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29部分在线阅读

同年，即670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实的帮手许敬宗；他在78岁时退休，两年后死去。几乎立刻就出现了反对他的活动。一部分廷臣表面上以他的冷酷行为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谥号，因为他曾发配自己的儿子去遥远的南方，还把女儿嫁给南方部落首领之子以换回大量彩礼。许的传记也提到他无法无天和贪婪的声誉；673年，朝廷下令修订他编撰的国史，删掉书中不实之词和不实之情。许敬宗把持朝廷达15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够取得最高的政治权力，所以这种反映是对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过，正当武后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672年末，太子奉诏监国；皇帝病情一度好转后，太子在673年阴历八月又不得不承担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第二年，即674年初期，皇帝病情严重，朝廷正式讨论武后应否临时掌管政府。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和李义琰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复正常，尽管武后通过她个人的秘书班子继续对朝政施加影响。
674年后期，武后公开地广泛笼络人心，她的奏议提出12点对庶民和政府官员均有所让步的改革主张。各种主张多半只表达了虔诚的愿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策，但它们仍反映了对当时各种问题的一种敏锐的理解。其要点如下：“一、劝农[56]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以上主张基本上包括在一个诏令之中，并予以发布。它们以泛泛之论来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旨在赢得官员和纳税人的欢迎。另外，它们还表现了武后对提高妇女地位的兴趣及皇帝献身于道教的迹象。675年，朝廷又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鲜和西北战事的军费而征课的捐税。
675年，又有人提议恢复政府“正规的”形式，这时戴至德和刘仁轨被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而自7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尚书省就已缺少主要首脑。这个动议使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宰相们审议高级政策时重新得到了发言权。
在676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们是前宰相来济的兄长、扬州人来恒。高智周（602—683年）为另一位来自江苏南部的南方人，已通过了进士考试，长期在学术部门担任高官，在7世纪50年代参加过几项庞大的文学作品汇编工作，曾担任太子的老师。李义琰（死于688年）也是进士，出身于河北的名门望族。他早年是李世勣的门生，665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长期在地方任职。高宗很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名人。他是674年反对武后摄政的动议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于山西南部的望族，是一位早熟的青年学者，得到太宗宠爱，与皇室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公主结婚，高宗做太子时，他曾在太子府任职，又是《晋书》的编撰者。高宗登位后，薛元超先后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要职，显然他会位至三公。664年上官仪被处决时，他却被贬并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74年获赦免，立刻当上朝廷高官，在683年年中因身体状况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对皇帝也有极大的影响。
这些宰相都是名声清白的大臣，他们在7世纪80年代以前使朝廷出现了一个显著稳定的领导集团。但那时，武后已通过北门学士获得了自己控制和影响朝廷议事的手段。北门学士的主要人物有刘祎之和元万顷，他们充当了她的私人代理人和私人秘书，渐渐干预起许多原来应由宰相们关心的事情。
675年，皇后取得权力的主要障碍因太子李弘突然死亡而消失了；太子不仅被皇帝本人宠爱，而且还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爱戴。[57]在皇帝最近患病期间，他十分胜任地管理各项事务，他死前不久经常站在皇帝一边反对武后。几乎就在他临终前，他还就被杀的萧淑妃的两个女儿所受不公平的待遇与武后公开争论过，因为这两个女儿已被幽禁在宫中20年而没有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李弘是武后毒死的。太子死后，皇帝向朝廷宣布：他只是因为患病，才没有传位给太子，为此他采取了一个不平常步骤，即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他真的当过皇帝似的。[58]
太子的位置立刻由武后所生的皇帝第六子雍王李贤代替，对此我们可作一简短的回顾。[59]
武后当时清除对她具有潜在威胁的其他皇室成员。675年，一位低级妃子给皇帝生下的第三子李上金，因捏造的罪名被流放到湖南的蛮荒之地。[60]第二年，即676年，萧淑妃所生的第四皇子、爱好学术的李素节，有试图影响他父亲的表现。自666年以来，武后就谎称他生病而不让他上朝，676年，他因贿赂公行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流放。[61]
