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29部分在线阅读

在李继迁与宋朝交界的南部边境沿线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而且种族不同的吐蕃—羌人集团，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项部落。对李继迁来说，更为棘手的是解决好这些部落的问题。这里的部民被内部倾轧和相互冲突的臣属关系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许多首领长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礼物，故而他们在宋朝与李继迁的关系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帮助宋朝攻击李继迁。[29]但是这些部落与宋朝间的这种脆弱的臣属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它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来重建。这样就使党项人在争夺部落属部的斗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尽管如此，与宋朝政权的富足和强大相比，李继迁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而他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结合成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牢固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边疆官吏的暴虐统治的斗争中，李继迁以自己的氏族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与此同时，他还与他们结成联姻关系，以权力和劫掠作为诱饵，所有这些，都是李继迁用以保证他们臣服于自己的策略。李继迁本人在强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选择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内”氏族之一。野利后及其氏族在西夏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他们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与萧后氏族在契丹国的地位相当。[30]
李继迁与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联姻关系。986年，李继迁表示归顺辽朝，向辽请婚。989年，他如愿得到了辽公主，并在990年被辽帝册封为“夏国王”。[31]与辽新结成的联姻关系，给西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对党项人来说，臣服辽朝从来也没有妨碍过他们与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党项与辽的联姻，在三方关系中不断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猜疑和争吵。而且，居住在辽朝边界以内的党项部落也成了西夏、辽两国间多年摩擦的根源。1004—1005年，在与宋朝缔结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之后，契丹可以从容考虑在与党项人争夺河西贸易的控制权和对回鹘附庸国的支配权造成的威胁了。然而对于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而言，党项与契丹名义上的联姻关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时宋朝并没有对党项采取敌对的态度，也没有向鄂尔多斯边界地区派遣大批军队，而是依靠劝说、施加经济压力和威胁来保持与党项的关系。通过在边界地区战略要地设置要塞，通过“抚绥”边界地区宋朝管辖区内非汉族群落的造反，通过鼓励与吐蕃和回鹘的进贡贸易，宋朝很轻易地利用了党项部落的分裂局面。其实，宋朝与党项之间自始至终都处在某种非正式的战争状态。党项人往往将与宋朝交易得来的钱币熔化，用来制作兵器。从983年起，宋朝开始限制边疆贸易，并以货物代替钱币来交换马匹，这样就减少了流入党项的金属。993年，宋廷又计划禁止在沿边界地区出售优质的党项盐，希望以此来阻塞李继迁同伙的财源，并逼迫他们归降。但是这条禁令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并由此而出现了大批走私贸易，所以很快就被废止了——虽然后来又曾在名义上恢复过。[32]尽管在与西夏的关系中，宋朝占有经济上的优势，但是讨伐不合作的边疆部落的局部性战争，极大地降低了为宋朝效力的吸引力。
李继迁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强军事实力，并千方百计补偿因宋朝禁断贸易所造成的损失。早在984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驼、马来试探汉人的态度。此后不久，宋朝军队袭击了他在地斤泽的营地，李继迁仅以身幸免。985年，李继迁再克银州，并着手重新夺取定难军的拓跋氏传统领地。在汉人谋士张浦的帮助下，李继迁在重新得到的地区草创了政府机构，并将鄂尔多斯的汉人和部落首领召集起来，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后来，张浦被宋太宗羁留“做客”有年，但是尽管太宗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最终还是没能诱使李继迁降宋。
