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52部分在线阅读

就在这一年，唐朝在云南也遭到同样的惨败。中国人在这里面临新兴的南诏国：中国人曾鼓励南诏的兴起，以期在对付吐蕃时它会充当中国的盟友。8世纪30年代后期，蒙舍（南诏）统治者皮逻阁逐步将统治扩大到今云南的6个土著王国（六诏），此举得到剑南节度使王玙的默许和援助。739年，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并以重兵设防。南诏王和太子得到中国的封号，于是与中国朝廷建立了封建的关系。[223]
750年，云南太守张虔陀企图掠夺南诏的使者。南诏王阁罗凤不甘忍受这种待遇，因此张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诋毁他。阁罗凤大怒，在750年攻打云南府，杀死张虔陀，夺取这个地区受中国人保护的32个土著部落州。
受杨国忠庇护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已在四川稳步地建立了他的权力基地。他此时决定率军大举征讨南诏。751年夏初，他派军队8万夹击大理。阁罗凤提出愿意归还所占的领土，但鲜于拒不接受此建议，仍奋力发动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阁罗凤大败唐军；鲜于仲通死里逃生，唐军伤亡6万——许多人死于疾病。杨国忠对玄宗隐瞒真相，诡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次鲁莽的远征使中国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虚弱。阁罗凤马上向吐蕃称臣，于是吐蕃和南诏的结盟在以后威胁着西南的边境达40年之久。[224]
中国经过十多年不断的胜利后重新出现的这一边境问题促使李林甫在751年初期设法让自己遥领朔方节度使，而实际的指挥权则操在助手李之手。四川的这场灾祸以后，杨国忠在751年阴历十一月决定让自己担任剑南节度使，以巩固自己在四川割据的权力基地。[225]
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杨国忠及其同伙的攻击，原因是他对朔方负有责任。752年春安禄山集结一支20万骑兵的大军以报他被契丹战败之仇。作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献忠——实际上是一个不愿在安禄山麾下效劳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将——统率的朔方镇大批骑兵的援助。安禄山对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担心安禄山会把他杀死。阿布思没有参加征讨契丹，反而叛乱；他袭击了朔方的军械库和粮仓，然后逃进大草原。
安禄山此时取消整个远征。阿布思原为李林甫的朔方节度使副使，所以杨国忠、陈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图要李林甫对阿布思的叛乱负责。虽然他们没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而转由安禄山的堂兄弟、已为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226]从这时直至755年，从鄂尔多斯到满洲的整个北部边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们此时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图对杨国忠进行反击。自鲜于仲通对云南的未遂入侵以来，唐与南诏的边境纠纷不断。李林甫此时要求杨国忠倾听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担起节度使职务的紧急呼吁。杨国忠和杨贵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坚持命令杨国忠赴任，但答应很快会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宰相。
但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掷之举。他已经病入膏育。一个术士告诉他如果能再见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复。尽管侍从们反对，玄宗仍同意见面；但李林甫这时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礼了。杨国忠就在出发至四川赴任之际被召回，李林甫在临死前把未来的帝国事务托付给他。几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权19年以后死于752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227]
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50多名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228]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年来，朝廷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　自746—748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
杨国忠的掌权，752—756年
从752年年末至玄宗逊位，杨国忠就这样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职和中书令的实职外，他又兼任吏部尚书（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职），从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权。他还继续掌管许多在李林甫时期逐步设置的财政专署，这样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国的财权，因为户部此时既无尚书又无侍郎。陈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现出有些独立性，他还不是应予认真对待的政敌。此外，在李林甫垮台之前，他被撤除了按惯例由左相担任的兵部尚书的兼职。
