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75部分在线阅读

历史上曾经有人作过尝试，想找出分裂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最有希望的尝试是把李德裕对李宗闵和牛僧孺的敌意追溯到808年举行的一次较早的考试。[143]这次较早的考试不是试进士科，而是皇帝命令举行的高级职称考试，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和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约777年生）在对皇帝的策问中有些略超常见的答案，他们指陈了他们所认为的当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们的文章最初虽然被试官所识拔，但后来又被认为调子过于激切。据认为，这三个人是采用了这种办法来非难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们对李吉甫的攻击使得13年以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对他们以牙还牙地施行报复。
皇甫湜808年写的这篇文章是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学术兴趣。[144]它盛陈音调铿锵的辞藻，同时备述君德之必要和关于郅治的忠言，但它不时归结到具体的事务。它的整个调子都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要求皇帝克制和谨慎。皇甫湜力劝宪宗不要陷入当时成为时尚的琐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国家自然地繁荣起来，其方法是有奖有惩，奖惩得宜，而且要勤求贤德君子为朝廷大臣。虽然这篇文章的名声在于它尖锐地攻击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纯以个人好恶来发议论的。它的许多哲学背景，包括取材于《荀子》的内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问题，如无限制地发展的黩武主义和出现于全国的经济困难等等，都是当时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另外，皇甫湜也没有点名批评别人，有人认为他的某些不甚隐晦的词句是指向宦官的，而宦官乃是这种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现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两篇文章的内容了。
由于这份答卷是所谓的牛党同伙留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少数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个该党共同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用处是有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皇甫湜本人后来消失于舞台，而且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从未参加政治活动。如果我们认为皇甫湜反对主张实干的和务实的宰相跟同样主张实干的和采取改革态度的皇帝之间的合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员们应采取更慎重、整个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且正像现代学者冯承基所指出的那样，皇甫湜的文章写完以后所出现的一些混乱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145]最重要的是，皇甫湜的试卷没有什么预言性价值；文中所指的具体现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几十年的炽烈政治斗争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气质风格，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几位最重要的朋党领袖所写的更耐人寻思的论文（特别是李德裕、李宗闵和牛僧孺的论文），也引起了同样的解释上的问题。[146]根据我们当前对唐代思想史的了解，它们发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从文章的题目和对题目发挥的观点看），远远多于其发表的政治哲学上一贯的歧见。这些论文多半对于任何深远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在混乱之际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文人学者不能简单地规避责任而不去选择拯救社会之道。因此，这些论文从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适的，有些不可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系起来。[147]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藩镇采取坚定立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814年之间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9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两个人的争论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党争等同起来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绛甚至称为牛党的一个精神追随者呢？就我们所知，他从未直接攻击过李德裕，也从未在9世纪20年代积极参与过牛党的事务。事实上，他受到过穆宗和敬宗时代牛党宰相李逢吉的严厉批评。至于说到和战之别，为什么要忽视牛党的成员也被卷进9世纪的各种军事问题中去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张对822年的宣武镇叛乱用兵！）或许人们会说，牛党诸宰相对藩镇敌手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们看成和平主义者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便把他们当做始终如一的和不顾一切的武力论者，那就只会越说越乱。何况大多数同藩镇交锋的真正重大的军事冲突，在9世纪20年代中叶朋党斗争开始加剧时已经发生了。对于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变如何定罪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很难想像它们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那么深的影响。或许这时期长安的政治人物都对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兴趣。在这个他们共同关心的大前提下，对具体的军事和防务政策的意见的倾向性是很难加以评价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事后在历史记述中因加入了专门的辩护和伪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148]
