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95部分在线阅读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则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241]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242]
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243]
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论据。我并不是说凡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或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都毫无道理。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此外，根据一切已有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削工人和农民的。[244]
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样做过。[245]
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
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246]
这段分析同样蹩脚，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不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们将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情况都提出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享有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在有生之年发出的最后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247]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的。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不管它被作出什么奇怪的诠释，它仍是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的影响和传统的影响在毛的头脑中，在中国政治制度中，仍占有的日益增大的位置，这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是强调要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像红卫兵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可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的晚年，中国人反复学习这一公式，倒背如流。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成为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248]就这方面而言，就像他举秦始皇为例一样，毛到晚年完全从一个擅长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折衷主义者，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思想在自己思想中起着愈来愈大作用的人。
结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指在毛的漫长的一生中，由各个时期著作的原始资料所展现的毛本人实际上的思想。其次，它可能包含这层意思：在中国，从50年代到毛逝世（其实是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别人赋予它的想法；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指某特定时期的正统学说，如在1951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在其他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和著作里，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作“最高指示”的语录里的正统学说。第三，它是指毛的全部著作中仍被看作正确的，并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发展的毛的某些思想，不包括那些反映他晚年错误的著作。中国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在本章，我继续进行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最后一章开始的尝试，即分析了从1917—1976年，毛泽东思想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本章还探讨了建立在毛著作基础上的正统观念的变化问题。但在1949年以前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官方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也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如此正统的解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概括一下毛的理论贡献的实质，但是，我的这一做法是在与中国普遍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相当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
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嘲讽的——换言之，被他们冠之以“正确的”毛的那些思想，是为了论证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服务的。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如今那些尽力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释和阐述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毛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的老战士，他们除了要接受足够的毛的思想遗产以证明他们是毛的合法继承人以外，也只能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思想和实践融入他们自己的思维中。现在重新解释毛思想的目的就是如他们所说，是为了界定毛的思想遗产中哪些部分是正确的，要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需要相结合的双重意义上来确定。我们要承认他们这样做不是不合理的。
然而，即使情况是这样，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毛及其思想的重新评价的目的、逻辑性和判断标准，也是与本章完全不同的。在此，我要分析的是构成毛从1949—1976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本质。
过去，本章作者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积极贡献的本质，称之为“主流的毛主义”。并提出，这个主流可以在1955—1965年，更确切地说，可在60年代初期找到。[249]换言之，“主流的毛主义”可解释为由毛设想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内核，它不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发现这个用法并不十分满意。如上所述，1958—1966年间的进程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两次激进的试验过程中，“左”的思潮势不可挡，它应被看成毛的最后25年（如果不是他的整个一生）里更加独特的东西。相比之下，毛在60年代初期，后又在70年代初期采取的立场则较为谨慎和现实。
毛在1964年3月说：“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250]作为结论，这也许是必须首先说明的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毛的思想，尤其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思想，始终是由各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和指示很不稳定地并列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在这些思想成分之间设法构建的暂时的和不稳定的综合性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开始迅速解体。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毛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阐述过的经济思想，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思想远不像近年来根据“文化大革命”时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解释所做的理解那样片面和简单化。我们发现，他同样强调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又红又专、大小工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他整个经济战略的核心。它是靠两条腿尽可能快走的方针，并不是要靠小工业和土办法一条腿跳跃。
然而，即使在毛泽东从1958年夏天过分的幻想中退却以后，他对发展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反映出他根本没有认清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含义。这些方面之一是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我在前面对此曾予以相当多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他对政治程序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看法。
1960年，毛泽东在讨论苏联宪法时说，这部宪法给了劳动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它没有给人民治理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权利。[251]在《读书笔记》中与此相似的一段里，毛用的是“管理”，[252]而不是“治理”一词。尽管两个措辞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但两者都是模棱两可的。它们的模棱两可再次反映了我们在毛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中已注意到的矛盾。由红卫兵翻印的、出现于毛本人的语录中的“管理”一词，它的意思可能是“经营”、“支配”或“监督”；廖盖隆的文章中所引用的“治理”，则表示“整顿”、“清理，或“安排”。第一个词显然更具体一些，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组织构成而不只是简单的过程。至于毛的意思实质上究竟是打算使工人或劳动者随时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使他们确信政治权力的运用符合他们的愿望，还是指他们实际上应当亲自管理事情，这两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
毛的“读书笔记”的一个英译本将“管理”译成run和manage（经营），而另一个则译成administer（行政管理）和take
charge（负责）。[253]我更喜欢用supervise（监督），其意思不是指全体劳动者都在同等程度上行使管理的权力，因为这种译法更符合我所理解的毛在60年代的思想。应当承认的是，这一选择是武断的，但它并不比其他的译法更武断。实际上，模棱两可客观存在着，存在于毛本人的语言和思想中。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965年的那段话宣称，民主是指“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管理”。[254]至于“由”一字，在群众是有效力量的意义上，它的意思可能是指依靠群众，或者通过群众。换句话说，就是把事情摆在群众面前，与他们商量。这里将它译成是“通过”，因为在1965年12月的同一段引文中，毛清楚地阐明了需要来自上级党的领导，这进一步证实了那时毛仍坚持他反复而明确地陈述过的观点，即集中比民主更重要。然而，到1965年，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显然已开始改变。
在“大跃进”前后的这段时期内，强调集中制表现的形式是，坚持党的领导起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毛恢复了在延安时十分强调的使党的领导一元化或一体化的思想。
总的说来，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国家，而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此外，即使1953年那几句顺口溜里提到的“小权”也不能放，否则必导致混乱。一元化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党的控制，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年所阐明的，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去督察其执行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这一整套哲学逐渐被放弃了。因为毛泽东对应该发挥“一元化”作用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在理论上产生了怀疑，随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在1964年7月14日给苏共的《九评》那段著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戏剧性的暗示之一。这段话指出，如果干部被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组成）“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255]
在1967年2月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毛虽然再次断言必须有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党，虽然他继续努力用某种方式把对党的需要与反天才论和鼓励来自下层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成了证明“文化大革命”有理的借口（如果不是主要动机的话）——结合起来。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某个大人物某种个人权威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威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王洪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256]和张春桥在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257]为实现党对政府机构和其他一切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而发出的号召。因为到此时，张春桥和毛本人对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多大兴趣，而只是对实施毛的个人权威感兴趣。从此以后，真理和权力不属于党，而属于毛主席。因为历史赋予这位领袖以教导中国人民和指引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使命。
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年代的整个生涯中，他一直把民主和集中当作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系、相互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毛把这些倾向看作一个辩证统一体，彼此密切联系，在原则上他并不拒绝接受它们。不过，虽然他自己承认“首长”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种形势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和经济的各级“首长”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却无权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和骚乱的混合物。
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说他也是一分为二的[258]），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毛的思想，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这一双重性是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所在。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259]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260]因此，很难断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比较平衡的观点，即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261]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262]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那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这句话只是强调如果想使从西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辞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也渗人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消灭，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263]1970年12月18日，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