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712部分在线阅读

到1980年，有些台湾小说已在大陆出版。同时，二三十年代大陆的一些伟大作家，如鲁迅和老舍，他们的著作虽仍在官方禁忌之列，但对那些知道何处有香港非法出版的版本的人而言，不难获得他们的著作。因此，在80年代初期，大陆和台湾双方已开始互补而共同得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动倡议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及《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倍努力使台湾政府和人民确信：“解放”台湾不可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人告诫说，美国不可靠，并号召台湾当局就国家统一问题同大陆进行谈判。北京过去发出这种号召时，几乎完全针对在台湾的大陆人，现在却开始注意台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很清楚，大陆人在台湾政府中的统治地位终将结束，占人口大多数的台湾人必将取而代之。他们认为，到那时，台湾领导人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70年代初，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几批海外华侨，包括在台湾出生的华侨。他向他们保证，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其生活水平将不会降低，而且台湾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将逐渐进行。他邀请台湾的人们到大陆访问，亲眼看看大陆的情况。他还强调台湾人在“解放”台湾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类会见中，周恩来和邓小平均强调，为了实现统一，需要长时间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败，他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向台湾人民努力发出呼吁时，明显地缓和了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认为该运动的领导人虽然冥顽不化，但还可挽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注意做台湾当地人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陆人。它向这些大陆人保证，不管过去的罪恶多大，只要现在为台湾回归祖国工作，他们将获得宽恕。它邀请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来大陆访问。它释放了几百名已关押25年或更长时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相当一批在60年代捕获的特务分子。如果这些人愿意，还允许他们去香港或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同过去一样，对台湾影响不大。1976年，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说：“我们的态度是：决不同共产党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32]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管是大陆人或是台湾人）认为，在北京控制台湾后，他们个人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害怕，台湾的生活会降低到大陆的水平，而且他们会同样遭受强加在大陆中国人身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控制。大批美国和日本的华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向他们传达了在大陆的见闻，但与他们在台湾相对舒适的生活相比，大陆的情况对他们没有多大吸引力。
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台湾
1977—1978年，美国驻台北大使曾预告台湾领导人：美国政府正准备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当1978年12月15日吉米·卡特总统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此决定仅提前数小时通知蒋经国），台湾政府和人民仍感到十分震惊。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同时废除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从该日起的一年内终止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在4个月内撤出在台湾的所有剩余军事人员。经华盛顿和北京同意的联合公报宣布：美国将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及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也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一项单独声明中称：美国继续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感兴趣，并希望中国人自己会和平解决此问题。中国政府则宣布，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宣布关系正常化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透露，中美两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存有分歧。在会谈期间，美国曾表示，将继续向台湾供应数量有限的防御性武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同意。
台湾政府官员对上述关系正常化协议立即进行了尖锐的谴责。12月底，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访问台湾，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华盛顿和台北的关系问题。当他的代表团抵达时，愤怒的群众高喊侮辱性的口号，并冲破警察的保护圈，以棍棒击打代表团的车辆。蒋经国要求，在终止外交关系后，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之间的关系，遭到克里斯托弗的拒绝。因为，美国政府已保证，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
美国国会议员们对行政部门事前未同他们充分磋商而表示不悦，对政府草拟的未来对台湾关系法也表示不满。他们对该法案进行了反复修改，于1979年3月底予以通过，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33]该法案遵照卡特政府在与北京谈判时同意的，即未来同台湾的关系应是非官方关系的原则，并规定建立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在华盛顿和台北设办事处，以处理双方的这种关系。该法案还提供法律根据，即按照美国法律，继续将台湾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对待，并在改变之前，使双方现有的条约和协议继续有效。还作出规定，允许美国官员暂时脱离其官方职位，以民间身份去美国在台协会任职。