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李党争提出了社会学的解说；它是以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著作为基础的。[149]陈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统治精英集团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特别是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门阀的新兴官僚相应的兴起，这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考试制度的作用上，认为它是实现社会晋升的手段。按照这一社会学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资格。有许多表面上的理由使这个假说很有吸引力。牛党最著名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联系要强固一些，因为他们都是“同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及其许多同僚维护科举制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宰相之子和天潢贵冑的李德裕并非进士；他嘲笑科举鼓励士子们做官样文章，哗众取宠，不务实际；而且他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时就暂时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可是，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一个以片言只语为根据的假设，它们只考虑到几个重要朋党参加者的观点，而却推而广之使之代表整个朋党的共同利害。
表10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
表10概括了砺波护的研究成果，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无论如何，人们已严重地怀疑所谓大量下层人民通过科举获致大权，也同样怀疑用科举和荫庇作为社会出身标志的正确性。[150]实际上，在唐代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庇荫的人就一定是来自名门和大族。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朋党成员的具体情况，还不允许我们做出社会或经济状况的分析。实际上，朋党领袖们有许多类似的特性、经验和目标，这充分证明最高层的斗争主要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以辟召的方式选用官员肯定可以使某些下层人物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诸朋党的上层之间作出前后一贯的社会学的区分，证据就远远不够了。
835年的甘露之变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年想改变唐王朝政治轨道时发生的事情。9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一件最有趣和有同样悲惨后果的事件。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发起的。事实上，他曾两次想打击宦官和朋党：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帮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谋者。
那些废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当他们还想继续控制敬宗的继任人时一定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极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们以为文宗不够精明，不足以危害他们，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除了少数例外，[151]这时期反对宦官的舆论的声浪已经减弱，因为他们权势太大，同时也很清楚，文宗自己也正在为他统治时期的缺点而大为苦恼。据说，他特别恼怒自己无能力控制宦官王守澄和给穆宗治病的医生，即出入宫禁的常客郑注（835年死）。在皇帝看来，这些内廷显贵都是政治腐败的象征。830年，文宗开始秘密地与宋申锡（833年死）讨论此事；宋申锡此时是翰林学士，既不附牛党，也不属李党，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赖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们两个人决定从政治上裁抑宦官。
宋申锡被擢升为宰相并开始拟订计划，但所进行之事竟以某种方式泄漏给宦官了。[152]他们马上转入反攻，声称已获得表明宋申锡实际想废文宗而立其爱弟漳王的证据。在这关键时刻文宗动摇了，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得不到可信赖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讯宋申锡，另外，宦官们从他的亲友中搜捕到许多可疑的人。牛党的宰相除了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外，并无一人仗义执言出来救他一命，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极大危险劝说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换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锡被宣判有罪，但幸免一死；他大约于次年卒于贬谪之所。
