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34部分在线阅读

林彪之死，使毛和周得以顺利清洗他在政治局中的军队里的盟友。9月24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到人民大会堂，宣布解除他们的职务，要他们进行彻底的自我检查，四人离开时都已被捕，并将最终接受审判。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幸存者也得到清除。
虽然人民解放军失去了它在文职官员领导班子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它的崇高形象也受到损害，但这远非人民解放军在文官政府中结构性支配地位的终结，军队在党政部门中的重要作用仍然在运行。十大元帅之一、周恩来长期的盟友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负责调查林彪在各大军事单位的活动，[105]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他对毛和周的忠诚是可靠的，但他毕竟是军队的代表。[106]汪东兴是8341部队的负责人，对主席更加忠心耿耿。他主要是一位国家安全官员，而不是军队的一名军官，[107]但他的确不是文职干部。与林彪相比，在毛还政于民、重建文官政府的不断努力过程中，将忠诚地支持毛。
军队干部在省级地方政府中的权力继续得到维持，这可由政治局内的三位将军仍然继续担任省级最高领导职务这一点反映出来：许世友，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站在毛的右边。
比较难估量的是林彪覆灭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当毛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而获得了更换一位领导人所需要的广泛支持时，刘少奇被搞掉了。甚至刘少奇原来的秘书邓力群后来也承认，1966年时，他也感到毛的接班人应是一位既能处理党务又能处理军队事务的人，这样一种看法可能是对的；而且他证实这是当时党内一种普遍看法。[108]林彪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英雄，无疑也是毛长期以来的信徒。主席认为林彪是比刘少奇更合适的接班人这样一种估价，可能招致刘少奇在党内的追随者的反感，但却可能在政界的更大范围内，为人毫不置疑地接受。
但实践证明，这位“最好的学生”不仅不合格，而且，如同周恩来要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所披露的那样，甚至阴谋暗杀毛主席本人。[109]毛怎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识破他呢？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行为的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110]但这并没有为毛挑选这个危险的人物作为正式指定的接班人的失误提供辩解，而是使得这种失误更加突出了。难道主席不能在那些数十年来一直在自己身边的人中，辨别出叛徒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吗？
可能同样具有破坏力的是，林彪的覆灭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充满着类似传统中国宫廷政治里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和将军的传统礼节。难道“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纯洁政治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骚乱和清洗，可能使毛绝大多数最亲近的同事的幻想破灭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覆灭，使这种幻灭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111]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时，这将是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
“四人帮”的兴衰
接班人问题
这时，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选择一个可靠的接班人。他曾经希望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样。但他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50年代，他设计了“二线”机制，使他的同僚有机会在一线锻炼、曝光，而他自己在二线进行控制。刘少奇代替毛担任国家主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在刘少奇逝世之前就不存在了；同样地，“最好的学生”模式也在林彪坠死之前失败了。[112]主席将如何解决“毛之后，谁接班”的问题呢？更关键的是，他将如何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激进派是原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极“左”派的余党，就是他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利益迅速分化，构成了矛盾，但在重要问题上他们仍然保持一致。随着林彪及其集团的瓦解，以前的联盟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不属于集团核心人物，但由于他担任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集团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义上的角色；谢富治死于1972年。这样，就剩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肯定他们都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们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席董必武以及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毛都是忠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为一批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在把打倒他们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1972年1月逝世时，毛出人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师。[113]
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疏散命令，邓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厂担任钳工，每天工作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两次给毛写信，请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对邓小平的革命功绩作了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年3月，有关他返京的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北京。[114]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同时也由于他们控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复杂政局的能力，他们在中国政坛上逐渐上升。林彪覆灭后立即涌现出来的这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和汪东兴；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职官员纪登奎，他参与了对林彪余党的清洗，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115]
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组人中，显然没有一位合适的能够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接班人。无疑，周恩来是毛属下最高级的官员，如果主席认为他是自己合适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而且能得到广泛赞同。但是，毛不准备把他的极“左”纲领委托给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会比毛长寿。1972年5月，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患有癌症，是早期。[116]
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余党，显然是毛寻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一定早已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曾经煽起暴力冲突和流血，挑起动乱的人，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中，也没有谁具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认可。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层激进派成员像坐直升机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在林彪覆灭时年仅36岁，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保卫干部，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因而迅速崛起，到1971年他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营上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上海警备区政委。[117]1972年秋天，王洪文被调到北京，10月，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0寿辰的宴会上公开露面，令中国一般官员们大惑不解。[118]1973年5月，根据毛的指示，他又引人注目地进入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受益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119]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120]
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37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态谴责他。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121]这样，后来的“四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地位仅次于毛和周恩来。王洪文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
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122]
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只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123]这种平均主义的一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在“大跃进”后可怖的荒年里，对农民最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小的、最基层的组织，是农村中最具凝聚力、最和谐的集体单位。在生产队一级核算，意味着收入在生产队里进行分配。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移到生产大队，在贫队和富队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就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引起不满。从1968年开始，激进派号召向大队核算转变，但这种做法在周恩来反击以前，已于1970年被制止了。[124]农村激进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要收回农民的自留地，这个方面，他们似乎也早在林彪覆灭以前的1970年就往后退了。[125]统计表明，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也没有普遍增長。[126]
然而，1972年可以称为周恩来年。文化领域出现松动，在周的鼓励下，一位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恢复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虽然这篇文章没有能够在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遭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反击，但毕竟最后还是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127]在1972年5月20日至6月底于北京召开的有300多位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周深化了对林彪的批判，并且赢得了毛的坚决支持。[128]但是，周恩来没有能够摧毁“左”派，因为说到底，激进派仍然得到毛的支持。到1972年12月，毛泽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129]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为十大起草三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130]这表明激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尽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仍然反映了九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131]自然，林彪的名字在新党章中被划掉了，但激进派不会抛弃这个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件，相反，他们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新党章的总纲部分加进这样的语句：“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32]无法了解他们是否企图使周恩来说类似的话，但在周的报告中，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133]
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反潮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134]
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大大增加，九大时5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人。9名常委中，毛泽东、王洪文、康生、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德（86岁）和董必武（87岁）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是满足那些怀旧的高级官员，但（假如与他们协商）他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随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要求态度暧昧，可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左”期间，经过周的努力，得以重新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未能返回政治局。
当激进派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十大上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便秣马厉兵，准备向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周恩来总理本人发动攻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