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88部分在线阅读

政府临时加强长安防御的努力从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宫廷的禁军早已不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神策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差。[90]他们中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之外，没有战斗经验。当可能要他们去和叛匪作战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人便到贫民中寻找替身。
京师的防务交给了宦官首脑、神策军名义上的长官田令孜，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离开过京师去担任京师东面诸关口的指挥，而控制这些关口对于防守京师是至关紧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将带了几千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去据守潼关，但只能供应他们几天的给养。当他们看到叛军迫近时，便乱作一团而溃散了。叛军成群通过了潼关，进入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在那里被派去保卫京师的博野军的哗变士兵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由于帝国的军队完全溃散并处于混乱之中，京师的防御崩溃了。
黄巢在长安
880年腊月初五，长安落到黄巢手里。只有少数随从陪同的僖宗带着田令孜和500名神策军，偷偷地从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难。相形之下黄巢的入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张直方将军在许多官员伴同下出城欢迎叛军。黄巢坐在一辆金色马车上首先到达。随后的军队——此时已达数十万众——全部穿着锦缎，他们的头发一律扎着红丝带。他的骑兵直接开往城内，在后面长达几里的路上塞满了辎重，京师的居民表现消极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们拥上街头，观看接管的情形。[91]
王仙芝的余部首领、前一年参加黄巢队伍的尚让，现在作为黄的主要副手和发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静；他说：黄巢为民请命，他起兵的目的是从不顾人民死活的唐朝统治者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声明被用来作为说明黄巢与普通百姓之间“阶级团结”的证据，但事实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统治的人们所发布的自我辩护声明是一种性质的，尽管他们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92]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黄巢企图在长安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然而，这种帝王雄图对于他手下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追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劫，而现在他们占有了最丰富的战利品。在黄巢到达以前，长安的居民自己已经开始抢劫。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连续几天他们洗劫了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被杀死在街道上。
长安的精英阶层是叛军和城市平民两方面的牺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员被拖出去杀掉。其他许多人则抛弃财产出逃。从京师被占领之后的大破坏来看，它显示了长期蕴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对特权者的憎恨，同时也说明黄巢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这时是推翻唐王朝。但他们的不同利益变得愈来愈明显，黄巢希望对他的支持者加强组织和纪律，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军队；而他的许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城市，满足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不祥的形势下，黄巢采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骤。880年腊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齐王朝（齐是他家乡山东的古称）。他重新采用全部复杂的帝国制度，任命4名宰相，其中包括贵族家族的成员和他自己的副手。[93]他的500名“骁勇”被选出作为“功臣”，这是给予开国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标准用语。他的主要官员得到头等的军事职务。黄巢只罢免唐朝最高层的官员；四品以下凡愿合作的官员允许留任。
黄巢试图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权，但这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公开显示合法性和仿建一个复杂精致的政治体系是一回事，要使它运转则是另一回事。他的基本问题是，他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担任文职；而唐朝旧官员之所以同意为新政权服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是出于被迫。
黄巢的政权证明是非常暴虐的。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大门上题了一首诗，嘲笑这个政权。尚让大发雷霆，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们，并挖出眼睛，倒挂尸体；他还将大门的卫兵处死；杀死京师每一个能做诗的人；将其他识字的人罚作仆役。这一事件的结果是3000余人被杀。除了证明它绝对的残暴之外，这次大屠杀标志着想在稳定新政权时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支持的希望成为泡影。这也消除了获得藩镇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数以与黄巢联盟作为扩展他们自己在地方上势力的独立节度使除外。
黄巢占领的年代蹂躏了唐朝的这座都城，也破坏了长安所体现的政治秩序。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的悲惨的毁坏在韦庄所写的著名叙事诗中有最生动的描述；韦庄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叛匪军队攻占长安时他正在那里参加考试。这首诗名为《秦妇吟》，它描绘了“纵火、抢劫、强奸和吃人肉，农民装作大臣，贵族躯体践为血泥”。[94]这就是黄巢建立的新秩序。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乱
对于一个中国皇帝来说，被迫放弃都城通常是一种灾难，但是僖宗逃跑的情况是特别丢脸的。当盗匪军队进逼而所有防御均已瓦解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四处逃散。宦官头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帝国军队的统帅——放弃了京师的防御，在夜深人静时带着皇帝逃出京师。随从人员只有500名神策军将士，四位皇子，几位后妃。没有一位官员获悉放弃长安的决定。沙野军的一些骑兵在长安数英里之外遇到扈从队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师。他们因为行为鲁莽而被田令孜的军队杀死。
当僖宗再往西走时，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现在的凤翔节度使郑畋。郑畋劝说皇帝到凤翔去，不要采取完全放弃关中这一后果严重的行动，因为西北平原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说，为了避免战斗，他决定撤到在南方250英里之外的秦岭山脉那一边的坚不可摧的兴元地区去，在那里他将招募军队，准备收复京师。皇帝要郑畋和西边的吐蕃联合，并和西北一带剩余的效忠王朝的军队协作，他还允许郑畋可以便宜行事，因为朝廷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山南，再要与它联系就非常困难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于离开京畿地区，为了尽快离开，他们决定由骆谷道通过秦岭山脉，这是一条最困难的和最险峭的道路，要通过几乎高达9000英尺的诸山口。[95]它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道路，而当时毫无疑问正处于紧急情况。皇帝日夜兼程，不到两周的时间便到了兴元。但他在那里只停了几天，立即决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脉大巴山那一边的400英里处。这个决定一定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唐朝的复兴已没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在位时是如此。四川是田令孜的势力范围，僖宗逃到那里表明他完全依赖于他所藐视的宦官。此外，四川从未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动荡紧张局势的困扰，但它现在正在遭受严重的内部骚乱。