就党项首领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固的资源基地。尽管宋朝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动，走私贸易还是很猖獗。1002年，李继迁自己在灵州路开放了季节性的集市，吸引了许多买主。但是平夏地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动乱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地区。甚至在994年宋朝军队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继迁的军队就已经分别向西方和南方朝灵州和兰州方向发展了。到1001年，党项军队已经发展到了5万人，他们成功地切断了灵州通往内地的生命线。1002年三月，党项攻陷灵州，以灵州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首都。黄河沿岸地区为党项的扩张提供了一个丰饶的根据地[33]（参见地图10）。
地图10　西夏的发展
1003年，灵州被改名为西平府。李继迁建都灵州后，立即开始恢复这里的运河系统，并将鄂尔多斯的居民强迫迁往新首都，以增加农业人口，扩大税收基地。也就是在这一年，宋朝承认既成事实，正式将982年李继捧放弃的鄂尔多斯五州之地归还给了李继迁。与此同时，李继迁已经在距离灵州西南500里的凉州开辟了另一条通道——凉州成为甘肃走廊与开封之间朝贡贸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中枢。
凉州和党项人入占河西
多年以来，凉州一直是由一个吐蕃—汉人混杂的部落联合体统治着，这个部落联合体立足在凉州以南一处叫做“六谷”的水草丰美的山间谷地。部落联合体分为左、右两翼，但在名义上由一位大首领统治。在1001年，一位叫潘罗支的人突然在一夜之间取代了第四代大首领的地位。[34]史书中对潘罗支的记载很模糊，但是他的影响却很大。据推测，潘罗支的崛起可能与他联合了强大的朗氏家族有关，这个家族曾经统治过潘州（今四川松潘），并在吐蕃朝出任过大相。[35]潘罗支还得到了与凉州关系密切的者龙十三部的支持。在宋朝秦州（今甘肃天水）地方当局看来，较之于他的前任，潘罗支显然可以对李继迁形成更有力的威慑，所以他们对潘罗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然而，原来的六谷大首领保留了左翼首领的位置，而且显然也接受了宋朝将他们作为对潘罗支抗衡的安排。
早在985年，党项人就认识到了西宁、兰州、凉州三角地带的商业和战略价值，所以李继迁当时曾发兵攻打过会州（位于兰州东北方，黄河东岸）。党项人对凉州的进攻开始于996年或更早，灵州陷落之后，他们更加强了对凉州的进攻。1003年末，李继迁占领了凉州，接受了已逃入城中的潘罗支的伪降。结果吐蕃人伏击了李继迁，党项军队被击溃，首领李继迁受了致命伤，最后在1004年初死于灵州附近，时年41岁。[36]
党项人很快就采取了报复行动。一支党项人秘密加入了者龙族的分裂派，并在1004年年中暗杀了潘罗支，者龙族联盟也因此而分崩瓦解。此后，忠于潘罗支的一派驱逐了其他部落，拥立潘罗支的弟弟厮铎督节度凉州，重新控制了局面。尽管厮铎督马上就得到了宋廷的任命，但是他的统治基础已经被大大削弱。紧接着在1006年之后，这一地区又数年遭受了瘟疫的袭击。就在这时，在凉州以南、青海湖以东、位于湟水流域的河州地区，以宗哥族为中心，正在形成一支新的吐蕃政权。据记载，有几位知名的六谷首领逃到了党项人那边，而其他的部落则被吸引到了宗哥政权一边。
吐蕃宗哥朝的兴起
宗哥是指青海湖以东的支都地区（位于今青海省的东部，见地图11），它还是位于今西宁（当时称为青唐）与乐都（当时称为邈川）和湟水（藏文作Tsong-kha）之间的一座城的名称。宗哥部最初是以凉州忠诚的者龙部盟友的身份出现在宋代史料中的。[37]潘罗支死后，宗哥部加强了与甘州回鹘的联盟，以维护他们各自的商业利益。宗哥部护送回鹘商业特使从南方远远地绕过凉州，并通过西宁到达宋朝境内的秦州。
地图11　宗哥地区
大约就在此时，安都的元老们也在寻求一位新的、血统高贵且门第古老的君主，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为了抵御党项人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压力。在西方，他们在高昌发现了这样一位人选，他就是欺南陵温篯逋（997—1065年），据称，欺南陵是出自雅砻皇室的后代，这样就使他比潘罗支更多地得到了吐蕃人的忠心拥戴。而且他不久又得到了与高贵的皇室地位相应的宗教身份。欺南陵最初被护送到了河州，当地人称他为唃厮啰。[38]这个词的意思是“佛之子”（藏文作“Rgyal-sras”）。从这个称呼中，可以看出当地人将他视为皇族政权首脑的迫切心情。但是野心勃勃的宗哥僧人李立遵（或李遵）与邀川首领温逋奇将唃厮啰“掠取”到了河州西北的廓州，并立为国王（藏文Btsan-po），欺南陵时年12岁。新政权很快就得到了发展，并再次移到了李立遵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区宗哥城。李立遵将自己立为大相，并将两个（或一个）侄女（有些记载说是他的女儿）嫁给了唃厮啰。
1014年，唃厮啰与渭州（甘肃平凉）宋朝地方当局取得了联系，并且接受了宋朝的官职。1015年初，由宗哥诸首领派出的联合使团到达了宋廷。此前秦州和渭州地方官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宗哥自称有六七万军队，愿意在朝廷的支持下抵抗党项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煽动边境部落，嗾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宋朝进入渭河流域的牧地。另外，李立遵与他的傀儡君主之间的权力争夺也正在向白热化发展。1016年，李立遵已经还俗，并从16个部落中找到妻子。唃厮啰的权威应该是在李立遵之上，但是李立遵根本无视这一点，他反复向宋朝乞请封地，甚至请求得到赞普（藏文btsan—po）的称号。宋廷虽然并不信任李立遵，但是对他潜在的利用价值却深信不疑，所以在1016年也授予了他一个名义上的官职。
