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04部分在线阅读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门的设立使解放军和林彪对政府事务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大的影响。1966年2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于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界都有很大影响。[11]1966年3月，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12]
激进的知识分子　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江青1937年去延安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演员和文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年的初次接触给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得以认可。[13]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她承担这一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对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14]遇到这些阻力，江转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15]
江青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北京方面，多年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和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江青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为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跃进”失败后，仍然紧跟毛。
1963—1966年期间，江青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艺事务上，尤其是她感兴趣的京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改革。（在这一行动中，共产党中南局书记陶铸也支持了江青）可是，随着毛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这些激进文人开始转向更为公开化的政治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既批判毛的对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亲信”的角色。[16]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义，除了通过江青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增大了。
群众基础　毛联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1966年年中和年底以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的是群众基础，主要由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组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动下出台的两项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紧张状态：学校招生和安排就业时要重新强调阶级成分；从郊区农民中招收一些临时工进工厂干活。实施这两项政策据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毛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年代中期困扰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毫无疑问，这些学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运动而带来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给中国学生带来分裂与痛苦。上小学和初中的机会增加了，而同时，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却比“大跃进”时大大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努力紧缩过大的财政开支。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学生比后者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年间，规定没有上大学和进工厂的中学生要大量送往边疆和农村，[17]这一政策成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兆。
往上爬的机会减少了——这就是永久送往农村的真正危险所在——广大学生便全力关心着晋升的标准。表面上，决定学生上重点中学、大学和安排理想工作有三条标准：家庭成分、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但是到60年代中期，标准的重心变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变得越来越重要，学习成绩则不怎么看重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幸运的是那些出身于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见得比别人好，但由于把家庭出身作为升高中、上大学和入团的重要标准，他们就得到更多的优惠。其次是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他们良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弥补其学业的平凡。处于最底层的是出身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他们常常成绩最好，但他们“很差”或“中等”的家庭成分成了他们升迁的最大障碍。[18]
正如学生们一样，城市工人也因60年代初的政策而分裂了。50年代的经济政策在固定工与学徒、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以及在较大的国营工厂工作和在较小的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之间就已经产生了裂隙。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比后者得到的工资和工作福利多。
在中国采用苏联模式而导致的这些差别，又因1964年在工业中实行“工人—农民制度”而进一步扩大。根据这一政策，要按照工厂企业的具体需要，从郊区公社招收一些临时工或非全日制工人。官方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减少城乡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别，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同时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阶层。可是，真正实行起来，这个亦工亦农原则就显得并不像所说的那么高尚了：工厂很高兴有机会雇用临时合同工，与固定的正式工人相比，他们的工资低，也没有资格得到国营企业提供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随时都可以因表现不好被解雇。[19]
亦工亦农制实行的结果，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这一就业政策不但产生了深感不满的工人下层阶级（他们虽然与正式工干同样的活，收入却更少，更没有工作保障），而且还使更多的人产生跌入社会底层的恐惧。许多国营企业倾向于将原本属于正式工的工作分配给更有弹性的亦工亦农制工人。这样，学徒工眼看着升迁的机会消失了，就是正式工人也面临着被送往农村变成合同制工人的危险。
