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21部分在线阅读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上述三种动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两种动机的综合。后两种动机也是相互关联的，并可作为前三种动机的旁证。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另外的证据。就国内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苏联的威胁进行过争论。在此之前有过多次争论（最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年的“战略之争”），其中确实有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它表明各派之间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布拉格事件后再未发生争论，表明领导层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许意味着各派之间的分歧尚不尖锐，也许意味着（这一点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外来威胁的严重性，意识到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中共的统治都有可能被推翻。
就国际方面而言，北京显然认为苏联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应该寻求其他外国的援助。不论这对中国某些领导人如何难以置信，当时中国所能求助的国家确实唯有美国。所以，从1968年晚秋开始，中国谨慎地对1965年以来约翰逊政府经常发出的信号作出了试探性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停止了对华盛顿的口诛笔伐，并建议恢复华沙谈判。[121]1969年3月以前，中美会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另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政策手段来求得对付俄国人的安全保障。
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国深深地卷入了苏美纷争，其政策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力量消长。当然，这一点是几年之后才变得十分明显的。在这期间，中国因侵犯苏联和违背本国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交政策方面暂时获得的行动自由（不管这种自由究竟有多大）。毛的首要目标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无意义的反苏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动而消逝了。
缓和边界危机，1969年
从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实行压力外交的新策略。这个策略把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苏联不但愿意谈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来，边界地区的压力就有了双重目的：一是解决苏中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是与北京一起就解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认定边界争端的“成功解决”（边界会谈将导致一个谈判解决）是值得全力争取的，纵然这可能会使其他方面在短期内停顿不前。
苏联人冒险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外交活动与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以及制造中国将会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加强其在整个苏联—蒙古—中国边界线上的军事力量，以支持新发起的政治军事攻势，防止第一次珍宝岛事件的重演。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常规部队的绝对优势控制地区局势，通过诸军兵种部队（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绝对优势控制战略局势。这意味着反华的大规模升级。这必然打乱苏联的经济秩序，把北京推向西方。当时，为了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莫斯科抱有投机心理，认为它可以应付中国的任何长期性反应以及任何短期性的反苏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险。苏联的边界安全虽然得到了保障，但付出的代价太大：（1）引起了中国的担心和敌视；（2）促使中国下决心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以便与苏联相抗衡；（3）难以实现签订边界条约的目标；（4）导致了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强国结成反苏联盟的危险。
关于这些军事举措的严重程度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有多大，是否对边界谈判及中苏总的关系形成一股压力（或成了这两方面状况的指示器），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更准确的资料，是不可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的。不过，从1969年3月的冲突到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的会晤，苏联显然一直在利用边界冲突作为向北京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求恢复1964年末中断的边界谈判。自9月会晤和10月20日谈判恢复之后，双方对发生事件的公开报道大体上能反映出谈判进入了哪个阶段，而事件发生的次数、地点和规模则能反映出谈判的进展情况。即使在双方都不公开承认发生了边界事件的时候，双方仍在利用军事冲突来试探对方的防卫能力和加强己方在谈判中的地位。
1969年3月以后的边界事件可分为两类：周恩来和柯西金会晤之前发生的为一类，会晤之后发生的为另一类。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即发起了一场反华运动，并辅以暗示要进行核攻击，要给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场运动在8月末达到了高潮。双方公开承认的冲突发生在6月10—11日，7月8日和22日，以及8月13日。[122]两国政府还指责对方在4月到7月间挑起了另外数十次冲突事件。[123]
公开报道的沿着边界发生事件的地点相当分散：有些在乌苏里江，就是爆发3月冲突的地方；有些在黑龙江中的岛屿上；有些在中蒙边界，而更多的则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区，距中国的核试验基地罗布泊和历史上两国间的入侵路线准噶尔山口不远。鉴于中国军队专注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事务，鉴于苏联在战略上占有优势，鉴于苏联曾暗示，如果中国拒绝恢复边界谈判，它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很难想象这些冲突是中国首先挑起的。在某些时候，不排除有中国军队先发制人以防苏联发动进攻的情况。[124]但这绝非中国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因为中国的实力相对而言比较弱。相反，我们应该看到，1969年9月11日以前是莫斯科使用政治、军事和宣传手段的典型时期，目的是逼迫中国恢复边界谈判（若非如此，中国会拒绝谈判的），并教训中国人不要再重演珍宝岛冲突之类的惊人事件。