在1013—1016年间，宗哥吐蕃与盟友回鹘人发生了争吵，并封锁了通往甘州的道路。党项军队也在这时加紧了对回鹘和凉州的攻势（有些史料将李继迁之死归结为潘罗支麾下的回鹘武士）。1015年，党项军再次占领了凉州城，但是在1016年又被杀害了厮铎督的回鹘人驱逐了出来。凉州后来又成了吐蕃人与回鹘人共同控制的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5年。1016年，当新的回鹘可汗继位之后，宗哥吐蕃与甘州回鹘终于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然而事实表明，这两个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和敌对局面，对凉州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9]
1016—1017年间，在渭河河源一带爆发了部落起义，李立遵和唃厮啰都与这次起义有密切关系。这次起义爆发的原因，部分还得归于宋朝政府的西进。宋朝这时将防御地带向前推进到了渭河源头，并在这里兴建了许多堡砦和木材收集点。1016年九月，秦州刺史、缘边安抚使曹玮（973—1030年）彻底打败了吐蕃人，镇压了起义，但是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017年。1014年，曹玮报告，吐蕃人的反抗已被彻底粉碎，唃厮啰已经退兵，他原来的臣民悉数向秦州纳质投降。据有些史料记载，唃厮啰将这次失败的责任归结于李立遵。11世纪20年代初，唃厮1啰最终迁到了邈川，并以温逋奇为新的大相。[40]
在此后许多年里，有关唃厮啰的情况都不清楚。在后来某个时期，唃厮啰曾请求与秦州贸易，并希望得到宋朝的承认，对此，秦州的宋朝官吏派代表去邀川，将与他的联系固定下来。根据宋朝史学家李焘（1114—1183年）记载，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党项人1028年攻克甘州之后——虽然党项征服河西的确切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测。[41]
1032年，唃厮啰和他的大相温逋奇都接受了宋朝的任命。但就在这时，温逋奇发动了叛乱，并囚禁了他的君主。唃厮啰后来得以逃脱，并杀死温逋奇，溯流而上，将首府移到了青唐。由于党项人吞并河西的结果，大量避难者都从河西来到了这个城堡里。大约在1032年党项人攻克凉州之后，早先厮铎督的联盟者，回鹘、吐蕃也加入了臣属唃厮啰的行列。[42]
就能够断定年代的这些历史事件而言，1032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不仅是唃厮啰一生的转折点，而且标志着青唐上升为宋、西夏、辽及内亚各方进行商业和政治交往的枢纽。同时，这一年也是李元昊开始掌权的一年。在西夏统治者中，李元昊是最著名、最精明能干的一位，他的继位开创了位于青唐和兴州（新的夏都）的两支敌对政权直接对抗的新时代。
李德明，1004—1032年
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追溯11世纪初年在党项人中发生的事件了。1004年，李继迁的长子阿移继承了父位，时年21岁。后来他以李德明的名字闻名于世。为了将党项的势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区推进，李德明最初致力于维护与辽、宋间的良好关系。
1004年，这位新的党项统治者得到了辽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称号；到1010年，他的称号就已经上升为“夏国王”——这是他父亲曾经拥有的称号。除了常规的带有外交性质的贸易往来——很可能是党项人每年派遣贡使前往辽廷，在党项与契丹的关系中，这时开始显露出了真正的敌对色彩。
位于辽西北方的阻卜（鞑靼）属民的叛乱和反抗活动，促使辽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发兵攻打甘州回鹘，以努力保障其遥远的边疆地区的安定。尽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胜利，但是辽廷的这些军事行动可能没有一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党项军队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后发兵攻打回鹘。1015年，他们攻克了凉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鹘人打败并赶到了城外。虽然辽廷和西夏都对甘州发动了攻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了协同行动的立场。就控制河西及其贸易通道而言，辽廷和西夏实际上处在敌对的立场。对于辽廷来说，控制河西的重要性只是限于边缘地区；而对于党项政权而言，控制河西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43]
1006年，辽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权的使臣，这是一个以沙州（今敦煌）为中心成立的政权，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同时还曾向宋和辽请求官职。曹宗寿的继承人是曹贤顺，他是最后一位见于记载的沙州曹氏的统治者。1014年，当曹贤顺继位时，他也是同时与两个朝廷保持联系的。大约就在这时，沙州统治者开始自称为沙州回鹘，而后来到了1041—1042年间，又自称为沙州北庭汗国。以上事实为这样一种推测提供了证据，即在甘州回鹘被征服之前，他们曾经兼并了沙州。这一时期曾有许多甘州回鹘移居沙州，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来自天山地区的回鹘人在11世纪20年代初占据了沙州。鉴于吐鲁番的西部回鹘与契丹间久已存在的密切关系，对于党项人在这一地区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鹘政权的存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对辽来说，沙州回鹘的存在则使他们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而在事实上，沙州也确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顽强地抵制了党项的吞并。[44]
