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709部分在线阅读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施大概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实行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对台湾经济的大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最初进行土改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国民党领导人很清楚共产党在大陆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贫农对地主的不满情绪的。陈诚在主持台湾土地改革之后写道：
允许佃农和长工在地主的剥削之下呻吟，不仅是个土地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局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存。[14]
土地改革时，台湾5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台湾人。土改中，迫使地主将土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土地卖给佃农。这样，为数比地主多得多的佃农买到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土改的结果使乡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在大陆搞土地改革没有成功，而在台湾却成功了。究其原因有：地主与实施土改的官员没有政治联系；台湾农村没有内战和共产党的渗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了精确的土地档案。
土地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有益处。虽然大陆人为自己保留了政府、国民党、国营公司和军界中的高级职位，但城乡的土地所有权主要在台湾人手中。他们因土地价格上涨和私营企业（主要为台湾人所有）的发展而获得益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台湾人因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采取措施增加台湾人在地方和省级参政的机会也有助于缓和台湾人的不满情绪。例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在乡、县、省各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协会为农民提供了多种服务，如贷款、储蓄、销售农产品、卫生服务、调解纠纷、供应日用品等。日本统治时期，各级农民协会的理事都是由日本官员指派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变了这种做法。规定协会会员中凡农业收入占家庭收人一半以上的均有选举权，协会理事通过选举产生。这样，国民党政府帮助大批台湾农民家庭不仅获得了耕田，而且能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组织中起更大的作用。
国民党还改进了省和地方各级的选举方法。日本人不允许设立全岛范围的选举机构。地方行政官员是指派的，地方议会半数议员也是指定的。蒋介石则决定县、市议会以及县长、市长均由普选产生，从1950年开始实行。1951年县、市议会选举了省议会。但在1959年之后，省议会也由普选产生。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均有选举权。
省和地方选举打开了台湾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渠道。由于禁止成立新政党，大批台湾人参加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不得不提名台湾人为候选人，以便争取台湾人聚居的选区的选票。地方党部帮助有野心的台湾人树立威信，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授予任命权。这些人如果在地方选举部门表现良好，有时还可向上爬，在省政府甚至全国政府中谋得职位。他们虽然不能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他们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的身份与国民党候选人竞选，有时还能当选。国民党候选人有党的基金和组织帮助竞选，而某些独立人士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却可以呼吁台湾人反对大陆人所控制的国民党，从而获得胜利。省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在其后全国机构的补选中对国民党和无党派政客以及对选民都是宝贵的。
为逐步消除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在学校教育中通用国语；中学和专科学校招生以及文官的招募均实行公平考试制度。国民党曾经试图在大陆推广国语，因日本入侵和内战而没有实行。在台湾推广国语比较容易。从1946年起各学校均用国语教学。到50年代末，年轻的一代多数会讲国语。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语言障碍逐渐消除。
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认为使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对家庭的未来至关重要。进中学和专科学校求学要通过统考。考生进名牌学校还是普通学校，要依考试成绩而定。考试是极公正的。一个孩子能否考上学校或攻读自选的专业均取决于考试分数，而不靠其父母的地位。文官考试也是如此。因此，虽然早些年大陆人的子女由于在大陆受到较好的教育曾占有一定优势，但当考生都是台湾学校1945年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台湾人感到在政权方面受歧视，但他们有平等地接受教育和考取文官的机会，这就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大陆人和台湾人在学校和政府机关中一起学习、工作，也有助于消除隔阂，增加交流。
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引进了民主程序，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独裁的性质。中央政府仍受蒋介石严格控制。这种做法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它为许多台湾人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蒋于1954年和1960年连续当选总统。他诡计多端，通过高级军、政官员的任命来平衡各派势力，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1949年实施军事管制，军事法庭可对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的人进行秘密审判。由于美国卷入，担心共产党进攻的恐惧消失，使台湾保安措施有了某些放松，但是保安机构仍很活跃。省主席吴国桢认为台湾的气氛使人窒息，因此他于1953年辞职赴美。吴致函国大和蒋介石，谴责台湾缺乏民主，特务横行。武装部队总司令孙立人将军于1955年被撤职并被软禁，罪名是有些心怀不满的军官居然在阅兵时上书蒋介石，孙对此负有责任。
经济稳定
当蒋介石1950年重新出任总统时，台湾的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打击，十分脆弱。[15]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经济是外向型经济。1937年出口占其生产的44％，主要是加工食品，几乎全部输往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受台日航线中断的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到1939年水平的一半。台湾工业的3/4、发电厂的2/3、交通网的50％均被美国轰炸机炸瘫。由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当局的命令，台湾失去了在日本的传统市场，因此转而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关系。但是，到1948年，台湾对遭受战乱困扰的中国大陆的贸易仅达台湾战前外贸额的1/4。1949年上海陷落，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出口市场。1949年台湾当局发行新币，以黄金和外汇为十足准备，并与美元挂钩，而同大陆国民党货币脱离关系。然而通货继续膨胀，因为台湾银行为满足极为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印发纸币。此外，台湾物价从1946年起平均每年上涨一倍，1949—1950年度则上涨500％。
