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09部分在线阅读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契丹族的名称，还是这些人仍是称为库莫奚的一个大部落集团的一部分，至今还不清楚。不仅如此，《魏书》中提到的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书中还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出现。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写史时能够利用的资料有限，也反映了在漫长的北魏时期（386—535年）这些部族正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的事实：契丹先从库莫奚中分离出来，然后在合并其他原来独立的部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契丹族。契丹被北魏的创建者拓跋部击败，沦为其属部。479年，在漠北柔然的扩张威胁下，契丹的大部分向东南迁移到辽河中游地区。进入6世纪时，契丹日益强大起来。
契丹及其邻部的内部种族构成还不清楚。毫不奇怪，汉文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传统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他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
史家认定契丹与库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邻部奚、室韦均视为鲜卑的后人；后来又试图将其与匈奴连在一起，匈奴在汉代时曾统治了整个北亚；由于这样的溯源缺乏证据，所以我们难以确定这些民族的种族成分。它们的名称常常表示政治联盟并以此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体。在北亚游牧社会中，这种政治联盟经常变化，总是在危急时刻由许多内部关系复杂的小部族结成军事联盟。这些联盟通常是很不稳定的，主要靠领袖人物的威望来维系，在强有力的领导下短期内实现共同目标和统一之后，又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当代学者尝试利用语言资料解决契丹的族源问题，但是对契丹语言的研究还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知道按照语言学的分类，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语言均属于这一语系），但是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中，还要加以选择。可供选择的范围很窄，我们知道的词汇只有区区二百余个，其中一半列在14世纪才成书的《辽史》中。不幸的是，《辽史》所列的词汇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这些词汇很容易从一种语言传给另一种语言。因为契丹长期处于有很强政治影响的操突厥语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属民，然后臣服于突厥，最后臣服于回鹘（辽朝创建者的部落曾与其保持长期的通婚关系），所以许多部落名称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来自突厥语。我们所知的基本词汇过少，而这些词汇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词，所以难以断定契丹语是属于蒙古语族还是属于通古斯语族。契丹人可能说的是一种受通古斯词汇影响的早期蒙古语，也可能是受蒙古词汇影响的通古斯语，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都使用了许多突厥语借词。
用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的资料同样很难解释契丹的族源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也很容易从其他民族借用。我们不能指望这方面的资料对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确的结论，是因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干燥草原和沙漠的广阔地区，居住着操突厥语或操蒙古语的部落，东面是东北地区森林覆盖的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家乡。契丹文化与它的一个邻族有共同的特性，当然不足为怪。
但是，有一种文化特性支持《魏书》所说的契丹、奚和室韦同源的说法，这就是男子的发式。契丹的男子将头顶的头发剃光，留下两鬓的头发垂至肩部或胸部。奚和室韦都采用同样的发式，据信他们共同祖先的鲜卑，也采用这样的发式。
关于契丹人的起源，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给我们的证据并不比语言资料多。但是，契丹的先人显然隶属于称为鲜卑的部落集团之中。除此之外，都不过是推论。
契丹诸部在6世纪时还只是一个弱小的联盟。553年，北齐大败契丹，掳掠了大量契丹部民，掠走了许多牲畜。[5]隋朝初年，契丹内部斗争不断，586年后不久，一些部落成为突厥人的属民，其他部落臣服于隋朝。《隋书》（成书于636年）把契丹描述成所有蛮族中最原始的部族，这一叙述反映的可能是契丹人还不稳定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和平时期，契丹各部各自为生，在其疆域内放养羊、马畜群和狩猎。只是在有战事的时候，他们的首领才聚在一起选举一位临时的领袖。[6]