文宗除了对宋申锡事件感到震惊以外，他还对朋党领袖的行为感到灰心失望。他不时听到和看到不体面的损人利己的话语和小动作。他继续在两党之间举棋不定。831年为一次不大的边境事件召开的廷议中出现了政见的公开交锋，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为宰相。但是，833—834年的李德裕的执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执政期一样，充满着斗争。除了上述这些麻烦之外，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次病与顺宗的病历有着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话，他也是害了暂时口不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郑注的护理，文宗的身体状况挨过冬天后稍有好转。在大约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虑着国家的政局，几乎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注视着事态。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闵重新上了台。文宗在834年抱怨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153]到了这时，文宗似乎已在后悔他在宋申锡事件中的失误，同时他也认识到，朋党和宦官专权必须同时予以击败，否则将一事无成。因此，尽管风险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阴谋，其高潮是835年以失败告终的甘露之变。
很明显，建立任何第三种势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党也不受其各自宦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这一次皇帝与之密谋的人不是像宋申锡那样以刚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员，却是两位宫廷政治老手，即御医郑注和新任翰林学士李训（823年登进士科，835年死）。郑注虽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却与其他许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个神策军将军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训是原来牛党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纪20年代的被贬逐时对牛党的政治丧失了热情。这两个密谋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却不是他们的敌手后来所指控的那种坏蛋；郑注的医术很受人称道，而李训则是一位对经典古籍有一定造诣的学者。要打破朝政中历时15年的朋党之争，而代之以郑注和李训的单一的新政制，这对文宗来说似乎并不理想，但因为这两个人胆大而有谋略，所以皇帝认为至少有改变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两党关键领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郑注和李训被皇帝在职官制度内予以升擢，接管了原来被两朋党宰相所执掌的权力。我们在上面看到，王叔文集团在805年预先策划的政变中因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而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相反的，经过精心策划之后，郑注做了长安以西的凤翔节度使，他从他所统率的军队中暗中调集了禁军突击部队。李训那时在做宰相，他得到了京师许多官员的帮助，这些人被准许有自己的警卫队听候调遣。他们的基本想法是引诱宦官脱离神策军的庇护，然后一举聚歼；这个战法一直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钟。
郑注和李训夺取了他们原来的庇护人王守澄的权，接着投之于狱，最后处死于狱中。为了做这件事，他们暂时与王守澄的宦官对手仇士良（781—843年）结成了联盟。可是，甚至在处死王守澄时，李训和郑注就在计划收紧包围仇士良的网。835年12月末某日早些的时候，宫内大臣通过事先的安排，奏称“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树上。[154]文宗完全知道已为宦官设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边去察看这一奇异现象。正当他们来到伏兵即将突起的后院时，一阵风吹起了李训兵士藏身的帐篷的一角。兵器的当啷声惊动了宦官，他们大多数人都乘宫门关阻之前惊骇地跑回了内廷。他们在里边强迫文宗返回李训和其他政府官员力量达不到的后宫。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军，它的各小分队便被派往官员住宅区屠杀可疑的朝臣。仅在政府区一个地方，据说士兵们就杀了1000多人，并毁坏了许多印信、档案和文卷。以后几个星期军队不仅逮捕了主要的密谋者及其属吏，也滥捕他们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士。他们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属公开在长安西市被处决。宦官们允许血洗，直到836年初宣布宽赦和限制进一步审讯时为止。