但是，朝廷的势力显然被边镇节度使的巨大权力所压倒。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最后几年，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对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后者则牢牢地支配着京师和朝廷。杨国忠此时孤注一掷，试图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军事后盾，以与安禄山的力量相抗衡。
杨国忠想巩固他的剑南节度使地位的企图并不特别成功。四川远离朝廷，交通不便，它的军事编制又比较小，远不如东北诸镇完整，而杨国忠的党羽鲜于仲通向南诏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也落了个灾难性的结局。753年设立了由何复光节制的一个强大和拥有全权的岭南藩镇，使之从南面威胁南诏，但此举收效甚微。754年夏对南诏重新发动入侵，其结果是又丧失了约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三。[229]
杨国忠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盟友。他选中了唯一与安禄山明显为敌的突厥将领哥舒翰，[230]此人是西北陇右和河西两地的节度使，并已在753年阴历八月被封为王。他与安禄山的堂兄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长期不和；虽然在快到李林甫临终时玄宗试图让宦官高力士去弥合双方的分歧，但这反而使局面更加恶化。安禄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开激烈争吵。
哥舒翰拥有庞大的军队，总数达14.3万人，他们久经沙场，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在吐蕃边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胜。754年，他的军队大加扩充。陇右建立了八支新军，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军。[231]
753—754年的冬季，安禄山急于加强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来朝廷祝贺新年。杨国忠告诉玄宗，安禄山肯定要谋反，并建议召见他以考验他是否忠诚。当召见令发出时，出乎杨国忠意料的是，安禄山应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远不变的忠诚。玄宗对他大加赏赐，并比以往更加信任，虽然皇太子也与杨国忠一起警告说，安禄山可能谋反。使事态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应任命安禄山为特任宰相，只是在杨国忠提出了关于安禄山只字不识不宜肩负此重任的紧急请求后，这一任命才未实现。结果，安禄山只当了尚书省仆射，这一职务当时是通常授给前宰相的闲职。[232]
但安禄山仍获得一个削弱杨国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职务。他被任命为闲厩使和陇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镇）群牧使。虽然安禄山三镇兵力多于哥舒翰的军队，但河西和陇右的军队却能更充分地得到骑兵的配备；此外全国骑兵所依赖的大片的国家牧地都集中在陇右和长安西北今陕甘两省的地区。安禄山通过这一新任命的官职能为自己军队挑选几千匹一流战马，以弥补自己军队的不足。[233]
在安禄山在京逗留期间，杨国忠对他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禄山在754年阴历三月回范阳镇时，曾昼夜乘船兼程行进，途经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为担心杨国忠会派人追赶和拘捕他。[234]宰相和帝国最有力量的将领之间的对抗形势此时显然已无法扭转。但玄宗仍相信安禄山的个人忠诚，朝中无人再敢指出他谋反的可能性了。
安禄山来朝廷的结果是使杨国忠能为自己清除高级官员中的一个敌对集团，其中的成员与玄宗关系密切而且对他有相当影响。刑部尚书张筠和太常寺卿张垍两兄弟为张说之子。[235]张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职时政绩卓著。他长于写作，早就有担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压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陈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够接替陈的位置。张垍在8世纪20年代也在朝中历任显宦；玄宗对他特别宠爱，把宁亲公主下嫁给他，并准许他住在宫内的一个府第里。玄宗把他当作起草诏书的私人秘书和精通重大礼仪的人。当陈希烈请求批准辞职时，他也希望取代陈而担任宰相，看来玄宗也确有此意。另一个弟兄为门下省给事中张埱。但张氏弟兄的权力与其说依靠他们的高级职务，不如说是来自张筠和张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职。
前面已经谈过，玄宗在8世纪20年代有意识地发展集贤院，来为自己提供一批年轻有为之士，使他们能协助他从事各种文学写作和准备、起草国家的重要文件。集贤院最初由张说掌管，后来被陈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要地位。但在玄宗后期，它受到另一个由年轻有为之士组成的翰林院的挑战。翰林院与集贤院不同，是直属皇帝本人的一个宫廷机构。它最初由一大批作家、诗人、风水专家、占卜者、佛道僧侣、艺术家、画家、书法家甚至棋师组成，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实愉快的翰林待诏。738年，翰林院新设一学士院。学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过原来的翰林院，它是为皇帝处理国务和起草文件的个人的机要处；在这一职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贤院。[236]张垍是学士院首批成员之一，院址就设在宫中他的府第内。到754年，张筠也成为供奉。因此他们很有影响，很接近玄宗。