但是，对国会中设计此法案的主要负责人来说，该法案关键的规定着眼于，当其共同防御条约终止之后，台湾的安全仍然有保障。该法案明确指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期望台湾的前途以和平方式决定，而对于以和平方式以外的方式决定其前途的任何做法，美国都将严重关切。该法案还表示，美国有意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国有意保持自己的能力，以抵抗任何人凭借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
台湾当局对于美国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后可能出现的影响，虽然仍十分焦虑，但对《与台湾关系法》却表示欢迎，并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他们成立了一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作为美国在台协会的非官方的对应机构，以行使过去由他们的驻美使馆和各领事馆执行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抗议《与台湾关系法》，认为该法违反了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规定，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是，他们表明态度并记录在案之后，并未纠缠下去。1979年和1980年，他们开始同美国建立广泛的关系。
1980年下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关切美国同台湾的关系。美国飞机公司同台湾讨论可能向台出售一种先进战斗机的要求，得到卡特政府的批准；同时，美国在台协会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签订协议，规定相互给予对方几乎相当于外交使团享受的各种优惠和豁免权。这些事态发展使中国感到不安。在1980年的竞选中，罗纳德·里根总统发表了亲台湾的讲话，其中包含有意使美台关系“升格”的内容，使北京更感惊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正式声明和公开评论中，开始提醒华盛顿，中国从未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销售武器。因为荷兰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中国领导人为强调反对外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于1981年3月将同荷兰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1981年秋，他们警告华盛顿：除非美国规定出停止向台出售武器的时间表，否则中美关系将恶化。
经过长期反复谈判，双方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达成一个措辞严谨的联合公报。鉴于自1979年1月1日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采取和解政策，以及在本公报中，中方重申和平统一台湾是其“基本政策”，美国在公报中表示，美国不想执行对台湾武器销售的长期政策，美对台的武器销售在性能和数量上都不会超过近几年来的水平，美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销售，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使这个问题得到最后解决。[34]台湾官方尖锐批评这个公报，认为它违反了《与台湾关系法》的文字和精神。虽然美国决定延长合作制造F—5E战斗机的协议，以便能再生产60架该型飞机，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安静下来；但对于美国拒绝向他们出售更先进的战斗机，他们表示遗憾。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欢迎该公报的同时，宣称“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乌云还没有全部扫除”。该社论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诺言，实实在在而不是敷敷衍衍地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使这个问题“早日彻底解决”。[35]
北京—台北的相互影响
美国同意逐渐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时，十分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建议。北京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宣布停止向沿海岛屿发射散发宣传品的炮弹。从6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每逢单日发射这种宣传品。大陆的电视台还首次播放了一部显示台湾风景区和闹市情况的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媒介不再称台湾领导人为“蒋帮”，而代之以“台湾当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台湾批准同大陆通商、通航、通邮和实行人员往来，并称中国尊重台湾的现状，将采取合理政策解决统一问题，以使人民免遭损失。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甚至保证说：在统一之后，台湾将享受充分的自治，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武装力量。邓还对这些参议员说，只有在台湾当局无限期拒绝谈判，或者苏联进行干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
1981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关于统一问题的全面的九点建议，让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权”。他说，中央政府将不干涉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叶还许诺不侵犯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外国投资。叶也答应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大陆的全国性政治机构中，为台湾官员安排领导职位。他呼吁国共两党代表会晤，以便就统一问题深入交换意见。[36]
和过去对付北京的提议的做法一样，台湾当局断然拒绝了叶的建议，重申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谈判、不接触的政策。他们将叶的建议描绘成主要针对美国的宣传，其目的是想说服美国：台湾不需要美国武器。他们指出，叶在建议中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竭力反对台湾为这些武装力量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获得新的武器，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他们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有诚意的谈判建议，应该秘密提出，而不是通过公开的宣传媒介。在台湾政府内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是：假如台湾当局开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该岛的归并问题，他们将处于危险境地，最终将导致台湾为北京所控制，并在台湾强制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许诺缺乏信心，因为即使年迈的邓小平有诚意，也不能保证他的继承人会履行他的承诺。北京拒绝答应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更增加了他们的担心。