台湾经济尽管在40年代发生了金融危机，并遭到严重损失，但仍拥有很好的基础，到50年代又得以复苏和发展。台湾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拥有人力资源。从亚洲标准来看，台湾公共卫生条件良好，人民教育程度高，农民技术好、生产力高，同时还有一支小而精的工人队伍。30年代，日本人即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日本市场的需要，除在台发展食品加工业外，还发展其他工业，建立了纺织厂、自行车厂、水泥厂、化工厂、纸浆与造纸厂、化肥厂、炼油厂、铝厂和钢铁厂等。中国大陆逃台难民中有许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员，取代了约3万离台返日的日本人的职位。电站、铁路和公路建设适当，一旦被战争破坏的部分得以修复，即能支援农业和工业重新发展。
到1950年，工农业发展势头明显见好。工业与农业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达到战前最高生产水平。美国决定保护台湾的安全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台湾当局采取了限制金融的措施；从1951年开始，大量美援商品抵台。由于这些因素，通货膨胀才有可能得到控制。到1953年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已降到19％，1954—1960年期间年均在9％以下。
1949年开始土地改革，主要农作物的地租由50％降至37.5％。土改对农业生产和工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政府向农民出卖了大量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地。第三阶段于1953年完成。在此期间，地主除保留3公顷水稻田或6公顷旱田外，必须将其余田地卖给政府，由政府转卖给佃农。地主得到的补偿是：获得为期10年的实物（大米或甘薯）公债和在四大政府公司（没收的日本财产）中分得股份。佃农买田的钱分10年付给政府。
土地改革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势力，使台湾农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多数农民人均有2公顷以下的土地。这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劳动积极，投入也多，农业生产率普遍提高。土地改革还削减了地主的财产，因为政府购买他们多余的田地时，购价低于市场价格，给他的公债利息也低于市场利率。土地改革还把四家大公司变成私营企业，使地主成为股东。
在台湾实行土改，并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是由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协助进行的。该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由美援款项资助，由三名中国专员和两名美国专员领导。蒋梦麟任联合委员会主席多年。蒋系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部长。沈宗瀚为中方专员，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李登辉亦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衔，是该委员会农业经济专家（李在此之后任台北市市长和台湾省主席，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任中华民国总统）。该联合委员会不算中国政府的正常机构，薪金高，能招聘到特别能干的农业专家。联合委员会有双重作用：代行中国政府农业部的职能；作为美国援助团的农业分支机构，负责将美国对台经援的1/3用于发展农业。这几乎占台湾接受美国经援期间（1951—1965年）对农业净投入的60％。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建设活动，包括改良农、畜品种，兴修水利，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组织、农业财政与农村卫生，进行农业研究等，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中推进农村全面建设的楷模。[16]
在土地改革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制定的农业发展计划的共同促进下，从1952—1959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率（3.6％）。畜牧业生产增长了73
％。美国经援（每年约9000万美元）的1/4是以提供剩余农产品的形式给台湾的。这样，台湾不仅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还能改善人民的营养状况，维持农产品出口水平不变。农产品是这一时期台湾主要的出口物资。
农业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征收土地税（收缴大米）；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征购大米；实行大米、肥料的实物交换计划。化肥由政府独家经营。用化肥换大米是政府的一项巨大收入，可保证对军政人员的大米供应，也可在市场上出售，以稳定物价。政府对主要粮食的控制使当局能保证对政府雇员的粮食供应，防止米价上涨和商人囤积居奇。国民党在大陆时商人囤积居奇造成市场混乱不堪。
台湾在早期即强调发展农业，使工农业能平衡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为了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农业也受到“压榨”，但其交换条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对农业极为不利。土地改革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为工业生产中的非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的地主由于不能再兴办农场，也开始向工业投资。
台湾当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经济决策，对50年代经济均衡发展也有重要作用。50年代初，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公司（主要是化工、化肥和石油公司）占工业生产的56％。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不再扩大国营企业，上述企业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建设，并创造条件发展私营工业、生产消费品，以替代进口消费品。据此，政府开始投资扩建乡村公路网，改善铁路交通（铁路密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未来对电力不断增长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工业生产逐渐由出口食品加工业转向生产纺织品、橡胶和皮革制品、自行车、木材制品等国内市场消费项目。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经验不足的台湾人办的企业生产。为此，台湾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镇兴建小厂（可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50年代，由于工业下放，农村人口拥向大城市的速度相对减缓。由于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许多新工人宁愿住在农村，乘车去城镇工厂工作，也不愿迁入城市。“以工兴农、以农促工”的格言，正付诸实践。
50年代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到50年代末，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已发展到饱和程度。进口的消费品在全部消费品中仅占5％。在某些方面，生产能力已大于实际需要。这时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重心转向生产原先进口的耐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还是出口已在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经过一段犹豫，政府选择了后者。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台湾已明显地增加了工业产品的出口。1952年，92％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只有8％为工业产品。到1959年，工业品的出口已上升到总出口的24％。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外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为工业品出口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大门。台湾工业得以从主要利用国内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转向利用劳动密集工业加工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17]