契丹诸部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他们更为强大的邻居和经常变化的力量天平，天平的一方是成功统治中国北方的王朝，另一方是北方、东北、西北和其他地方的敌对邻族。在中国强大时，如5世纪在拓跋魏的统治下，契丹即被纳入其政治控制之下；当中国衰弱时，契丹就成为其他游牧民族的属部，如突厥在6世纪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主人，契丹即成为其属部。东部的一些契丹部落甚至向以东北地区东南和朝鲜北部为中心的高丽称臣。
然而，契丹人的临时联合亦能形成较强的军事力量，605年契丹人对河北和山西北部隋朝疆域的大举入侵，就是一个证明。这引来了强大的隋的惩罚性征讨，使契丹蒙受巨大损失，其人口一时锐减。[7]
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唐朝的兴起，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唐不仅是强大的中原王朝，还在630年击败突厥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在这些年代中，契丹又逐渐被纳入中原的政治控制之下。623年，契丹的一个首领入觐长安；628年，在召开了一次部落首领会议后，另一个首领又到长安要求正式臣服。在645年太宗征高丽时，一些契丹部落参加了唐军的征战；647年，以窟哥为首的大贺氏八部联盟臣属于唐朝。[8]
我们难以确知窟哥是在危急时刻选举出来的临时领袖，还是按新方式选举出来的终身领袖，或是通过承袭成为领袖。628年率领部众臣服的首领也是大贺氏的成员。显然到了7世纪40年代，在以前的更富政治经验的突厥宗主的影响下，契丹的联盟变得更加稳固和更具凝聚力。唐廷决定通过强有力并忠于朝廷的世袭领袖间接控制契丹人。为实现这一目标，窟哥被赐予唐朝的国姓“李”，并被任命为松漠都督，这是为间接管理契丹诸部特别设立的官员。通过这些措施，唐廷希望确保窟哥与唐朝的合作及其属下部民的服从。
唐廷的政策推行得很顺利，近一个世纪中，大多数契丹首领出自李（大贺）氏。但是，与所有北亚的游牧民族首领继承方式一样，继承人并不总是首领的直系后裔，而经常是同一氏族的成年旁系亲属，如叔伯和兄弟，并且要在定期的部落首领会议上“选举”产生继承人。在统治者必须直接展示他的权威的社会里，不可能容忍儿童、软弱和无能的人成为统治者。同样的继承方式延续到了辽朝。在7世纪90年代以前，李氏的后人被唐廷封官加爵，并有数人成为唐军的著名将领。
但是，唐与契丹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吐蕃人成为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同时，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最后，是契丹人试图摆脱唐的监护。696—697年，被骄横的唐朝地方长官的暴虐行为激怒的契丹首领李尽忠率部起兵，对河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深入唐境，攻占了几座大城市，重创唐军。但是由于两个原因，入侵失败了。突厥的可汗不愿豢养出一个敌对的草原势力，他从背后向契丹发起进攻，将其击败，掳走了大批部民和畜群。此后当唐廷在697年调集新军征讨契丹人时，最初参加契丹起兵的奚人背叛契丹投唐。士气低落的契丹军溃散并被驱赶出来，伤亡惨重。唐朝迅速地将契丹从其境中逐出，但却没有立即恢复对契丹的控制。
直到715年，在突厥的力量削弱和在玄宗统治下唐的扩张再次加强后，契丹才又臣服于唐。716年，仍是李（大贺）氏成员的契丹首领亲自前往长安朝贡。和以前一样，契丹的首领们得到了唐廷封授的高官和爵号，为加强羁縻，唐将皇族的一位“公主”嫁给契丹的领袖，契丹统治氏族的成员则被送到长安去做“质子”。唐朝又建立起了对契丹八部的间接统治。其后的几年，唐对契丹的影响达到了顶点。
但是，唐朝的控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契丹内部的争执，双方的关系不久就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有唐廷的授封，李（大贺）氏的领导权还是削弱了。一个名叫可突于的契丹部长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操纵着李氏王位继承的立废。虽然他从未对李氏的世袭统治权提出过挑战，也从未试图取代他们的位置，但是他具有绝对权威。8世纪20年代末，他前往唐廷，受到唐朝大臣的粗暴对待。他由此深恨唐廷，在730年返回后杀死契丹王，挟持契丹和奚叛唐，投靠了突厥。虽然可突于及其扶植的契丹王在734年被李氏的支持者杀死，唐廷却未能重建对契丹的控制权。唐廷想为契丹选择一位新领袖，但以失败告终。此外，契丹内部的纷争导致了领导权的变化，唐廷支持的大贺氏，被一个新的统治氏族遥辇所取代，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详述。
745年，唐廷试图用建立新通婚联盟的办法来恢复双方的关系，但是没有成功，送去的皇室新娘被杀，契丹再叛，唐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安禄山随即企图以武力征服契丹。751年，安禄山攻入契丹境内，但是被打败，损失惨重。755年，他派出一支更强大和经过充分准备的军队再次进攻契丹。这一次安禄山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契丹人被击溃。但是就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安禄山自己亦叛唐，率军攻入河北，在他的军队中，则包括了大量的契丹、奚和室韦骑兵。中国卷入血腥和漫长的内争，这场长达十年的内战使唐帝国陷入混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唐朝再未完全恢复其统治。