虽然谈判的道路走不通，但在1979—1982年间，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之间各种形式的非官方接触却在稳步增加。1978年之前双方微不足道的双向贸易，到1981年发展到约5亿美元（主要通过香港进行）。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之后扩大到其他国际体育联合会），双方达成妥协：大陆体育组织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而台湾的相应组织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从而使双方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台湾和大陆的科学家日益频繁地在国际会议上会晤。双方在美国大学或其他地方学习的学者和学生，也走到一起相互了解。虽然台湾政府仍然禁止台湾和大陆之间直接通邮，但亲戚之间通过在香港、美国或日本的亲友交换信件，已变得日益平常。台湾少数人甚至到大陆探亲而未被政府拘捕，虽然他们这样做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是非法的。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人们对海峡两岸的情况正在形成更加现实的看法。
政治上的紧张和经济上的衰退
台湾原拟于1978年12月举行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选举。反对派政客在1977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成功之后，在行动上更加放肆，并显得更有信心。他们在全岛范围内更紧密地协调行动，并提出废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和增加民选官吏等更大胆的要求。就在选举即将举行的前几天，美国意外地宣布同北京关系正常化，使政府推迟了选举。在美台中断外交关系之后的紧张气氛中，政府以涉嫌通共罪，将一名台湾籍的反对派政客和他的儿子投入监狱；对于参加游行、抗议这次逮捕的一名非国民党县长，也给以撤职处分。
国民党内保守分子的势力暂时上升，他们要求在国家危急关头加强团结，因而公开辩论敏感问题的势头受阻，但这种势头又很快恢复。1979年2月，政府受具有自由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影响，取消了已实行一年的对新杂志不予登记的禁令，使新的政治性杂志很快出现。这些杂志在观点上从鼓噪反共的《疾风》，到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美丽岛》（《福摩萨杂志》），应有尽有。中间派的杂志受到国民党内的温和分子和走中间道路的反对派政客的支持。一场活跃的政治大辩论很快展开。这场大辩论公开讨论了敏感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评论家们提出了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广泛而具体的建议，并要求有组建反对党的权利，同时猛烈批评国民党。
以立法委员黄信介为首的一批著名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赞成《美丽岛》观点（该杂志自诩为“台湾民主运动杂志”）。《美丽岛》集团的主要目标是：由台湾人选举成立自己的新政府，并且暗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国——虽然它不敢这样公开宣布。该集团在台湾各地迅速建立起10个支部，每个支部由当地一位著名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领导，并开始举行反国民党的招待会和集会。这个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影子政党。这个集团在反国民党方面是团结一致的，但内部组织松懈，纪律涣散。它成了强硬派《疾风》的主要攻击目标，被毒骂成亲共分子。由于它组织的集会规模日益扩大，气焰更加嚣张，因而遭到不仅是国民党内台湾籍政客的批评，也受到温和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的非难。后者认为，刺激国民党摊牌是不智之举。
1979年12月10日，双方终于进行了摊牌。在高雄，由《美丽岛》集团组织的游行发展成为暴乱。为此，该集团有14名领导人被捕，其中8人（包括立法委员黄信介）以煽动叛乱罪被控，并被判处12年徒刑到无期徒刑。[37]这样，政府一下子就消除了台湾籍反对派中极端分子的主要骨干。回顾起来，很清楚，《美丽岛》集团过高估计了公众的支持，过低估计了政府的决心和能力。政府绝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煽动群众情绪，反对国民党。虽然大多数台湾人赞成台湾人在政府中应有更大的影响，但许多人不同意《美丽岛》集团所采取的方式。台湾人和大陆人的一致意见是：应该有秩序和逐渐地进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同执政党进行大规模的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只会危害政治稳定、公共秩序和几乎所有人皆已得益的经济增长。
高雄事件及其以后对一些人的定罪，引来了一段对政治言论严格控制的时期。立法院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该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防止选举活动中发生群众混乱，但仍允许有可能获胜的反对派候选人参加竞选。按照新的选举法，1980年举行了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选举（原定1978年12月举行，被推迟），1981年又举行了省级和地方选举，均能顺利进行。虽然在省级和地方选举中，候选人花的钱比过去哪一次都多。这种收买选票的做法，在宣传媒介中曾遭到猛烈抨击。
从1979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也使台湾遭到损失。但美国中断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对台的经济并未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1979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1980年增长6.8％。1979年，新的外国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3.29亿美元，1980年又猛升到4.66亿多美元。台湾在争取外国贷款上毫无困难。1980年，台湾向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共借贷12亿多美元。台湾的长期外债总额仅为50亿美元，其偿债率仅约6％，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异常低的。外国银行都渴望在台湾开设分行，而政府不得不在每年批准一定的数量，以抑制竞争。1980年，有8家外国银行在台北设立分行，其中5家为欧洲银行。到1981年初，共有23家外国银行在台湾设有分行。
1980年，台湾同100多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经济政策的决策人强调对西欧的贸易，部分原因是使台湾的贸易伙伴多样化，但也是为了增加欧洲人对台湾的了解，以便将来争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台湾同西欧贸易的增长率，高于台湾全部贸易的平均增长率。1980年，欧共体各国超过日本，成为台湾的第二大市场。台湾还一改过去严格的反共立场，于1979年解除了不同5个东欧国家直接贸易的禁令，并允许同其他东欧国家进行间接贸易。
回顾与展望
1949年以来，台湾的历史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对外是在巨大的威胁面前，为生存而斗争；对内是使一个农业社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