1960年的台湾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的农业不是现代化农场与大批落后农民并存，而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多数受过教育，生产效益较高。它的工业没有搞国营重工业项目的迹象，而是集中力量进行基础建设并创造有利气氛，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乡村和城市工业平衡发展，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蒋介石及其同僚（包括严家淦、蒋梦麟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技术专家）为六七十年代不寻常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1960年还没有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金门冲突记忆犹新。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大陆中国粮食短缺，加之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失败、苏联专家撤离，这些使台北又有了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像杜勒斯国务卿所说，可能真是“一个瞬息而过的而不是永久的阶段”。蒋介石和许多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依然认为台湾建设的目的是准备有朝一日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统治时为收复大陆提供机会。
经济起飞，1960—1970年
国际地位
1961年，自从周恩来要求联合国驱逐中华民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过了10年多了。联合国成员国中反对搁置中国问题的越来越多。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同意就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但他们提出一项议案，规定中国席位问题必须由2/3的多数通过才能解决，并动员成员国支持此一议案。在整个60年代他们借此议案成功地保留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但国际上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一再下降。这个趋势只是因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引起恶感而暂时中止，然而不久又重新恢复。1970年，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在联合国表决中首次赢得简单多数，但因未获得2/3的多数而没被通过。
整个60年代，中华民国除争取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外，还在争取国际承认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较量。它邀请许多国家的要人访问台湾，观察台湾的进步，并于1961年制定了派遣技术人员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主要帮助它们发展农业。到1970年，它在23个非洲国家中派有702名技术人员（包括短期和长期工作的），在11个亚洲和拉美国家派有111名技术人员。此外，它还在台湾为发展中国家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中华民国的富有想像力的外交使它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拥有控制着大陆中国的王牌，仍缓慢地走向胜利。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先后于1964年和1970年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0年，已有53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有68个国家仍然承认中华民国。
60年代期间，中华民国能够保持其国际地位主要靠美国的政策。美国在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它每年都投入大量政治资本劝说其盟友和友好国家支持中华民国的地位。但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如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在此问题上同美国背道而驰，说明美国影响在减弱。而且，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也在逐步变化。到60年代末期，没有几个美国人不认为中苏分裂是真正的、严重的，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中苏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苏联人在中苏边境驻扎了重兵。1969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在珍宝岛（达曼斯基岛）发生了军事冲突。50年代的两极世界消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在已经出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迫切需要同苏联的强大对手发展关系。
由于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官方未及时认真考虑改变对华政策问题。台湾虽然不是美国的永久军事基地，但在越南战争中却是有用的辅助基地。美国在清泉岗（原称公馆）机场驻有一个C—130运输机联队和一个KC—135空中加油机中队。该机场的跑道是50年代美国出资扩建的，供美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驻菲律宾的美国第13航空大队的两个分队也驻在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除日本之外最好的维修基地。美国战斗机、坦克、装甲人员输送车均在台湾进行大修。到60年代末期，美驻台军事人员（不包括家属）近万人。这样，台湾在美国作战方面的实际价值、美国政府忙于进行一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局面等，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推迟重新考虑中国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之间大量具有实际价值的关系也在四下辐射。整个60年代里，美国继续向台提供军援，至60年代中期总额已超过3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F—86战斗机已由F—100、F—104
和F—5战斗机所取代。中华民国获得了C—119运输机，并获得特许与贝尔直升机制造公司联合生产军用直升机。奈克—大力神和隼式导弹加强了台湾的防空能力。台湾还得到了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增强了其向沿海岛屿运送补给的能力。更多的坦克和榴弹炮也已运抵台湾。台湾还发展了军工生产，到60年代末已能生产M—14步枪、机枪、炮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数千名军人曾到美国受训。
美国在1965年逐步结束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从1951年起美共向台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援。台湾已能在经济上自立。美国官员宣称台湾是从美国经援计划“毕业”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而自豪。美国实业家认为台湾是一个宜于投资的地方，到1968年底，23家美国企业在其台湾的工厂中雇用了2.2万多中国雇员。两家美国银行在台湾设立了分行。数以百计的美国牧师，因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而定居于台湾。美国的大学同台湾的大学建立了各种交流关系，每年美国大学都招收数千名台湾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