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77部分在线阅读

南诏在进入9世纪以前本与唐王朝有联盟关系，但它这时已变得强大得多了。南诏各统治者在9世纪之初热心地学习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许多特色，最初是在韦皋和其他四川节度使的教化下进行的，因为韦皋等人认为，以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来开化这些异域民族乃是传统的责任。例如，南诏显贵的子弟们被派往成都学习，而当他们回去时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带回了他们的故土。可是，这种和平的交往并未持续多久。在9世纪20年代，四川的中国戍军由于得不到节度使的充分给养而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向南诏的边境部落寻求他们的必需品。不久，南诏的领袖们甚至比他们原来的老师更了解四川防务的优点和弱点。在829—830年，南诏多次进攻四川，深入到成都的郊区，扬言要把中国人民从他们自己长官的荼毒下解救出来。他们实际上得到了戍军中兵变的支持。虽然达成了停战协议，而且后来的诸节度使恢复了中国军队的风纪，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诏成为恭顺的盟友了。西南边疆地区在后来的几十年内仍然局势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变成了南诏通过红河和黑水流域进行军事冒险的天然目标——这两条河把云南高原的水引入东南的东京湾（北部湾）。安南叛兵和他们的南诏盟友组成的这支联军，在9世纪50年代之末和60年代之初使中国戍军遭受严重的损失；他们在863年拿下了交州——设于今河内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称颂的将军高骈仅在几年之后就战胜了这支大规模的入侵部队。868年以后这个偏远的南方安静下来了，但是这个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才获得的。[206]正像上面讲述的那样，唐王朝这时正被许多内部叛乱所困扰，而且不久又经历了由一个名为庞勋的军官所领导的兵变的蹂躏——它严重地扰乱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207]另外，王仙芝—黄巢的大叛乱仅在5年以后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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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2章（伦敦，1955年）。
[2]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章；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0—27页。
[3]见前引浦立本书，第7—8章
[4]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度到新兵制》，载《秦汉隋唐史研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北京，1962年），第215—246页。
[5]《资治通鉴》卷217—222。
[6]《白香山集》（商务印书馆版）卷12，第47—48页；参照G.伯奇编《中国文学选集》第1卷（纽约，1965年），第266—269页。
[7]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70年），第83—85页；D.M.麦克马伦：《八世纪中叶的历史理论和文学理论》，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307—342页。
[8]《资治通鉴》卷217，第6974—6978、6980—6981页。
[9]《资治通鉴》卷219，第7004页。
[10]《资治通鉴》卷218—221。
[11]《唐会要》卷78，第1422—1423页。
[12]《旧唐书》卷121，第3749—3780页；《唐会要》卷6，第75页。
[13]Provinces一词，在晚唐用于约50个相当大的观察使和节度使的辖区。
[14]山口瑞凤：《吐蕃和唐代婚姻关系》，载MTB，27—28（1969—1970年）。
[15]关于吐蕃诸王的名字及其生卒或在位等年代，均据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二卷，京都，1958—1959年）。
[16]即唐古特人；冈崎精郎：《唐代唐古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奈良），1（1947年），第57—205页。
[17]《全唐文》卷332，第12—13页。
[18]《资治通鉴》卷223，第7147—7150页。
[19]例如，可看刘展（《资治通鉴》卷221，第7097—7102页）和来瑱（《旧唐书》卷114，第3364—3368页）的事件。
[20]赖德奥特：《唐代宦官的兴起》，载《大亚细亚》（新版），1（1949—1950年），第53—72页；又2和3（1952年），第42—58页。
[21]《唐会要》卷65，第1131页。
[22]同上书，第1131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年），第2章。
[23]《文献通考》卷151，第1322—1333页。
[24]《资治通鉴》卷222，第7123—7125页。
[25]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53—70页。
[26]《唐会要》卷72，第1294页；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载《东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35—56页。
[27]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页。
[28]《唐会要》卷77—79；《国史补》下（上海1956—1957年版），第53页。
[29]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触的括户》，载《东方学》（京都），41（1970年），第203—288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版（坎布里奇，1970年），第107—109页。
[30]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109—120页。
[31]郝若贝：《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30.2（1971年），第281—314页。
[32]郝若贝：《唐代至北宋时期中国的古典货币理论与经济政策》，载《日本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纪要》，13（1968年），第70—81页。
[33]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年），第93—109页。
[34]《资治通鉴》卷224，第7189—7190页。
[35]可参照浦立本《安史之乱的背景》，第162页，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