到11世纪50年代，辽廷才开始谋求与青海的吐蕃人发展关系，而李立遵则显然曾寻求过辽廷的帮助却毫无结果。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许他派遣贡使假道西夏前往辽廷，但是在有关文献中并没有发现类似使臣到达辽廷的记载，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对而未能成行。由于西夏拒绝了李立遵的请求，辽帝托言狩猎，率领军队深入到西夏境内劫掠。李德明击退了辽军，作为补偿，辽在次年遣使“赉玉册金印，册（李德明）为尚书令，大西夏王”。[45]虽然其中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件事暗示党项与辽朝之间的关系这时已经濒于破裂。此后，李德明努力缓和双方的关系，并在1031年辽朝新皇帝兴宗继位时，使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驸马。
1004—1005年，宋、辽之间澶渊和约的缔结以及此后出现的缓和局面，为李德明与宋朝间的谈判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围。很可能是为了观望宋、辽和谈的后果，李德明尽量拖延了与宋朝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约。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归还灵州和向宋朝称臣纳质（这在党项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则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允许李德明保持1006年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的称号，而宋朝则提供绢、钱、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赠冬衣。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西夏对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贡关系，而宋朝则承认党项统治者事实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统治期间，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贸易上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销售党项盐方面却没有获得多少成功。最早的官市（榷场）是1007年在保安军辖区（今陕西志丹县）开设的，后来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县）设立了私市（和市）。
这时，因为宋朝皇帝正致力于保持沿边境地区的和平，小规模的边境冲突、繁荣的食盐销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贸易活动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与宋朝皇帝交往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党项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贸易特权，他们大批涌入宋都开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个稳定的、获取丰厚礼物的渠道，党项因此也变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年，在灵州西北、黄河对岸靠近怀远镇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为兴州（1033年改名为兴庆府）。新的政权中心地处于阿拉善与黄河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阿拉善保卫着它的后方安全，而黄河则形成了东、西两翼的屏障。到12世纪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称为“中兴”，很可能这是其党项名的汉文同义词，蒙古语“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党项名衍生出来的，用来指宁夏地区的一个名称。[46]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相信，父亲的政策削弱了党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游牧，从而对党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也对其武力优势构成了威胁。李元昊还特别谴责了李德明实行贸易代理人的做法，认为他们在宋朝市场上没能得到赚钱生意。[47]
1028年左右，随着甘州的陷落，党项开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动，对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由北方农耕边缘地区进一步向南扩张显然是不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党项向西方扩张，并从而巩固西夏社会游牧基础的一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