宦官们随即着重考虑如何维护权力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首先要对宫廷的突发行动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队伍内部查出密谋活动。他们还决定以神策军仗卫宫内，但马上发觉不值得费此精力；如果把他们的部队置于这样众目睽睽的地位，这只会激怒保守的舆论而不会有多少具体收获。[155]旧的銮仪卫队（南衙卫）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发生危险，神策军就近在咫尺。只要把宫禁卫队骨干所拥有的长矛短剑一概没收，仇士良和其他权势宦官就能够达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总的说来，骚乱平息以后，宦官们就想照老样子行使他们的权力，也就是说要避开公众的视线。这部分的是因为有些节度使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专政。[156]而且还因为宦官也愿意与官僚阶层重建一种李训和郑注上台以前曾经存在的工作关系。一个引人注意的不同之处是，朋党双方的成员都同时做宰相，而在以前权力却像走马灯似的在两个朋党之间来回倒换。另外，朋党的次要成员实际上被任命为宰相，而那些知名领袖的地位的恢复却很慢，他们从藩镇回长安要经过严密监督的步骤。这可能反映了宦官在政府内廷的会议上有了更大的势力，影响当时官僚个人安全的状况同样也反映了宦官们的这种势力。宦官说服文宗撤掉保护宰相的卫队（这是自815年武元衡被刺以来就实行的办法），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宰相感到自己更易遭受压力。如果个别官员的言行太出格，宦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例如宰相李石（784—845年）在838年就曾险遭不测。
甘露之变的失败似乎使文宗神情沮丧。836年宦官的意图变得一清二楚之后，他对政务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他无精打采，凄凉惨淡，厌于廷议对问，甚至再也没有兴味谈诗了，他饮醇酒求醉，并且悔恨过去的错误。他开始盘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839年他要求观看《起居注》，以了解对他的写法，但却被编纂的官员谢绝。这表明，他担心自己被写成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皇帝。[157]他在喝醉时曾对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赐酒并呜咽地说，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受制于诸侯，而他本人却糟糕得多，竟会受制于家奴，即宦官。这一年他旧病复发，840年初去世，时年30岁。
皇位继承问题的危机随着文宗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发展，这是晚唐历史中继承问题比较复杂的一次。原来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资格继承的儿子，在838年被杀死。太子之死的情状疑莫能明，但文宗显然同意处死他，因为文宗越来越不宠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轻浮躁所触怒。[158]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敬宗的一个冲幼的儿子当了太子，但由于他的年岁和有病的体质使局势很不稳定。另外两个皇位候选人出现在宫内，他们都是文宗的幼弟。安王溶是后宫中有权势的杨贤妃之子，他得到母党族人、又是牛党宰相的杨嗣复及一些宦官的支持。另一可能的帝位继承者为颍王，他是神策军中尉等人拥立的对象，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文宗本人对这最后的选择竟无能为力，因为他一贯不能在这样重大的事件上下决断；总之，到了839年，他耗费了大部分时间来哀痛他儿子之死。中尉仇士良及其盟友能够假传圣旨立颍王为摄政王。文宗死后颍王即位，他是穆宗的得以君临唐帝国的第三个儿子。获胜的宦官集团立即设法处死了另外两位王子、杨贤妃以及他们在宫禁中的支持者。[159]
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报复行为从内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击目标是牛党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785—853年）；这两个人是在文宗时代的末年爬上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罢他们的官，又要他们的脑袋，因为他们支持过武宗的弟弟和对手。武宗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也可能让人们处他们以死刑，若不是最不可能为他们辩护的李德裕出面干预的话。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为宰相，他不顾朋党的利益，激切地为他的政治对手们的性命请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陈词，并且动员朝廷的舆论来支持他的行动。最后武宗咆哮着向李德裕说道：“特为卿等释之！”[160]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李德裕在这位反复无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宠以及他如此善于发挥宰相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时五十几岁的李德裕，已为获得这样的机会准备了一辈子。他的传记和诔词异乎寻常地谈到了他的抱负、克制和干劲。但是，除了他个人的奉献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还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个可能推进他的事业的关节。自然，他是宪宗时代的贵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从一开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务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偶然机遇之赐了。在9世纪的第一个10年，李德裕在藩镇中入幕，度过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亲而涉徇私之嫌。可是，他在藩镇任职时期小心翼翼地巴结了一名宦官，据说给了这个宦官以巨贿，使之能关照他的利益。在这个宦官回到长安以后，李德裕被穆宗召为翰林学士，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凭偶然机会得到的职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结好于李绅和元稹，像前面已讲过的那样，他卷进了日益扩展的朋党活动之中。在这个时期内，李德裕在实际协调他们那一派的政治方略时究竟做到什么程度，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他离开长安比在京师做官的时间多得多。