许多契丹人、奚人和室韦人仍然效力于唐，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效力。一些原来归属于安禄山的契丹和奚人将领，后来降唐，并在河北藩镇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叛乱之前拥有汉人人口350万的成德藩镇，762—781年由一个奚人家族统治，其后782—820年由三代契丹统帅统治，最后由一个回鹘家族世袭统治，直到唐朝灭亡。与成德藩镇同样大小的魏博藩镇，822—826年由一个奚人统帅管辖。我们不知道这些统帅与他们在唐境外的本部部民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军队和藩镇的管理机构中使用了大量的契丹人和奚人。
755年后契丹族的历史更难叙述。契丹人没有像西方的吐蕃人那样乘唐朝暂时衰弱的机会进攻唐朝和蚕食其土地。可能是内部的争斗和安禄山叛乱前进攻契丹造成的重大损失，极大地动摇了契丹联盟的基础。无论如何，契丹人的疆界立即与强大的反叛王国的辖境相邻。契丹人不与之对抗，而是和平相处，并奉成功地取代了突厥成为北亚霸主的回鹘为宗主。
这并不意味着契丹切断了与唐朝的所有关系。契丹和奚都与以今天北京为基地的范阳（后改名卢龙）节度使保持着长期的特殊关系，此节度使习惯上兼任押奚契丹使之职。安禄山叛乱之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卢龙节度使仍然保留着这一官职，并且履行其职责。由于卢龙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边境比较安定，奚和契丹很少来侵扰。契丹虽然臣属于回鹘，但仍然定期向唐朝派遣贡使。当贡使抵达卢龙镇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时，节度使即选派几十人前往长安，其他人则滞留幽州。在756—842年之间，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使团至少有30个。历朝皇帝按惯例款待、酬谢贡使，但不再授予契丹首领唐朝官爵，因为唐廷已知道契丹是回鹘的属部。
840年，草原上的回鹘汗国解体，此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842年，契丹首领屈戍断绝了以前与回鹘的朝贡关系，再次附唐，并要求得到武宗的正式册封。唐廷恢复了契丹以前的封号，以此作为其归附的标志。
遗憾的是，唐朝史书关于唐与契丹关系的叙述在这个关键时刻终止了，亦没有为9世纪最后十年的契丹提供更多的资料，而这一时期恰恰发生了许多导致契丹走上建国之路的事件。为接上这关键的一环，我们只能依靠《辽史》，该书提供了此时统治契丹的遥辇可汗的世系（见下页表6）。《辽史》的编撰者承认这个世系不完全可信。《辽史》还提供了辽朝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所出的迭剌部的更为详细的世系表（见图表1）。
这个世系表可能早在10世纪40年代就编成了，它的编制当然是为了确立耶律皇族的正统地位。可能是着眼于众多的汉人臣民，契丹皇族宣称自己是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中国农业保护神神农帝的后裔。但是，这个中国式的神话远没有关于他们自己民族来历的传说重要。按照这个传说，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一次乘白马沿老哈河而下，在老哈河与潢水（西拉木伦河）汇流处，遇到了一位驾青牛车的女子。此地显然是契丹和奚人的古代牧地。奇首与该女子结婚，生了八个儿子，他们就是后来构成契丹族八部的祖先。辽朝时期，在同一地区神圣的木叶山还供奉着奇首可汗、他的妻子和八个儿子的像，并以白马和青牛献祭。
表6　遥辇诸可汗
*《辽史》指出安禄山叛乱后，可汗的继承不是很清楚。
已经难以确定这个传说有多么古老，但是以八部成员作为契丹的核心在早期史料中已经出现，并且八个古代部落的传统似乎从5世纪直到阿保机时代始终未被打破（甚至部落名称都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个有关八个原始部落的传说与建国前的选汗制度有密切关系。每三年八个部落的酋长聚在一起，选举（或确定连任）他们中的一位作为联盟的可汗。可汗的任期不是终身的，他可以被罢免和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恶意对抗其继任者，并允许他安然返回自己的部落。
这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不是契丹所独有的，在其他北亚民族中也能发现。这是一个确保领导权掌握在受到部落贵族信任的、有能力的人手中的设计。先是大贺氏，后是遥辇氏的“世袭”领袖，并不是由长子继承权决定的简单的世袭继承。由于本氏族有很多合格的候选人，领袖继承不一定传给年长的氏族成员，甚至不传给年长的一代成员。此外，这是一种经过其他部落集团首领选举和定期确认的继承制度。
辽朝的创建者阿保机不是居统治地位的遥辇氏族的成员，而是出自迭剌部（后来改名为耶律氏）。为确定他取得领导权的合法性，官方的辽世系追溯的领导权从奇首可汗开始，直到耶律氏可信的祖先雅里。雅里又被认定为可突于的同党涅里或泥礼，据说他杀死了大贺氏领袖李过折，此人是唐在734年可突于死后试图确定的新领袖。涅里在大贺氏联盟解体后把分崩离析的契丹各部重新组织起来，并在让位给遥辇氏的阻午之前统治了契丹一段时间；遥辇氏的九代成员统治契丹，并且第一次采用了可汗的称号。同时，迭剌氏的涅里的后人，也在联盟中占据各种要职。列出这些世系是要证明在雅里/涅里让位给遥辇氏之前，迭剌部早已取得了领导权。
906年或907年，遥辇氏的最后一位可汗痕德堇或钦德因政绩不佳被罢免，八部首领选举迭剌部长、联盟的军事统帅（于越）阿保机取代他的位置。旧秩序走到了尽头。
阿保机起而争权的背景
