组织来管理；对于汉人，则仍将他们置于主要是从唐代沿袭下来的那套汉族的行政体制的管理之下。
金征服了中原之后，便也建立了类似的双重性的制度。女真人被组织在自己的单位中（猛安谋克，见下节），而对于以汉人为主体的新征服地区，则于1137年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官署，称作“行台尚书省”。这个官署从1137年一直存在到1150年，1200年以后又曾作为一种军事上的权宜机构而重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沿袭了金朝的这个机构，并将其演变成一套健全的行省制度。由此可见，“省”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单位，可以往前回溯到金朝，此后又历经元、明和清几个朝代，一直到1911年民国成立之后。行台尚书省这个名称中的“行”一词，表明了它最初的可变动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像中国一般的地方行政单位那样，明确地设置于某个固定的城镇，而只是被设置于当时认为政治上适合的地区。此外，这个官署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从属于尚书省，因而也就成为中央制度下派属的一个部门。女真人在对新占领的地区和人口，从一般性统治向更为集中的管理方式转化的过程中，就是通过所创建的这一制度，朝着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个官署所掌握的许多职权中，有一项就是通过科举考试，为官僚制度选拔人才。建立于1136—1137年的大齐国的崩溃，为齐国那些文官打开了进入金国的新官僚机构的途径。不过，女真人中的特权阶层，仍然把持着统治大权。
尚书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早在1126年就已在东北的上京被设立，那时金对宋战争的胜负还未见分晓。尚书省很快就发展成一个完备的而且是最重要的行政官署，在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它都是主要的决策机构。尚书省的名称与它下属的各种机构的名称一样都用汉文，其执政官员大多数是皇族和其他女真贵族，后期也有些契丹人、奚人和很少数的汉人、渤海人在这个官僚机构中担任了较高的职位。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左丞相。在这个官署多年执政的16名官员中，有不少于11人出自完颜宗室，4人来自其他女真部落，还有1人是渤海人。而右丞相一职，曾一连五任由皇族出任，两任是其他部落的女真人，两任是渤海人，三任是契丹人，还有两任是汉人。但在尚书省品级较低的官员中，契丹和汉人却占了很大的比例。[26]皇族在决策机构中占据如此优势的现象是很有趣的。对比那些汉族王朝如唐、宋的统治惯例，皇族中即使有人能够成为最高级官员，也是非常罕见的。
女真人认为，比起儒家那些抽象的有关伦理道德的准则，他们部落联盟的忠诚，对于金朝是远为有力的保证。至于在金朝的政治机器中存在已久的贵族政治与汉族官僚机构之间的敌对，其最后解决的结果肯定是对贵族政治和部落派系有利的，至少在最高的决策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