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89部分在线阅读

一位曾在1975—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记述了当时在购物时最常听到的四句话：“没有”、“卖完了”、“明天再来”和“对不起”。[55]住房紧张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因为50年代初兴建住房的势头未能保持下来。尽管加强了对农村向城市移民的限制，也无济于事。老房子一部分坏了，人们只得挤在更小的居住面积里凑合，那些想要新房的人得等好几年。[56]
“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分配制度趋于平等。在收入和获得消费品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57]然而，这种变化带来的社会效果并不像中国平均主义改革家们所预期达到的那样健康。当“馅饼”越来越大，每个人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所得部分大得不成比例的时候，平均分配才是最容易的。社会底层的人们感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上层人物也不感到不快，这正是1955—1956年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使用的战略。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情况并非如此。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馅饼”在一天天缩小，要实现平等，只有削减各特权集团的利益，使他们的生活接近其他市民的水平。这样，利益受损的集团感到不满意了（完全可以理解），而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也未看到如何提高。作为一种推行平均的战略，它肯定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增加社会平等并未能取得有意义的效果，因为在许多市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分配制度本身就不如过去平等。[58]那些工作更努力和贡献更大的人并没有发现这种分配上的变化使他们的工资袋充实了或是使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消费品——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那些有关系的人能够“超越这种制度”：他们能得到耐用的消费品、公费医疗、住房和其他一般人难以得到的紧俏物品。在当时供应紧张的条件下，每个人被迫去发展各种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有的人能“走后门”，他们比其他人更成功些。显而易见，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在玩这种游戏时，肯定要比一般的市民强，对中国权贵们的不满也会随之增长。
在这些年，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最严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他们处在世界的顶峰；但是到了1968年，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再获天恩。大多数人不是被匆匆撵到了农村就是被下放到边境地区安家落户，成为农业劳动者。在以后10年里，有1700万城市青年经历了这样的命运。上山下乡虽在当时是光荣的使命，而且政府继续以此作为处理城市过剩“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事实证明，就社会而言，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许多城市年轻人发现他们难以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所以不久就开始违反规定，跑回城市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他们已经被注销了户口，不能再被合法地雇用或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他们不得不依靠家庭和朋友，或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返城的青年是制造城市犯罪的祸首。这些年轻人在城市系统中没有一席之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愤怨不已，这些都促使他们成了胆大包天的犯罪分子——对他们的控制比起对一般市民来要困难得多，甚至比控制城市的农村盲流都困难。由此而产生的大量问题使得当局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更改过去的计划，甚至在毛去世之前就着手改变——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安置青年人，特别是把送青年人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制度改为年轻人轮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制度，在农村干了几年的青年，如符合条件，就可以返回城市并给予安排工作。
除了以前的红卫兵之外，其他人也受到了变幻莫测的形势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弟弟和妹妹在这种学校制度下成长起来，其前途并没有什么保障。随着“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们很清楚他们不可能从中学直接上大学，其中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将送往农村。由于不再强调成绩，每人每年自动升级，学生学习成绩和在学校表现与来日的工作安排没有什么联系，因而城市的学生感到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再努力学习，或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无论他们的表现如何，对于他们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其结果，是使那些仍然在校的学生逃学旷课和违法乱纪的增加了。家长非常担忧他们的孩子表现如何，但对于怎样才能使他们的后代遵守纪律，却又感到不知所措。有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忽然提出一条希望能够奏效的战略：培养他们体育或是音乐方面的专长，就有可能使他们对城里某个工作单位有吸引力。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规划未来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请教算命先生或是寻找其他的神秘的答案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未知的将来。在人们普遍焦虑不安时，社会权贵们却能够给他们的子女在城里安排工作，或者把子女从农村“救”回来送去参军或上大学，这就加剧了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情绪。