四川的问题之成为一场危机，是由于政府任命陈敬瑄[96]为西川（其首府即成都）节度使。陈敬瑄原来不过是一个卖麦饼的，但幸运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军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于估计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师，便决定选派一个与宫廷内部圈子有密切关系的人去担任西川节度使，以代替自从878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崔安潜。崔安潜因拒绝过陈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职，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敌视，同时他也是有势力的宰相卢携的老对头。有一份资料说，四川的任命将授予一场蹴鞠比赛的优胜者，陈敬瑄碰巧赢了，但他与田令孜的亲属关系无疑决定了这一任命。[97]
甚至在陈敬瑄就职以前四川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低贱，不为人知，当地的一个妖人前往成都宣称自己是陈敬瑄，在一段时间内竟未被发觉。然而，一旦获得任命之后，陈敬瑄实际上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统治既腐败又残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随从到达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职的两年中他激起了一场大叛乱。问题部分的是由于田令孜对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军队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军队，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阴历三月，陈敬瑄在整个辖区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军官们的缺点，实际上是为了敛财，因此使紧张的局势趋于严重。资州的将领谢弘让由于恐惧而加入一股盗匪，但在得到种种保证之后他被诱投降了。但事实上他被送到陈敬瑄处，遭到严刑拷打。[98]
阡能是邻州的一名官员。他听到谢弘让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陈敬瑄报仇。不过一个多月他的部众已达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进攻并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城市。
陈敬瑄派遣7000人的军队前去镇压反叛。然而，他的娇惯了的军队逃避战斗，并且要求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战斗发放额外的津贴。当阡能的叛乱开始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时，几个其他盗匪团伙首领带领几千人前来参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盗匪首领起来造反，一度完全切断了四川和中国中部的联系。阡能叛乱最后在882年阴历十一月被镇压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处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着盗贼团伙。[99]
阡能叛乱发生在黄巢叛乱的巅峰时期，因此没有享有它应享有的名气。然而，它有几个理由应该受到重视。首先，它的发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个道政府的官员的极端严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这时盗匪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比较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盗匪进行的联合能在任何地方发生，特别是在和军队暴动联合时，很容易在道一级地区形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这类叛乱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级水平上。事实表明，在我们现在将叙述的中国其他地区，这是一种标准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严重破坏，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在这一级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的军事化
阡能之乱并非朝廷在成都时四川发生的唯一较大规模的暴动。882年后期，另一较大的叛乱在黔州（今贵州北部）爆发，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发展。[100]这次暴动是被一种新型地方军事力量即韦君靖领导的民团组织镇压下去的。[101]韦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员，9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在剑南东道的首府资州的围部组织和联合乡的防卫。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旨在控制当地的骚乱和盗匪活动，它的形成是出于对黄巢或一些重要盗匪团伙（它们从前曾和徘徊于长江流域的王仙芝联合）会打进四川的恐惧。
在882年的暴动发生时，韦君靖率领他的民团击败造反者，此后他保持着强大的力量。890年当一场大规模的军队叛乱在四川西部爆发时，剑南东道的节度使授权他保卫本道以抗击叛乱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动员一支2万名民团组成的军队，消灭了27个叛乱者的据点。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挥，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荆南军。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支民团队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102]
9世纪下半期，对地方民团的需要迅速增长，因为地方的社区在盗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被迫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103]在僖宗当政时，政府终于认可这种大规模民团的组成。
这样一种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个地方精英人物领导的个人军队，他通常是一个著名的地主。强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8世纪雇佣众多佃农和依附者的庄园大规模增长以后更是如此。他们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趋崩溃的时期，如果发生盗匪袭击，这样的地主损失最大，在乡村组织地区防御时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领导者。
较大的地方防御体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现，甚至把一个殷实地区的自卫武装联合起来的更大的防御体系，也围绕着某些驻兵的镇或镇市逐渐形成。驻守在这样的镇市中的地方民团称为义军，这个名称表示它是一种相对于官方组织而言的民间武装，与地方官军并无关系。
许多这样的高级民众武装逐步并入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机构，其领导人称为义军镇将、防御使或团练使。这类头衔不但使地方民团首领们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财政权力。镇成为一种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中心，它的镇将与其说是地方防御组织的首脑，不如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一名军官。[104]