677年，一个由著名大臣组成的很强的新班子成为新太子的顾问，679年当皇帝又因病不能亲政时，太子负责政务，表现得非常明敏，因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武后在除掉李弘后，现在又面临一个潜在的对手。
第二年，皇后着手对付李贤。在此以前不久，另一个术士明崇俨已得到皇帝和武后两个人的宠爱，他曾私下预言太子不适合继位，而武后另一个儿子却有未来统治者的相貌。679年阴历五月，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凶手始终没有抓到。武后认为李贤对此事有责任。[62]她开始谴责太子，并命她的驯服工具“北门学士”编写《孝子传》和《少阳政范》作为对他的直接告诫。朝廷和后宫开始流传谣言，说太子不是武后的儿子，而是7世纪40年代与武后一起进宫的她的姐姐韩国夫人之子。
李贤是个好色之徒，他与他的几个家奴有不正当的关系，因而引起官员们的不满。武后为此向皇帝正式抱怨，皇帝于是派三名高级官员薛元超、高智周和新任宰相裴炎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套盔甲，于是断定太子在策划政变。也在受审讯的太子宠奴指控太子害死了术士明崇俨。
皇帝非常宠爱李贤，对指控他的罪行显然是半信半疑，仍想赦免他。武后却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皇帝，于是太子被贬为庶民并被幽禁在长安。太子后来流放到四川，几年后被迫自杀。很清楚，公众对此案疑虑重重，因为皇后下令在洛阳公开烧掉发现的盔甲，以便让百姓和官员看到太子的罪证。[63]
许多有名人物在李贤的倒台中受到株连。宰相张大安，被谪流放四川；两位王子王李炜和曹王李明被流放到很远的西南地区；另外几位大臣曾是李贤的老师，他们虽然后来都被赦免并官复原职，但对他们的指控损害了他们的权力。[64]
680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皇帝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为太子。[65]
以后的几年，朝廷的局势保持相对稳定。新太子是14岁的孩子，不能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这时皇帝的健康很不稳定，因此不再对从不屈服的武后构成威胁，而武后似乎也满足于皇帝作名义上的君主。681年，在674年公开反对武后摄政的郝处俊被皇后巧妙地免去了宰相之职，而当了太子的老师。这个差事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那时整个帝国处于长达几十年的巨额军费造成的财政危机之中。后来大量宫室和公共建筑的新工程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物价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农民逃往未开发地区试图逃避纳税，而饥荒和干旱的报告频频传来。朝廷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作出减少铸造已经短缺的钱币的灾难性决定外，朝廷提出解决王朝财政问题的唯一的积极建议就是打算卖掉皇宫马厩中的马粪。[66]
当皇帝健康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小事上，如派人远至长江去搜寻稀有品种的竹子等等。他再次处于武后的影响之下，又开始准备一系列新的封禅祭祀，这次打算轮流在五岳举行。676年和679年的两次已经作好了安排，但因前线又出现了麻烦而被取消。后来武后计划在684年新年举行，以表示上苍对高宗统治的最后的认可。
但在683年后期，皇帝的病情恶化，因此封禅大典又被取消。[67]皇帝正遭受晕眩和失明之苦，可能还得了另一次中风。一个为他治病的医生建议放血。皇后反对，但高宗坚持放血，结果他得以重见光明。[68]诋毁武后的人喜欢用这一事件来证明，她不希望高宗康复而希望他死去。但是，那时她丈夫已不再是她取得最高地位的威胁，况且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他的继承人证明要摆脱她的控制。
尽管高宗病情暂时有所缓解，但不久又更加恶化。683年阴历十二月初四，他召见右相裴炎，授以遗诏，命令太子在他的灵柩前登基，年轻的皇帝有不能单独决定的军国大事，应与武后协商解决。[69]他在同一天死去。
高宗的对内政策
高宗在位时间比他父亲和祖父加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常被贬为在重要的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的统治者。但高宗时期，对管理上的革新需求不多：基本的政府机构已于高祖时期设立，太宗又加以改进和使之合理化。高宗继承的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它具有一套顺利地发挥作用的制度，一个受集权的法制约束的行政体系，其中各官署的职责都由法律作了周密的限制和规定。制定出的兵制和财政制度把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主动实行的政策被严格地限定在维持秩序、处理军事任务以及管理土地制和税制等方面。事实证明，这套行政体制具有非凡的持久性，在缺乏坚强的上层直接领导时又具有明显的弹性。它经受住了高宗统治的紧张时期、武后篡权时期和她垮台后唐皇室恢复时期的考验。它的设置是为了使它能在最低限度的中央积极指导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
这一种制度化的行政机器的基础是制定成套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使政府能顺利地运转，而这正是整个高宗统治时期所不断关心的事。