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但是如上所述，1969年大动乱阶段的结束并未能使社会秩序恢复到以往那种程度。黑市交易、非法买卖和投机倒把猖獗。在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小偷肆虐，晾在外面的衣服及放在外面的自行车稍有不慎就会不翼而飞。人们在晚上独自行走时比过去更加害怕，一些耸人听闻的传说如抢劫、强奸、谋杀更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犯罪集团或“黑社会”开始在大城市出现，他们的犯罪方式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占据地盘，制造土武器，同敌对的集团进行火并。城市居民们越来越害怕到这些黑社会活动猖獗的地方去，他们也同样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这些黑社会势力的影响。比较而言，中国城市犯罪率比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低得多，然而，中国的市民们已感觉到他们曾无限感激的50年代里的社会安全和公共纪律现在已是荡然无存了。
城市秩序的其他方面也下降了。随手乱扔垃圾和在大街上吐痰的现象比以前更常见了。尽管广泛宣传毛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是商店里营业员和饭店里招待员的态度却越来越差。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乐意给老人让座，汽车和火车也不如从前准时了，甚至连苍蝇、老鼠和其他城市害虫也都“杀回来了”，而在10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这些害虫曾得到较好的控制。也许有些看法不太确切，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怀旧之情，但它的确表明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看法：城市制度垮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强行与无产阶级文化保持一致的巨大努力（官方说是无产阶级文化，但未详细解释其定义）。这种努力渗透到了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红卫兵造反揭开了运动的序幕，以后几年的政策，又使这种压力得以保持下去。首先，这个政权不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因此，许多早年允许的表达形式、风俗习惯和文化物品，现在都被禁止了。[59]
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期间，许多家庭的珠宝、祖传的神龛、圣经、老式的衣服、香水、古书和一些传家宝都被没收了。就连那些没有被抄家的人，也由于担惊受怕而将他们的门神、外国书籍、古典油画和其他容易引起麻烦的物品毁坏或是埋藏起来。这时候，在很多地方，即使连养金鱼、养鸟和其他小宠物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里显要的位置张贴毛的画像，并用毛的语录作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在一些单位，人们每天早晨给毛跳“忠字舞”，回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60]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勒令停下来，如果他们的穿戴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式样，就会被剪掉头发，撕烂衣服。在有的单位，淋浴室甚至洗衣间和其他一些服务设施都被认为是过分地迎合了“资产阶级”的个人需要而被拆除。
书店和图书馆急忙把新近定性的禁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电影公司的影片和剧团也受到了同样剧烈的冲击。一些庙宇被损坏，寥寥无几的基督教堂被关闭，那些希望以任何方式参加宗教仪式的虔诚的教徒们，只有偷偷地在自己的家中秘密地进行。许多娱乐性的活动，如跳舞、郊外野营和一些业余爱好俱乐部都被怀疑有“资产阶级”倾向而遭到大规模的削减。当局还试图通过鼓励人们在传统节日加班，并禁止人们吃月饼、焚香、赛龙舟和其他一些因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来阻止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庆贺。在大城市里，火葬开始越来越普遍，只有在小城镇和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其他一些民间活动仪式也都受到了影响——豪华的结婚筵席、身着西服的结婚照以及传统的哀悼仪式等，在这些年都在禁止之列。女佣人、武术教师、魔术师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人都发现，他们的职业因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所以都成了问题。在大城市里拥有不动产的私房主被迫交出他们的契约，然后开始为他们的住房付房租。小规模的有执照的小商贩和个体工匠前几年是可以经营的，现在又一次被禁止了；甚至一些集体企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能给职工发放奖金。70年代对人口出生率开始进行严格的控制，人们生孩子和使用避孕物品情况都要检查，以防止城市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到1977年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事实上，“大跃进”失败后，在1962年城市地区就推行计划生育，特别从1970年起在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组织等方面都加强了。）
1976年前的一段时期，虽然有些限制开始有点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对大众文化产生的效果就是破坏以前的风俗习惯，要求遵循经允许的、范围有限的行为准则。人们在官方不断变化的要求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新的控制措施如此之多，不少人仍感到懊恼，他们眼睁睁瞧着传家之宝被砸烂，再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求神拜佛，再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举行各种婚礼或是丧葬仪式。另外一个结果，是使人们的文化和娱乐生活近乎于枯竭状态。人们没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被强制性地反反复复参加一些范围很窄的活动，最典型的是组织人们翻来覆去地看革命样板戏。
允许搞的活动很少，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意味着组织的活动确实不多了。而在过去，单位还经常在庆祝国庆节时给大伙发点好吃的东西，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举办舞会和其他许多娱乐活动以示庆贺；到了70年代，有些单位在这样的重大节日只让职工听个报告，然后就让大伙回家了。学生们也发现，他们的课外活动和有组织的假期活动同过去相比少得可怜。娱乐活动上由多变少而产生的奇怪后果是：市民们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和亲近的朋友的小圈子里，而不像激进派们希望的那样投身到大规模的集体事务中去。