因此，苏联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向中国发出了一系列照会，表明了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还建议通过签订一项边界新条约一举解决所有分歧。莫斯科对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或思想观提出的诘问避不作答，却始终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照会。苏联在3月29日的声明中要求恢复谈判，[125]4月11日又重申了一次。[126]早在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就曾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但被泼了一头冷水：林彪拒绝与他通话。[127]中国领导人显然担心，如不同意恢复谈判，苏联必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他们拒不与苏联直接对话。苏联人继续挑起边界事端，逼迫中国人坐到谈判桌边，同时试探中国人的反应。4月1—24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当时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会上说，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建议正在“考虑给予答复”。中国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128]
俄国人决定通过界河航行谈判来试探一下中国人是否已做好全面恢复边界谈判的准备（自1951年以来这种谈判每年都要举行）。所以，4月26日莫斯科建议双方于5月在伯力恢复这个低级别的会谈。[129]中国人迟至5月11日才作出肯定的答复，建议6月中旬举行会谈。[130]俄国人于5月23日宣布接受中国的建议。[131]会谈如期举行，但在议事日程方面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苏联人声称中国人已“断然拒绝”继续会谈。这显然是中国人试图把不平等条约问题列为会谈内容而造成的。像在1968年毫无结果的会谈一样，北京希望这么做能使俄国人拂袖离去。但是，这次俄国人坚持不走，并显然在借助进一步的军事行动（7月8日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事件，当时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正在黑龙江江面上“操练”）威胁中国人，在他们发表声明后数小时，中国人就“决定留在伯力，同意继续进行会谈”。[132]后来，谈判内容超过了原先议定的维持界河航行和制定新的航行条例的范围，双方于8月8日分别公布了达成的一项新协议（俄国人强调它对进一步谈判边界问题有重大意义，但中国人却淡化这次会晤）。[133]
这次试探使莫斯科确信，只要给予适度的压力，北京是可以坐到谈判桌边并签署协议的。苏联使用的主要手段仍是武力威胁。此外，苏联人还坚持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孤立中国人。莫斯科的对美政策存在固有的矛盾：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下。苏联立场的这个弱点不久因中美的和解而暴露无遗。
然而，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重要地位，能够获得盟国对其既定立场的支持。有段时间，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召集所有支持它的执政和在野的共产党举行大会，讨论当时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的重要问题，像往常一样，发表一项全体成员都同意作为行动准则的集体宣言。中国当然拒绝参加此类活动，也未参加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134]会前，苏联人曾向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其他党保证，他们既不会把会议变成批判中国的大会，也不会宣告把北京排除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然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的重要讲话却对中国领导人充满了敌意。在边界问题上，他指责中国蓄意挑起冲突并且把战争看作“积极的历史现象”。他再次建议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毫无根据的领土要求”进行了猛烈抨击，并说：“今后发生的事情会表明，中国领导人是不是真的愿意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135]大会通过的正式文件只字未提边界局势或中国，遵守了苏联人关于不涉及该问题的承诺。[136]然而，勃列日涅夫会后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却提到了该问题，声称毛的政策“在大会上受到了严厉谴责”。[137]
对于苏联人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建议，中国人经最大限度的拖延之后才作出了答复。5月24日，他们又就边界问题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138]声明提出了中国就一项新条约进行谈判和划定边界线的五个前提条件。这些条件申明了中国在以后的谈判中的立场，摘要如下：
苏联人必须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如果苏联人承认了这一点，中国愿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俄国人据说是通过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中国领土，“原则上”必须归还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苏联人必须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包括炮火袭击和核攻击。
双方均不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至于边境河流中的岛屿，双方以主航道中心线（就是河流中最深处线）决定其归属权。
在明确划定界线之前，一方居民在另一方领土上“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如珍宝岛等岛屿上的居民和帕米尔地区的牧羊人等）不受干扰。
声明还说，如果苏联同意这些条件，中国就恢复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平等的协定。前两项条件正是造成1964年谈判破裂的原因。如果莫斯科同意了第一条，就有可能得归还17—19世纪俄国占领的大片中国领土，或使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就白白地丢掉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砝码。第二条也许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俄国人不可能归还如此大面积的领土）。由于边界的划分从未达到让双方均满意的程度，也由于1917年以前俄国人确实占据了中国所宣称的是属于它的大片领土，如果苏联同意这项条件，不但会把对这个问题的所有决定权送给北京，而且还得把诸如黑瞎子岛一类的大片土地还给中国。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是伯力的天然屏障。鉴于苏联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关于这段边界的划界建议，中国在声明中提出举行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就显得不太认真。此外，后三项条件的目的在于保卫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进攻。这将使俄国人无法保卫本国的领土，使之免受中国人在珍宝岛上发动的那种突然袭击，将迫使莫斯科承认，迄今由苏联控制的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将使中国人像过去的许多年中一样，继续在苏联领土上四处活动，因此（在新的紧张环境中）而使发生军事冲突或宣传战的可能性大增。
不过，中国人毕竟稍稍开启了恢复谈判的大门。苏联人看重这一点，所以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在1969年6月13日给中国的照会中，[139]苏联在拒绝中国五项条件的同时，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作了详细的阐述，建议双方在两三个月内举行会谈，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苏联的这种克制态度在照会中表现得很清楚：