当“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年中爆发时，群众性大规模抗议受到鼓励，这些团体的愤懑和个人的痛苦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燃料。像任何一场复杂的社会运动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在60年代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政治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联系。但“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出身“较差”或“一般”、感到他们往上爬的机会逐渐减少的学生以及在经济分工的阶梯上位置较低的工人一起向党的机构发泄他们的愤怒。[20]
危机出现
当中国领导人就对越南的军事方针与战略、对文学界人士的政策及整党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时，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与紧张状态在1965年秋至1966年夏之间达到了顶点。这些争论使得林彪和江青在毛的支持下，将他们的潜在对手靠边站，加强了他们对部队和文化机构的控制，从而使毛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罗是能够向林彪控制军队提出挑战的潜在对手。在文化领域，针对一出历史剧的论战——此剧被认为是指责毛的——最后导致罢免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重组党的宣传部，任命陈伯达、江青和康生——一个长期以来与毛关系密切的公安工作专家——担任即将开展的反修运动的领导。几个月以内，毛已与刘少奇彻底决裂，将运动从文化领域扩展到高等院校和政府机构。
1966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凑的联合阵线，他们可以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2月，在一次军队文艺座谈会上，江青和林彪正式建立了联盟，此前，江青与军队几乎没什么联系，但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充当了部队文艺工作领导人的角色。在紧接着的以后几个月里，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六七月间，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领导下的“文革”领导小组开始与北京主要高校师生中的激进分子建立联系，鼓励他们猛烈攻击学校、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至7月底，解放军就已开始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持。
最后，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人数不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刚过半数，会议大厅里塞满了红卫兵，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批准发动城市人民起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决议的结果，到年底就变成了毛和他的追随者对党的全面进攻。“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最混乱、最具破坏性的时期。
罗瑞卿　林彪的军事方针在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中并非未遇挑战。林的主要对手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早在1964—1965年间，他就怀疑林的军事方针是否适当，当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干预正逐步升级，在南部边界给中国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威胁。[21]
回顾起来，罗瑞卿向林彪挑战现在还有些令人感到意外。1949年以前，罗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政委，50年代担任公安部长（而非一支部队的司令）。所以，没有理由怀疑罗会反对强调思想教育和政治忠诚，而这正是林彪当国防部长的特色。除此之外，林和罗在共产党革命过程中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在30年代红一军团时，罗就在林的手下任职，后又在红军大学和抗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林的副手。1959年，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罗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即便对罗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认可。
自50年代初以来，林彪一直受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如战伤、胃病、肺结核，或者是一种综合征，使得他时不时地减少自己的体力活动和政治活动。60年代初，这些毛病的复发，明显地使林和罗瑞卿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至少可以说，罗曾希望，林的疾病可使他对军队有更大的指挥权；或者换句话说，罗可能曾希望林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根据一戏剧性的描述，说罗曾当着林的面讲“一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人！少管闲事！不要碍手碍脚！”[22]
随着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下的赌注越来越大——其程度完全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两人紧张关系也加剧了，罗开始建议做好军事准备，以防美国将战火烧到中国。正如罗在1965年5月所说的：
战争一旦打起来，有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战争准备的立足点，又必须放在可能出现最困难最严重情况的基础上。既要准备帝国主义小打，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中打和大打。既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
罗更进一步说，如果战争打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在预筑阵地上保卫祖国，然后发起反攻，跨过边界将敌人消灭“在洞穴里”。[23]
罗的这些建议，可能代表了职业军人的观点，对林彪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至少有一点，罗所倡议的线式防御与人民战争原则相抵触，根据人民战争的理论，中国军队应当诱敌深入，使敌方的供应线拉得过长然后各个击破。罗还坚持如他1965年9月所说的，“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准备打仗的思想，[24]意即人民解放军应重新安排优先考虑的事情，至少暂时要这样做，以高度重视军事准备工作。这两点意见中，后者可能更引起争议，解放军当时在政府事务中发挥着比以前更大的作用，而且是与党的机构对抗的毛的力量阵营中关键的一部分，如果采纳罗的意见，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反动：他们将要消除解放军对政治事务的影响，这样解放军基本上就从毛联盟内撤了出来。
林彪和罗瑞卿的争议在9月初达到高潮，当时两人都发表文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20周年，文中两人就中国的国防政策发表了完全不同的见解。[25]罗认为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全面的准备”以防美国进攻中国。与此相对照，林指出美国人未必如此莽撞，即使他们真的敢来，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动“几亿拿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这是罗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到11月底，他从公众的视野中一下子消失了。林彪开始罗织各种罪名来控告他这位同事，并将这份起诉书于12月8日交给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任命了一个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七人小组，调查林控告罗的各条罪状。