所有这些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人们已明显感到紧张。年轻人参与了红卫兵的活动，父母为他们担忧，甚至吓得心惊肉跳。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使年轻人同他们的父母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到他们自己的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谴责他们的父母甚至同他们断绝关系。有时，对不同的派别的同情或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夫妻间关系的紧张，有的甚至导致了离婚。以后，家长们因无力帮助孩子们免去农村或是不能帮助孩子们计划生活，又感到痛心疾首，家家都在为那些在农村的孩子们能否在这几年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而担忧。许多成年人也被迫离开他们的配偶和子女，被送到劳改机构或是“五·七干校”进行“改造”。
尽管有不少高喊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浮夸之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家庭的关系和彼此的热爱还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全家人能休戚与共分担厄运，他们面对歧视，全家人抱成一团，同仇敌忾。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时期娱乐活动贫乏也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关系网和“走后门”的重要性，也鼓励着人们依靠亲属，而不去遵守官僚的规章制度。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的破坏和生活贫困使人产生了寻找盟友和寻求保护的需要；但是由于政治风向的不断变化，许多以前的同盟者不在了或不再可靠了，在处理各种变化无常的生活时，人们比以前更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这期间，许多家庭都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日益密切，家庭也更有力量和更加稳固。然而，尽管各个家庭全力以赴，他们还是发现一些重要的家庭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使家庭更加富裕，家庭成员能生活在一起，看着儿女们建立家庭并开创他们的事业，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庆祝家中喜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希望有的家庭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这些非常基本的家庭目标都经常被挫败，难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亲属关系遭到严重的损害——城市居民和他们的农村亲戚之间的关系。为对付城市生活的压力，一个人当然首先要靠自己的家庭，住在本市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也常常给予帮助。许多市民都能讲一些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如何寄来了“小心轻放”的包裹，里面装满了那里供应比较丰富的物品；通过他们在那个市里的个人关系请专家大夫做特殊手术或是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但由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移民的限制，城里禁止土葬，禁止祭祖，工作紧张以及工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原因——使得中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61]一个人同其故乡的纽带关系，同农村的密切联系，是以前传统的中国城市的显著特点，但是在革命后30年来，这种特点越来越不明显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1952年一位观察家在上海曾写道：“当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人们都走出乡村，肩上扛着年货，到城里去看望他们的子孙。”[62]这位观察家提及的这种走访活动，常常要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城乡亲戚之间相互馈赠食品、礼物和其他人们喜闻乐道的东西，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现象就很难再看到了。
1976年毛去世时，许多重要的支持政府的力量都被侵蚀了，各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积聚起来。这时期严格的政治控制使得这些不满隐伏下来，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发生动乱，一些罢工活动、老年群体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事件确有发生。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问题成堆，1976年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再加上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更加剧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忧虑。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1977年及1977年以后
随着毛的去世和一个月后毛的激进的支持者“四人帮”被捕，中国领导人在工作中不能不感到危机。危机来自多方面：人们工作不积极，党的权威被削弱，权贵们搞特权遭人民憎恨，供应匮乏又怨声载道，青少年犯罪不断上升和其他紧迫问题。后来改革开始。改革采取旨在处理这些危机的多种方式：揭露和谴责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削减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计划，逐步建立各项法规，对西方贸易和接触实行新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通信、文化和私人企业活动的控制，努力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和重新激活可预见的机会结构，重新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以及努力降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总之，一种痛苦反思中国缺点的气氛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革命的自满热情。