太宗对继任者的遗训之一就是修订唐律和行政法规使之适应形势。[70]这件事已完成：651年，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组织把奉敕修订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报皇上。651年阴历九月的诏令向全国颁布新法。[71]新法经过全面修订，成为唐代一系列法律当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法律之一，它称为《永徽律令》。第二年，高宗又组织了另一个有几名法律专家在内的组织，以编写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详细的刑法官方注释。这部形式稍作变动而成为流传至今的《唐律疏义》，在653年阴历九月完成并被送呈皇帝。它经过小的修改后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刑法的权威性的注疏。[72]
这些不朽的著作完成以后，在高宗时期有人为了使法典适合当时的形势而作了系统的努力。这项工作包括把原来在诏令中颁布的格编成法典，并对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详细规定——式进行小的修改。665年，当全部官署的名称改动了以后，高宗命令刑部的主要官员修改格和式。[73]
676年政府又下令对法律进行意义更为深远的修改，这次不仅修改格和式，而且也修改行政法的主要部分（令），这项工作在677年初期完成。[74]高宗去世后不久，又进行了一次修订。[75]
因此，高宗统治时期肯定没有忽视法律。相反，法典以大致12年的间隔期，经过仔细修订并使之顺应时势，这比唐代任何时候都更正规。
这个时期个别法学家和注疏家也相当活跃。朝廷上两位杰出的官员赵仁本（667—670年任宰相）和崔知悌完成了私人选编的案例《法例》，它后来普遍使用于7世纪的法律学校。崔知悌的这部私家著作成了一部使用方便的现成的法律摘要，以致在667年被禁止在朝廷使用。[76]
高宗另一个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77]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78]
经常听说，通过科举制征用人才是有意识地试图增加对武后新政体的支持，因为这给统治阶级带来新的社会成分，但支持这种论点的材料很少。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自两种途径：或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学的几乎都是勋贵和高级公卿子弟；或是被他们所在的州当做“贡品”送上的。后一条路是寒士能指望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中举的人不多。例如在670年，11个中举的进士中只有一个是来自地方；在681年的51人中只有一人，在682年的55人中只有一人。[79]
有关所谓的高宗和武后故意利用考试来改变官僚队伍社会成分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652年、653年、663年、669年、671年、672年和676—679年暂停实行科举制。相反，在唐朝的其余时期，除了少数例外，每年都举行科举考试。换句话说，在武后660年完全控制了朝廷以后，她本应该忙于通过科举制吸收新的统治精英，但她却有十年根本没举办科举考试；而在665年，所有的应试者——至少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未中选。只在670年、673—675年和682—683年有较多应考人中举。660—683年通过进士考试的年平均数仅为18人。[80]
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651年，隋朝和初唐最高级的秀才考试中断。此前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极少。除了太宗时期设立的法律和书法（实际为语言学和古文书学）两科外，656年又新设一门新的专科数学考试和一所为该科培养考生的专门学校。数学考试与原有的两种考试一样，是专为低级官员和庶民的儿子举办的。但在658年，所有的专科学校和专科考试都停办。662年它们又在雇佣其中举者的政府部门的控制下恢复：大理寺管法律学校，太史局管数学学校，秘书省管书法学校。671年，这几所学校可能又变成了国子监的一部分。[81]
科举考试仅仅使中选者得到当官的资格（出身），但有更多的人通过其他途径也得到了这种权利。例如，在657年，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三倍于他们能得到的官职。为了从取得当官资格的人当中选人担任实职，选举制被采用了。如同太宗时期和高宗初期，这项制度带有极大的随意性。669年，裴行俭制定了实行选举制度的详细规定，这项规定在唐朝其后的时间决定了官员的选拔和升迁。[82]据说武后用“糊名”来确保选举制度的客观性，这样，候选人的身份和社会出身就不能影响选拔的结果。
科举制本身在681年也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改革，从而再次确定了唐朝其后时间的科举形式。直到此时，“明经”和“进士”两科考试已变得非常相像。两者都是让应考人完成专题文章，只是题目不同（明经科考经书及其注疏，进士科考政治事务）。681年的改革给两种考试带来了彻底的变化。明经科此时要求完全掌握经文（678年以来它包括道家的《道德经》，也包括传统的儒家经籍）及其传统疏义。它基本上成为一种强调死记硬背的考试。新的进士科也要求有一定的经籍知识，但不那么详细；另外要求考生依式写出诗赋等文学作品，同时还要写政治和哲学论文。从此以后，进士功名的取得比明经困难得多，因而其威望也远高于后者，而在以前，人们则更重视明经的资格。[83]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658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为特定应试人举行的殿试。[84]在以后各朝，殿试几乎和进士试同样被看重。
因此，国家的首要的官员选举制在高宗时期得到了彻底改造。8世纪盛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
高宗实行的建设新都、不断扩大官僚队伍，尤其是经常进行大规模征战等等政策，给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持久的和不断增长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