大量民团已在860年镇压裘甫之乱时被使用过。僖宗朝为了控制875—877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王郢兵变，使用地方防御队的规模更大。[105]
王郢是镇海（浙西）节度使下面的一名将领。从874年初开始，节度使由赵隐担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为一个军队统帅，赵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他不仅没有给忠于职守的部下以适当的酬赏，甚至没有供给他们足够的基本物资。赵隐不重视属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领着一伙人冲进仓库夺取武器和给养。他立即拥有近万名部众，袭击浙西北部诸州。叛乱者还有船队，沿海游弋，袭击他们登陆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级军事统帅们忙于在长江以北对付王仙芝和黄巢，一个名叫高杰的官员在876年阴历七月被任命为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去征讨王郢；高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广西某一偏僻地区的州刺史。他看来取得了某些成绩。876年末，王郢试图谈判投降，要求给他一个浙西的地方职务。长时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王郢拿下了浙东的温州。政府从京师派了一名自己的将军宋皓指挥讨伐，由他率领一支约1.5万人的军队进攻王郢。王郢沿海岸而下移向浙东的明州和台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过这一地区。叛乱者终于在877年初被镇压下去，这是在王郢因部众背叛而丧失了一半力量以后发生的事。
尽管王郢叛乱与黄巢、王仙芝起义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一个朝廷的重要地区发生的严重骚乱。对付王郢战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镇压暴动的政府军队的构成。政府军的大部分是常规部队，有些是地方部队，另外一些部队则是从北方调来，包括来自河南的武宁、宣武和忠武军的部队。但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员所指挥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相当可观的援助。这些指挥官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为全部民团组织的首领。[106]
在镇压了王郢暴动以后，这种民团组织既没有解散，也没有转入地方自卫体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军事编制中去。董昌被任命为杭州正南的石镜镇的镇将。他的副手名叫钱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团伙的首领。该团伙以杭州八都而知名，他们曾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杭州和它的主要城市临安。[107]
879年，他们阻挡了对杭州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自此黄巢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个地区。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数次攻打浙西地区割据独立的节度使的战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制。887年，他成为浙东观察使，他的副手钱镠接任杭州刺史。他们两个人现在为控制浙西而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董昌在895年自称独立的罗平国皇帝。896年董昌被杀后，钱镠取得浙西大权，并在10世纪初年被衰弱的唐王朝册封为越王和吴王。921年他建立了独立的吴越国，这是十国中最繁荣和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在50年期间，它由起初的一个地方自卫组织，几经扩展，转变为一个大的地区性独立国家，直到978年才最后为宋朝所征服。
我们对韦君靖的民团组织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况远比其他这类民团组织要多。它们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显示了这个权力瓦解时代的基本特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样独立，它本质上是政府设置的，可是，这些新的民团组织是地方武力的产物，是作为崭新的权力结构借以产生的重要机制的一种，它扎根于地方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四川的流亡朝廷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实际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挥在四川的帝国军队，并通过他的兄弟节度使陈敬瑄控制这整个地区，但愈来愈多的重要官员逐渐都来投奔这个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来贡赋并作出各种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尽管仍只有数人相信王朝有复兴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们仍然争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动的支配，就像在黄巢胜利以前那样。宰相中如曾于880—881年、883—887年两度任职的裴澈、881—889年任职的韦昭度，他们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结盟方得以保持。韦昭度是田令孜的坚定的支持者。[108]奴态十足的裴澈没有实权，被同僚们蔑视。站在对立面的是王铎，他在881年末被派往关中指挥作战；还有萧遘。
萧遘于881—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强有力的政敌。[109]他有很高的个人威望，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亲萧寘）有三人任过宰相。他充满了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欢将自己比之于大贵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公开藐视懿宗朝的宠臣韦保衡，因而也是这个宠臣的众多政治受害者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外地度过，直到在僖宗时才被召回朝廷。尽管他毫不动摇地反对田令孜，后来还试图用武力消灭宦官，但当朝廷留在四川时，他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响的敌手是郑畋，他在将黄巢遏制在京师地区时起过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年回到了朝廷。郑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对手卢携一起免去宰相职务的，这是他们在朝廷中就帝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对南诏的政策发生剧烈争吵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强硬的观点和尖刻的性格造成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当他到达成都时，他在一次与高骈的措辞激动的往来通信中重新揭开了旧创伤，他在信中继续主张必须由文官来领导对付黄巢的战争。他也反对田令孜，而田令孜则与他的对手卢携有密切联系。他对僖宗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僖宗无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和有才能的统帅。但他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年退休，由柔顺而无足轻重的裴澈取代。
在这些流亡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员之间的敌视继续迅速增长，在884—885年特别厉害。其次，无论他们内部如何倾轧，那些同一出身的旧贵族精英成员（在懿宗朝他们被排除在最高级官僚之外）继续垄断着最高层官职。即使在那些极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宰相都是最高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成员。尽管他们是由来已久的和著名的官僚阵营的代表，尽管当王朝在渡过空前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多少能赋予朝廷以一定程度的尊严和稳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们在政治上是虚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