在经济领域，毛去世后，食品和工业制品供应方面都有改进，人们的抱怨少了。1977年以后工资增加了几次，工资长期冻结的局面宣告结束；劳动者又可以通过奖金和计件工资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加快了城市住房建设，给那些住房条件恶劣，早该分房的人解决了住房问题；总的来看，这些变化是受欢迎的，虽然期望得到的东西很多，一时还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在人员流动和提高地位方面，大批曾遭受污辱或被降级的人得到了平反和提升，许多有技术的人重新找到了更适合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海外华侨和知识分子等恢复了他们往日的特权，有的人甚至由于补发工资或房租，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横财（事实上，这种补偿从1977年就开始执行了）。加速为下乡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对城市应届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的压力有效地取消了。由于恢复了考试竞争、重点中学、从中学保送上大学等制度，城市青年们感到，要想以后获得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现在主要必须清除一系列影响成绩提高的障碍。表达个人的喜好和事业上的理想不再受到责难，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可以出国深造。以前绝对禁止私有企业和限制集体企业的做法业已否定，人们开始大量地以私营方式开饭馆和做其他服务行业的生意，集体公司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来，吸收了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谋职的城市青年。这些变化以及在城市里农民“自由市场”的重新开放，给原本单调的城市生活注入了些许生机。
一些其他因素使市民们对眼前的变化并没有像当局希望的那样感到心满意足。比如说在1979年之后，肉类、蔬菜和其他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政府控制物价显有难色，引起通货膨胀新高潮，使许多市民感到纳闷，他们增加了的工资究竟能使他们多买多少东西。尽管那些获得平反和恢复先前地位的人感谢他们获得的改进，但他们主要的情感往往依然是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感激之情又被怨恨冲淡。同时，由于变化缓慢和官僚们在这些变革问题上无休止的争吵，许多人又感到着急和愤怒。
基本的问题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早该获得这些改善了，但是在实施这些改革措施中，有一部分人受到青睐，获得了实惠和特权，其他人却没有，从而引起更多的妒忌和怨恨。1977年以后，人们在单位里花费了无数时间开会讨论谁应该涨工资，谁应该得奖金，有时一些没有被评上的人甚至在同事和上级面前声泪俱下，向他们诉说如果这次他们评不上，今后生活将会如何艰难。那些不在评选之列的人当然不会心甘情愿，有时他们会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来表达肚子里的怨气，比如在工厂烧热水的锅炉工，用停止供应热水的办法来告诉其他人：他们对生产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63]因此，相当数量的市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从这些变化中得到足够的利益。在当时怀疑一切的气氛中，认为官僚和高级知识分子比一般老百姓得的好处多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了。之后，当局要“砸破铁饭碗”以提高企业效率，解雇或开除那些素质不高和调皮捣蛋的工人，这些都使工人感到了威胁。
对于那些工作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来说，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更是心急如焚。逐步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起码使他们不再担心会被流放到农村。但是大部分过去积极要求下放到农村的人仍然被困在那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伤悲，当1978—1979年“民主运动”爆发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溜回城市并参加示威游行。即使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只能在集体或是新恢复的私营单位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收入微薄，没有名气，几乎没有福利，更谈不上什么前途了。因此，一些年轻人虽然从农村返回了城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因为不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感到怅然若失。由于被困在不体面的工作岗位上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还在住房、找对象和其他方面——有些年轻人干脆拒绝接受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而甘心待业，寄希望于最终能考上大学或是重新能被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
改革后的学校制度，使大多数城市学生一心想上大学，然后在当时中国号召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做一名备受尊重的专家。[64]但是，正在变化中的人口形势，使得这种竞争比过去更加白热化。1965年，超过40％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在1953—1956年曾达到100％），到70年代末，能够顺利上大学的不足4％。[65]所以在毛泽东以后发生的变化恢复了一个清晰的机会结构，给人们以想象和希望，但只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而已。1979年以后，当局开始着手处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如把一些普通中学改成职业或技术学校，鼓励父母提前退休以便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接替。然而，如何安置大批失望了的城市中学毕业生（现在称之为“待业青年”而不是“知识青年”或“社会青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70年代，市民们感到前途暗淡，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为什么官方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这期间，在有的城市出生率下降到10‰。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计划生育运动本身。“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该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但是官方的这种要求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的出生率从6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到1971年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此时官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正出现方兴未艾的势头。[66]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孩子所面临的未来茫然不可预见，再加上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短缺，以及由于女性普遍都有工作而加重了抚养孩子的沉重负担，使得限制只生两个或只生一个孩子能被许多市民接受，因此，甚至在政府对他们提出这种要求之前他们就已经这样做了。[67]