苏联方面赞成下述各点：（1）对边界线上没有争议的地段，双方申明一致意见，并以条约文本为基础，经共同协商，就边界线的勘定达成一项谅解；（2）对发生了自然变迁的地段，双方可以根据已有的条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线进行划分；（3）双方签署共同认可的文件，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关于条约，苏联坚持的是“信守公约原则”，而对边界线的勘定，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变迁部分和对已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上。中国对条约坚持“情势不变原则”，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对边界的划分，也同样注重已发生的自然变迁——当然是有利于中国的——部分。[140]
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它们源于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立场，更源于俄国人的军事优势），谈判并未马上恢复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中国人的拖延策略，且不愿与苏联人面对面进行谈判，莫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让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或者迫使其有所进展。由于1969年春末夏初边界事件仍持续不断（这显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危险性），也由于边境河流航行谈判已表明中国人可以被推到谈判桌边，所以莫斯科决定通过集结军队、有分寸地扩大边界冲突、威胁使用更严厉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判，以迫使北京就范。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1969年夏，但直到9月初，中国人仍不屈服。就在这个时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俄国人和中国人了结他们的分歧，他在河内的葬礼可为中苏双方代表提供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莫斯科马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北京不愿在整个夏季都遭受军事打击和核威胁以及中国国内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与苏联会谈。所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碰到参加葬礼的苏联代表团之前，就离开河内回国了。[141]
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国），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月11日，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142]曾竭力避免与俄国人见面的中国领导人明确表露了他们的不快：会晤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半小时，而且是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市内举行的。此举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二人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恢复边界谈判，停止边界冲突。虽然双方都未正式公布机场协议的内容，但据半官方消息透露，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议：[143]
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迁移活动。
就苏方对要谈的问题和谈判的基础所作的狭窄的理解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而这也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
9月11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停止了对中国人的抨击；[144]边界事件未再发生；[145]贸易谈判得以恢复；[146]此外，两国都在采取步骤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国的大使。不过，中国人还在拖时间。恢复谈判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人们至今甚至也不清楚中国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西金的建议。况且，即使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的解释也会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除9月11日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无具体内容的公报之外，[147]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间谍的苏联新闻记者维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伦敦《新闻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暗示性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的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是当时的全苏工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在东京的一篇访谈。[148]谢列平说：“中国人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看上去是积极的”以及“我们希望谈判……得以恢复”。这表明中国人尚未接受苏联的建议，甚至在9月30日尚未给予莫斯科正式的答复。据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报告，北京甚至在10月1日的国庆节之后仍未作出答复。[149]
如何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作出必要妥协，以使谈判得以恢复，这副担子现在落到中国人肩上了。中国人分别于9月18日和10月6日向俄国人递交了正式信件（在此期间，苏联显然作过答复，但内容一直未披露），[150]最后又于10月7日和8日公开发表了重要声明。在10月7日的声明中，中国宣布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1964年中断的边界谈判。声明还说，中苏两国将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高于莫斯科最初提出的谈判级别）。声明还明确指出，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俄国或苏联违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所造成的。对此，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交换的中国地图上（未公开出版）有详细的标示。10月8日的声明驳斥了苏联6月13日的照会。[151]不过，在声明的最后，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月24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月建议的许多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不过，这些原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去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与苏联的建议相去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人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它威胁到了伯力和其他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年10月20日，谈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19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另有成员七名。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