不首先认真观察9世纪末的国际形势，就不可能理解契丹作为北亚强大力量的崛起。人们易于将契丹的崛起简单地归因于唐朝的衰落。但是这只是发生在9世纪末叶一系列复杂变化中的一部分。9世纪40年代初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摆脱了原领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世纪以来由突厥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虽然为我们提供主要史料的中国史家自然关注的是契丹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疆域包括传统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强大王朝，契丹人早期的真正成功可能是先征服了广阔的草原地区，然后才是东北地区。契丹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强大的邻部奚和室韦。奚和室韦被征服后，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长城以外的地区，随即转向更强大的对手，先是辽东富裕、强大、组织良好的中原式王国渤海，接着就是中国本身。
重要的是撇开中国史家关于“野蛮的”游牧民族与中国的“标准”关系的骄傲自大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是整个人类世界无可争辩的文化、政治和道德中心——而应该试图从契丹人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对契丹人来说，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强大的邻居或“先进”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民族看来，中国还有巨大的、令人惊奇的财富，并且是大量各式各样的商品的生产者。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因为游牧民族不能自给自足），一些商品是契丹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还有一些商品则能与邻族贸易或者通过内亚与西方进行交易。
从安禄山叛乱以来，契丹看到了他们过去的宗主回鹘通过获取唐廷为与其保持和平而赐予的大量金钱和为装备骑兵而购买他们仅有的财富马匹积聚了大量财富。成群结队的契丹人以“使者”的名义进入幽州，他们更急切地盼望有机会得到中国的商品，特别是精美的丝织品，而不是与中国先进文明的接触；同时，把这些使者的大多数留在幽州的节度使，也确实向他们提供了贸易机会，首先是购买契丹的名马。在阿保机之前，契丹对唐朝还没有领土野心。他们要的是中国的财富，中国的产品，以及中国的俘虏，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当这些需求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时，他们就越过唐朝边界进行突袭，将掠取的牲畜、人口和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带回本部。
在回鹘帝国灭亡后的几十年中，契丹所面临的中国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9世纪40年代的唐朝仍然是一个极强大的帝国，它的军队不断给予契丹沉重的打击，它的中央军仍能对任何危险的边镇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契丹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河北诸藩镇，可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但都从未认真尝试过摆脱唐的控制。
但是，从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地方的混乱和大规模起义，唐朝的秩序迅速崩溃。在884年黄巢的致命性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唐廷已孤立于首都周围地区，帝国被近50个藩镇所分割，许多藩镇甚至不再保持对唐廷的表面忠诚，所有藩镇都是高度军事化的。形势极不稳定，皇帝丧失了权力。从9世纪90年代起，皇帝成为一个又一个北方军阀操纵的傀儡。890年之后契丹在与中国接触和冲突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任何中央力量，而是一跨过边界就遇到的诸藩镇。
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原的边防突然变得软弱无力。唐朝长期依赖实际上独立的河北藩镇保卫东北边疆，当中原日益军事化时，各独立藩镇都很注意保持强大的军队。惟一不同的是面临压力的边疆诸镇在危机出现时不再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是与其他藩镇联合，于是形成了一个经常变化的地方藩镇临时联合的格局。
10世纪初，与契丹相邻的边境地区由两大藩镇控制（见地图1）。在西面今山西省的北部是以太原为治所的河东镇。这一要地从883年以来就控制在桀骜不
驯的统帅李克用手中，此人在最终镇压黄巢起义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他藩镇中的许多贵族是以勇猛和凶残著称的突厥沙陀人，因为7世纪以来，唐廷在这一地区安置了许多出自不同民族的部落。9世纪90年代，李克用成为中国北方血腥权力争夺中的一个主要竞争者。虽然李克用暂时处于朱温的庇护之下，但在10世纪20年代，他的后人还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