在任何复杂的经济生活中，都存在这样的难题：已有的物质产品和机遇与人们的愿望之间很难完全一致。而在中国，两者之间的悬殊所带来的后果，尤其令当局感到棘手。例如，长期被抑制的需求更刺激了愿望的增长，其增长速度之快使当局很难满足其要求，原以为作了一些改善能使大家感激涕零的，但由于水涨船高的原因，人们感激的程度减少，甚至没有了。另外，个人有了表达自己志向的新的机会，也可以倾吐自己的苦情和同情别人的遭遇；这样市民就知道原来有如此众多的人跟他们一样都有被剥夺感。社会主义的性质使得这种情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就应该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所以当他们感到本应得到的被剥夺了的时候，他们就责备国家，而不去怨天尤人、叹息自己命运欠佳或埋怨自己本领不济或是其他什么“外部”因素。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愿望受挫本身并不能产生反抗或革命，但是由于人们备受挫折和对权贵们特权的不满，要说服他们勤奋工作和驯服听话就甚不容易了。今天，中国当局或许同意观察家R.H.托尼在1932年所作的结论：“中国的政治势力就像中国的河流一样。河水对河堤的压力已经很大，但却看不见；只有等到洪水决堤的时候，才看到压力何等之大。”[68]
对毛泽东以后政治领域的变化也可作与此相同的评论。政府试图翻开新的一页，从而使个人重新感到有了相对的安全，不再会成为政治牺牲品，相信政治机构的公平和效率，尊重共产党和国家的权威。但是，这时期采取的一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起了相反作用。对当局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实行的镇压和其他错误的揭露，不断增长的言论自由和对政府公开的批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腐败，并在交流中发现不少人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对中国政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一股潮流，制定法规、整党及新的规章制度和程序皆不能阻止这种潮流扩展。70年代后期和进人80年代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了当局陷入危机的迹象：政治性小册子的发行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学生对要求他们上的政治课极其反感，在年轻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普遍产生怀疑，对权贵们的“特权”表示愤怒。迈克尔·林赛早在1950年就注意到，在中国政治中，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在交战，“一方面是理性的思考，良好的管理和对普通人的尊重；另外一方面是盲目信奉教条，官僚主义，蔑视个人……中国发展的道路可能因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而完全不同。”[69]到1979年后期，许多市民遗憾地发现上述第二种倾向在中国政治中占了上风。
1979年之后，政府对这诸多问题的一个反应是再次处置持不同政见者——逮捕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取消了宪法中的“四大自由”，组织对那些偏离正统路线太远的作家的批判。对有些市民来说，这些行动证明了当局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不如说是维护其对人民的控制。在这方面，由于1957年以来的变化，公众对官方镇压措施的支持与反右运动时相比要弱得多，一部分市民不顾批评会受压制的漫长历史教训，仍激烈地发表批评意见，这说明人们已经感到因发表不同政见而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的可能性似乎比过去小了。
政府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举行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地方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其他方式。但是，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怀疑主义使许多城市居民不相信这些机构能拥有自主权，不相信党能容忍敢坦率批评当局的人进这些岗位。由于市民们经历了这些年来的许多事件，所以许多人都恢复了过去对政治的传统观点——政治是个不可预知的和危险的领域，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卷入。结果是政治气氛发生了重要变化。市民急切地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人比以前少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人们竞相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落后”的人常常处于遭受污辱的危险之中，而到了70年代末，感到孤独和被人看不起的恰恰是这些积极分子。官方的政策帮助促成了这种局面：官方赞美专家们的贡献和威胁要降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的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制造了一群心怀不满的人——数以千计只凭政治积极性为自己赢得名声，结果感到他们地位受到威胁的人。在80年代初，至少部分强调加强政治工作和“红”的美德，也许对这些人从感情上来说是一个安慰。
植根于“文化大革命”的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到了后毛泽东时代还在延续，这使人们感到担忧。的确，逐步结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计划和允许满腹牢骚的青年返城但又不能安排他们充分就业，可能又加重了城市犯罪问题。1979年以后，由于新的新闻政策允许对大的犯罪案情进行报道，加之对执行新刑法所作的广泛宣传，人们感觉到的犯罪危险或许比真正的犯罪率还高。人们留恋过去的好时光，那时候他们能在夜间独自一人无忧无虑地散步，公共道德水准极高。在毛泽东以后时期，这种怀旧情感依然很强烈。