他两次任浙西节度使，在长江下游的那个藩镇几乎长达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职三年，在这里获得了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他在9世纪30年代初期文宗时代确曾做过短时期的宰相，但甘露之变的密谋者编造一个情节把他也株连在一个莫须有的叛逆罪名中，此后他便被贬为湖南南部的一个刺史。可是，他没有被贬逐多久。甘露阴谋失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节度使。通过他与另一名宦官——仇士良的下属——的友谊，李德裕最后在840年被召回长安，在新皇帝下面当了宰相。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武宗于846年春去世时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师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为宰相的政治作风肯定的是赞成儒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主张搞集权主义的一派。他钦佩管子和西汉的一些强有力的宰相。他继承的他意志坚强和说干就干的父亲的品性以及他在几个藩镇任内拥有的长期行政经验，使他自然而然地能够把一人负责的宰相之治运用到高级行政中来。他的作用受到皇帝的嘉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代宗后期元载的强人统治。它也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因为按照唐代的规矩，国家大事都要由几位理论上权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开辩论。宰相们在文宗晚年出于派性而争吵不休。[161]与此相反，李德裕现在被赋予实际权力，能为政府做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据我们所知，他的方法是先搞一个最小规模的磋商，再彻底检讨有关的讯息和情报，然后独自退往后花园拟定计划。这种方法特别不寻常，因此值得他的同时代人予以评论。通过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书来看，我们知道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极端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不光是同情他的历史学家描写的结果。他善于掌握细节；会斟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而量才加以使用；能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这些才能都不时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拟的制诰之中。在这些方面他足以与陆贽相匹，而在实际工作方面又或过之。主要由于李德裕的努力，唐政府才能够顶住9世纪40年代之初经常发生的外国可能的入侵、藩镇的叛乱和国内的骚动等危机。
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复掌权时能够使李党获得胜利，那么，这个胜利是低调的。他不断地对他的个人政敌牛僧孺和李宗闵施加压力，从而把他们一劳永逸地从高层政治中排挤出去，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于进行特别过火的派性清洗活动似乎不感兴趣。[162]同样地，他对与他共事很久的人报之以宰相之职，例如诗人李绅（842—844年在职）便是著名的例子，但是这些人无疑都当的是配角。不言而喻，李德裕不能全由自己来直接指挥唐政府的活动，但他对助手的挑选似乎表明他意在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而不在于改变中层官僚阶层的结构。
同样地，李德裕对政府事务进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给坚强的行政权提供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门——即政令应出自宰相府——的原则。[163]公事程序的改革包括把常务（日常事务）的主要责任交还给中书舍人。这些中书舍人直接受宰相管理，因而改革的企图是想解除翰林学士50多年来不受外廷监督的那种职能。[164]与此相应的努力是要使宰相府囊括一切重要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与节度使交往的文书，并且把有关这些事务的文件保管在宰相府的特设档案内。很显然，这些办事程序在以前是杂乱无章的，主要是根据问题一件件处理的。[165]李德裕还想控制宫内主要的记注和历史写作过程。他恢复了《时政记》的编纂（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这是为了私下保存宰相处理的政务记录，它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撰写，而完全不受翰林学士、宦官或皇帝宠幸的干扰。他还要求《起居注》（这是皇帝的行为和诏令的主要记录，也是最后编成历朝《实录》的大宗文献的基石性资料）应交给宰相审查和作编排上的改动，以免“军国大政，传闻疑误”。他这样关心宫廷记注，不完全是历史方面的原因。李德裕特别注意去赢得定某些事务为“密”的特权（这些事务太敏感，不应让公众知悉，也不宜写入起居注），从而增加他实际上指导政府的权力，不受别人干预。[166]在这些程序的修改中有一些似乎在李德裕任期内颇有成效，但另外一些修改，特别是那些官僚们很感兴趣的关于限制皇帝使用翰林学士的修改，受到了武宗的抵制及其继承人宣宗的忽视。所以总的来说，是李德裕在宰相职务上的个人作为，而不是行政上的重大结构改变，形成了9世纪40年代的宫廷政治生活。
武宗和李德裕之间的关系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这种关系是很令人神往的。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辩，知识渊博而又精于算计，城府很深而又傲慢自大；他酷爱奇花异草，所以他只喜欢幽居在自己豪华的后花园内；但他又决不放弃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视宫廷诗的矫揉造作和举子们的装模作样，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位相当好的诗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需要，他也能够采取因袭的态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却是既鲁莽，又暴躁，又执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决断。如同以前的几位皇帝，宗教像政治一样紧紧控制着他。李氏家族的弱点是炼药求长生，武宗又对道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在他统治时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药使他丧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郁症，联系他对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绝对的躁狂症。[167]可是，在李德裕和武宗所分管的事项方面，却从未见有混乱不清的情况。虽然李德裕很细心地准备他的奏疏，也强烈地要求应把它们比别人的建议置于优先地位，但他上奏武宗时是把它们作为出自武宗的圣断而提出来的。李德裕从未犯过把皇帝置于被庇护地位的错误。至于武宗，他注意自己时不时地不受李德裕的支配而独立行使权力，以促使大家能看到他们二人之间地位的差别。很显然，终武宗之世他们之间的关系未受到任何重大损害。
