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46部分在线阅读

[174]齐辛：《“四人帮”案》，第246、247、257页。
[175]《邓小平文选》，第43—46页；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0—552页。
[176]齐辛：《“四人帮”案》，第287—295页。
[177]同上书，第227页。
[178]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6页。
[179]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9—13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2—553页。
[180]《中国历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78年秋季号），第55页。
[18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4页。
[182]《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3—574页。关于《水浒传》事件的详细论述，参阅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201—213页。
[183]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8页。
[184]同上书，第644—645页。
[185]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86]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罗斯·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第395—397、400—401、411—413、417—418页追溯了毛在1976年夏接见连续来访的外宾时所表现出来的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187]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28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8—649页。有报道说毛远新到1975年12月就不与他的伯父在一起了，但另有迹象表明，直到毛逝世，他一直留在毛的身边。
[188]“反击右倾翻案风”，参阅郝梦笔、段浩然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
[189]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5—76页。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发展的详细分析，请参阅第7章。
[190]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包括：江青的革命京剧；农村“赤脚医生”（或护理人员制度）；“五·七干校”（干部要花数月，有时数年时间在那里进行体力劳动）；大寨大队的集体主义竞赛。参阅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91]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
[192]“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3—312页。有人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请参阅周：《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第57—58页。
[193]邓的讲话刊载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66期（1976年6月），第420—424页。
[194]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恽赛充（音）：“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岁月（1949—1966）：一位政治多面手的成长”，载《中国季刊》第69期（1977年3月），第29—34页。
[195]为什么要“代理”呢？可以想象，这是出于礼仪上的原因：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华为总理以前，不能正式称华为总理。但当他在4月获得总理头衔时，那也不是某种宪法程序的结果。毛可能意识到，王洪文没有受到考验就被提拔担任高级职务，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毛要试用华一段时间以尽量减少损失——如果华被证明是同样无能的话。或者毛可能想以此暗示邓不是永远被开除而是暂时靠边站，从而避免老同志的反对。后一个假设也许可以解释：毛在攻击邓时，为什么谨慎地说邓的罪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得到解决。参阅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0页。
[196]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9页。根据这一论述，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代替叶，但由于我看到的其他论述（例如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页）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动机来提，人们必须假定它是由叶对毛有关华的决定的愤怒引起的一种政治病。可以肯定，叶身体一直很好，他参加了1月15日举行的周的追悼会。
[197]关于张春桥对他个人所受挫折的反应，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576页。
[198]这些人作为激进者的同盟的恰当性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邓小平在毛死后重新掌权时坚持要他们辞职——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三人和纪登奎一起被称为“小四人帮”。
[199]齐辛：“文化大革命”，第191—192页。
[200]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0页。
[201]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6—577页。
[202]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8—9页。
[203]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2—586页。
[204]同上书，第581—582页。
[205]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6—597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2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60—164页。
[20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98—599页。
[207]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15—136页。加赛德是一个会说汉语的英国外交官，他于1976年1月来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悲哀的事件。中国有关这些事情最完整和最生动的描述或许是高皋和严家其所著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第598—637页；4月4日到过广场的大致人数也来源于此书的第611页。本文作者4月1—4日虽在北京，但文中的叙述主要来源于前两种资料。
[208]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17页。
[209]萧兰：《天安门诗抄》，第29—30页，选的这一段只是这本诗集中的一小段，当时广场上张贴着许多类似的诗文。可参见两卷本的《革命诗抄》，后来童怀周选编成《天安门诗文集》出版。
[210]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2页。
[211]同上。
[212]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页。
[213]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