1976年之后，人们对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倾向，总的来看大多数人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前10年对文学和艺术非常荒谬可笑的控制以及强行用刻板的社会主义清教徒式的习俗进行统一，不仅使文化生活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强迫市民取消了怀有情感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当种种限制在1976年稍稍放松之后，效果很大，变化明显。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虽然按国际标准还不够大胆，但是显然已经冲破了原来的条条框框。爱的感情，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非十恶不赦的坏人，悲怆的结局——这些和其他因素都推动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书店、电影院和舞台上开始出现斑斓的色彩——许多禁书和新作品问世。西方著作被允许引进的规模之大为过去30年所未见。外国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外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可以公开上演，外国电台的广播也可以再次合法地收听（虽然台湾电台和香港电视节目仍被排除在外）。对于城市群众来说，实现由《红色娘子军》到《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转变是个令人惊叹的变化。
被忽视了的单位里举行的文化和娱乐生活也重新开始受到重视——学校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单位的聚会和社交活动增加，等等。宗教活动也开始被当局再次容忍，朴素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得到了恢复，有的家庭又重新养起了宠物，还有其他一系列曾被禁止了的民间活动都开始复活了。在家庭仪式方面，有的市民迫不及待地利用对自由主义放宽限制之机，在婚礼或丧葬时大肆挥霍浪费并举行一些复古的仪式。总之，随着人们从过去那种僵化死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当时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出现了一种好像一切都“变活了”的趋势，而且不出所料，这种转变很快便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变化走得太远了，官方劝阻举行豪华的结婚筵席或效仿西式风尚及毛泽东以后时期出现的现象。自由化的趋势并没有扩展到所有的领域。如前所述，就在这个时期，老百姓传统的多子多孙的愿望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当局实行了奖罚分明的措施强制性推行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的政策。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受到广泛的欢迎。一部分变化是人际之间那种极端偏执和小心谨慎情况有了缓和。偏执和谨慎是以往紧张的政治局势造成的。但是，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政策允许很多家庭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领回来”；使大批被强制性工作安排而同其配偶分居的干部夫妻团聚，俩人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大批曾被污辱的人得以平反昭雪，并可以着手修补被破坏了的亲属和朋友关系；那些在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圆，甚至出现了一个复婚的小高潮。此时，在许多方面，市民们都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恢复接近正常状况。当然，人与人相互接触和联系的恢复在某些情况下，起了使人们交流怨言和痛苦经历的效果，对政府当局来说这种变化的含意就变得忧喜参半了。
在毛泽东以后时期，开始重新评价城市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控制城市发展特别是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没有系统发表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字，但是很显然，在共产党统治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的速度。1953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3％，1964年上升到18.4％，1982年上升到20.6％。[70]而且鉴于城市地区本身有特许权力的性质，如果不是那些年对农村流入城市移民的严格限制和把“过剩”的城市居民放逐到中国的农村地区的话，城市的发展速度一定还会更快。虽然有的城市如北京和武汉等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它的“老大哥地位”——它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事实上下降了：1953年为8％，到1982年下降到4％。[71]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城市发展的控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些代价的一部分是几年中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城里家庭而产生的愤怒和痛心，以及那些最终返回了城市的人生活遭到的破坏。但是官方和政策也并没有达到其促进城乡结合的目的。到了70年代末，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农民发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别比1949年之前要明显得多。被剥夺了种种城市里才可能有的机会的农民常常对城里人抱着一种不满和轻蔑的态度。[72]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以后时期的领导人发现，中国的城市在刺激经济发展和革新方面，没有起到它们应该起到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些领导人没有拆除反对农民永久性向城市移民的障碍，但是他们采取了步骤加速城市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创造力，称赞大城市的主导作用，使许多中小型城市对其周围的农村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这些措施表明，他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以前的政策防止了中国会像发生在第三世界其他地方很普遍的城市无计划的蔓延和过度城市化等问题，或许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阻碍了整个经济的推动力，不仅仅损害了城市。究竟城市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仍将是今后有争议的一个热门课题。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