调查组很快就走访一圈，在来自军队各部门代表的陪同下，于1966年3月与罗作了后来被描述为“面对面”的斗争。罗的自我检讨以不深刻为由遭到拒绝，之后，他试图从关押他的楼房跳楼自杀，但并没有死。4月8日，调查组结束了工作，最后向中央建议罢免他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在军队担任的各种职务。结案报告在5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有理由相信，当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在调查过程中曾为罗辩护过，但他的观点遭到拒绝。[26]
罗瑞卿事件因为两点理由而显得重要。其一，它充分表明毛和林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撤换任何不赞同他们的政策和向其地位挑战的人。其二，这一事件使毛和林加强了对中国专政机器中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控制。罗被撤销总参谋长之职，后由杨成武接替，使林能对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发挥更大的影响。此外，清洗罗之后，公安部接着又撤换了罗以前的一些下属，于是，康生控制了国家安全机器。
吴晗和彭真
在罗瑞卿受到猛烈攻击的同时，毛开始注意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27]他把火力集中在《海瑞罢官》上。此剧作者为吴晗，一个作家兼学者，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毛指责这出历史剧名义上写的是明朝一个正直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不公平地罢了官，实际上是影射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清洗彭德怀。毛最初可能鼓励吴写此剧本，但这却没能影响他对此剧的最终判决。
在处理吴晗和海瑞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钳形攻势。一开始，他把批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当然要对自己的副市长的行为负责。彭真或许出于与吴晗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对知识分子问题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很快就表明他要采取什么手段了：只提剧中所说的历史事件而不谈其寓意，并且举行公开讨论，显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28]
毛事先就意识到彭对此事的倾向性，便与此同时走了第二步棋。他让姚文元——一个与江青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准备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毛还特别强调，姚的文章应着重说明他认为是关键的一点：吴晗的意图是说彭德怀就是历史上的海瑞。姚的文章发表以前，毛看过三次，这充分证明了毛对此事的兴趣和卷入程度之深。[29]
姚的文章——对吴晗直接的严厉的攻击——于11月初在上海发表。在此之前，北京的五人小组还没有对吴晗一案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彭真万分愤怒，这不仅因为自己的下属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还因为他认为没有得到党的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就擅自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违背了党内斗争的原则。在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帮助下，彭真成功地阻止了中央和北京市各大报登载姚的文章。只是在周恩来秉承毛的指示亲自干预之后，这篇文章才出现在报纸上，广为转载——首先登在《解放军报》上并加了吹捧性的编者按，然后又上了《人民日报》并附上一个怀疑性的简介。
尽管彭真最后未能压制住姚文元文章而不让其见报，但他还是努力使对知识分子的批评限制在他认为比较适当的水平上。由于有五人小组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中只有康生是毛立场的强硬支持者），彭继续阻止发表更多的由戚本禹之类的激进文人所写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对吴晗来说太过分了。他坚持这一立场而不顾毛对他的直接批评。12月底，毛谴责彭无视海瑞和彭德怀之间的类比。彭则找到一些较为勉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说彭德怀和吴晗没有私交，所以吴晗没有参加任何宗派活动。但彭真还是答应毛：五人小组将在两个月之内就此问题作出最后结论。
五人小组就此问题至少开了两次关键性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66年1月2日，第二次是在2月4日。虽然各种迹象都表明毛对他们的报告一定会不满——12月毛与彭真的谈话和康生的多次警告——五人小组还是决定坚持彭真原来的态度。2月3日，宣传部两名副部长，姚溱和许立群概括五人小组多数人的观点起草了一个报告。
这一文件（即著名的“二月提纲”）承认文化领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倾向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30]提纲意思是说，处理“像吴晗一类人”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看作政治问题，将一切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都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应当使用行政手段来压制；相反，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提纲明确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宣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遵循“百家争鸣”原则，目标应当是通过多做学术工作来消除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而不是通过“政治上打击他们（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这应当是一个宽大为怀的过程，批评者“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重要的是，提纲建议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应当“有领导”地“慎重”地进行，而且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
“二月提纲”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毛和依附江青的激进派的观点明显不同。它故意回避就吴晗是否有意借海瑞来间接批评毛罢免彭德怀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这样就避开了毛先前明确交给他们的任务。此外，提纲既批评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学者的吴晗，也批评了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激进文人。五人小组虽没有点名批评任何激进的作者，但它指责某些“革命‘左’派分子”的行为像“学阀”，它甚至号召整顿“左”派中的错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