张垍实际上曾起草任命安禄山为宰相的诏书，但由于杨国忠的反对，诏书从未被付诸实施。754年阴历三月安禄山离京时，玄宗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向玄宗禀告，安禄山离京时非常不满，因为他知道玄宗原来打算任命他为宰相，但最后没有做到。杨国忠猜测此事只能是张垍或他的某个弟兄向安禄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为翰林院学士必须严守机密，张垍及其弟兄都被贬往地方担任次要职务。[237]
这一年晚些时候，杨国忠在政治上又赢得了一个胜利。陈希烈再三要求辞去宰相之职，754年阴历七月玄宗在杨国忠的赞同下予以批准，因为杨国忠与这个同僚已经不和。玄宗希望吉温代替陈希烈，此人凶残阴险，在746—748年的清洗中曾是李林甫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并在御史台任职多年。吉温此时已成为一个安禄山的支持者。这一年早些时候，安禄山曾要求他担任自己的群牧副使，同时还策划提升他为兵部侍郎。杨国忠在想到必须与如此一名危险的同僚对抗时，不禁惊慌失措，所以他反对玄宗的人选，并成功地让年长的吏部侍郎韦见素担任吉温的上司兵部尚书并成为特任宰相。[238]
韦见素[239]（687—762年）是名门出身的进士，他在睿宗登基前的王府担任低级官员，所以玄宗了解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他在京师历任高级职务，以为人随和温顺著称。正如杨国忠所希望的那样，他证明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副署杨国忠作出的命令时从不怀疑。
754年晚些时候，杨国忠又清除了另一个敌人，他就是深得人心和能干的皇族成员和京兆尹李岘。据某些记载，他把自753年以来影响长安的连绵阴雨归咎于李岘，从而达到了清除的目的。其他记载则指出，杨国忠派密探弄清了一件牵涉到安禄山的阴谋后，强迫李岘的京兆府官员去袭击在京的安禄山的府第，在那里发现了安禄山计划叛乱的证据。安禄山的两个代理人安岱和李方来都被处死。安禄山大怒，向玄宗申诉，玄宗为了安抚安禄山，就给理论上应负责任的官员李岘以降级处分。[240]
他还使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失宠，此人为著名学者，官声极佳；杨国忠担心玄宗可能计划调他进京担任宰相。韦陟被指控挪用公款，于是御史们前往进行调查。韦陟愚不可及，竟贿赂吉温为他说情，同时又写信给安禄山求助。此事被揭穿以后，杨国忠不但能把韦陟贬往边远的南方，而且又能把吉温调出京师，然后把他处死。安禄山因此在中央政府中损失了一员干将，他要求宽恕吉温的呼吁未被理会。[241]
次年初期，不敢再亲自来朝的安禄山派一名副将前来，要求批准以非汉族将领取代许多汉族将领。杨国忠和韦见素以此作为安禄山计划谋反的确证，要求玄宗拒绝此议。[242]但是玄宗发怒了，他下诏照安禄山的要求任命新将领。宰相们于是提议召安禄山来朝廷和担任宰相，但他所领的诸藩镇应予分割并划归汉族将领节制，以剥夺他的实权。最初，玄宗倾向于按他们的意见办理，而且必要的诏令也已拟就。但在诏令发出之前玄宗又作了进一步考虑；他派一名宦官前往安禄山驻节之地，要他弄清安禄山是否真正在计划谋反。这名宦官得到安禄山的大量贿赂，所以回禀说安禄山一直完全忠于王朝。因此，玄宗命杨国忠和韦见素不要再用这类指控去打扰他。
但在755年初春，门下给事中裴士淹被派往河北巡视，据推测此举是一个预防措施。[243]同时，安禄山又在与契丹和奚交战，并在阴历四月报捷。[244]他究竟是想重新取得玄宗的欢心，还是在自己谋反时希望使外敌置身事外，则不得而知。安禄山留在范阳的大本营内，屡次称病，拒绝接见玄宗的使者。当裴士淹抵达时，他一直等了三个星期安禄山才同意接见，甚至接见时他仍受到冷遇。
同时，杨国忠在京师继续打击浮在面上的安禄山的支持者，并且经常企图制造安禄山有二心的证据。新任的京兆尹把安禄山的府第围困，逮捕了安的一个代理人；经御史台审讯后此人被秘密处死。安禄山的一个儿子安庆宗娶一个郡主为妻，并在朝廷任供奉。他秘密通知安禄山所发生的这些事。安禄山此时更加惊慌，当玄宗的亲笔诏书召他回长安参加阴历六月其子婚礼时，安禄山称病拒绝进京。
阴历七月安禄山奏称，他要进贡马3000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由22名安禄山的非汉族将领带领。河南尹达奚珣向玄宗提出警告说，他推测这些人可能会参加一场政变，所以建议让安禄山等到冬季送马，而且马夫由政府提供，这样就可以不动用安禄山的军队。现在，连玄宗也意识到安禄山可能有谋反之意了，就在此时，这一年早些时候他贿赂玄宗所派宦官之事真相大白。这名宦官被处死；另一名宦官携带给安禄山的诏书前往范阳，诏书内容如同达奚珣的建议，并邀请他在秋末玄宗依例在温泉逗留期间来见玄宗。当玄宗的使者抵达范阳时，安禄山坐着接待，甚至拒绝按惯例表示敬意，几天后使者被打发回长安。没有再被接见。[245]
事情现在很清楚，叛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755年阴历十一月初九，安禄山率领由同罗、契丹、奚和室韦诸部落民组成的军队和分队造反，他声称已接到谕旨，命他去平定叛乱分子杨国忠。
玄宗朝的终结
在战争开始阶段，安禄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246]他的10万多名主力军经河北迅速南下进攻，实际上未遇到抵抗，同时命属将留守幽州（范阳）、营州和山西北部的代州等叛乱基地。一个月后不久，他们就已进入河南。
叛乱消息在几天之后传到朝廷。杨国忠甚至在这时还在安慰玄宗，说叛乱在几天内就会结束；又说只有安禄山本人要谋反，他的部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的。但对王朝威胁的这种盲目低估立刻证明完全是错的；玄宗经过了开始时的惊慌失措和不相信以后，就派效忠于王朝的将领前往洛阳和河东南部去全力征募和训练部队，同时刚从塔里木盆地的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则被派往洛阳去准备防务，以对待叛乱者。封常清匆忙集结一支6万人的部队，并切断了河阳的黄河大桥以阻挡叛军的推进。但安禄山在此地下游渡过黄河并进逼汴州（今开封），于阴历十二月攻陷该城。就在此时，安禄山得知玄宗已把他儿子处死，还迫令他妻子自尽。他一怒之下便屠杀了汴州的全部守军。汴州为运河体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失守切断了朝廷的南方供应线；安禄山派一名部将留守汴州，自己率军攻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