李德裕在对付宦官方面也很细致。一方面，他必须注意他们的愿望，特别是仍为长安最有权势的宦官仇士良的愿望。例如在840年，一名给事中曾想阻止仇士良的养子利用荫庇特权（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员荫子特权的一例），李德裕却把此人降级使用，从而引起了官员们的憎恶。可是，李德裕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权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权力。有时武宗也帮助他这样做。例如在842年，朝臣们建议武宗加尊号，这自然是一个大庆典，而且要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层宦官开始怀疑李德裕计划利用大赦的机会来削减他们的某些特权和财源。宦官们在宫内示威反对这个计划，但武宗在公开场合大声斥责了他们，他说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一颁订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士良隐退。仇士良这位处于关键地位的宦官于843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后，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各种权力基地。他撤销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还企图削弱他们对内库的控制权，等等。[168]可是，如果把他的这些举动看做是对宦官全面进行的讨伐运动，那也是不对的。它们只要取得有限的和实际的成效。可是，在武宗治下的后期和整个宣宗时代，宦官的权力至少不像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那样肆无忌惮了。
李德裕作为宰相能够有所成就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后事情接踵而来，而危机的气氛有利于实干家。
840年秋天，大批回鹘突厥人突然地开始沿今天内蒙的河套地区进抵唐王朝边境。那个地区的诸节度使只能眼看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回鹘大约10万之众集结在阴山南部塞下——这是数百年来在北方所见最壮观的游牧民的大迁徙。[169]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此地，他们又要求什么东西呢？李德裕从长安派去几个外交使团之后，中国人已得知9世纪30年代回鹘领导层因严重内讧而导致分裂的详情。在9世纪40年代，回鹘的一个臣服民族黠戛斯决定利用回鹘的弱点。戛黠斯从南西伯利亚根据地突然倾巢南下，把回鹘人赶出了他们舒适的首都，杀了可汗，并自封为草原上新的主人。惊恐的回鹘人分两股逃奔。一支人马前往西南，它的成员最后定居吐鲁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他们的子孙在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会，迄13世纪时为止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另一支人马从他们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与中国人相对峙。李德裕派往这第二支回鹘难民游牧部落的信使在841年获悉，李德裕虽曾有计划让他们返回故居，但他们的统治者——即自封为可汗的继位者——不想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国人给一个有城垣的边塞堡垒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回鹘人显然想继续留在那里尽可能过他们半定居式的生活，继续进行贸易，侵扰中国边境和等待时机。
回鹘人的这种想法恰恰与中国的传统战略利益南辕而北辙，也是任何长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胁。需要采取行动，但在这种形势下却有着严重的危险。在788年以后与回鹘人的长期和平期间，北方的边境一直没有得到安宁。因此在842年初李德裕开始一项应急的防卫计划，同时给回鹘人送去了大批粮食和布匹作为羁縻他们的礼物。边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复；部队要增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取得了很快的进展。
当回鹘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李德裕做了总指挥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的领导艺术胜过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监督战略和重大战术决策的执行，督促长安运往前线的供应，但是他把战术细节留给他精选的战地将军们去处理。一个特别的讨伐军指挥体系按惯例组成，但和安禄山之乱后的其他大多数政府军事行动大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行动协调得很好。增援边防军的部队是从许多内地藩镇抽调来的。闹独立的幽州镇也参加了这次战役，这证明了李德裕对他直接控制范围以外的势力也能进行政治说服工作。843年初战役达到了高潮，那时一支中国特遣队以突袭方式攻下了回鹘的大营。中国人无情地追亡逐北；一万名回鹘人枕尸于南戈壁后来被名为“杀胡山”的地方，另有倍于此数的人投降。可汗在惨败中幸得逃脱，但他在几年之后在沙漠之中被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