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93部分在线阅读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作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
是工人阶级。[205]
在一条未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写于1964年下半年的关于划分阶级的指示中，毛明确论述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系：
划分阶级有必要……这两个，（客观的）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分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206]
可以认为，过去有几个相互矛盾的对立面尚能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中共存，到毛的晚年却开始分离了，从而释放出一股能量，最终驱使毛的思想和行动走向破坏性的轨道。在几个决定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以前的统一体从1962年秋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解体。毛越来越把享有特权的领导者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派在内的实体，即中国共产党已根本不能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毛泽东思想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极为复杂的分解或解体过程，除了党或党内特权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之外，还涉及其他许多对矛盾。我已经用相当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相互作用，也曾探讨了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冲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一分为二”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在毛70寿辰之日（1963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这也实在太巧了。很明显，它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报告中，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马克思时代至当时的工人运动史。[207]
事实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会议上就使用过这一表达方式。尽管他当时强调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是这样一些事实：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了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他得出结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208]
紧接着周扬1963年的讲话发表后，“一分为二”这一口号首先唤起了在中共党内进行（用毛的话来说）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求。换句话，这意味着号召进行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论述的那样，这也是为了清除和迫害杨献珍及其他提出相反提法——“合二为一”的人）。
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社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209]
归根结底，毛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冲突当然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用何种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但文化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60年代初期，毛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某些发展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一忧虑，并同时发出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210]
这一论述的明显含义是：在被夺取政权13年以后，“反革命阶级”依然在中国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他们的破坏活动，有必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经常性的斗争。正是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呈现其萌芽状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更成为庞然大物。由于这一时期毛的阶级概念有些含糊不清，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然进一步表明他强调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主观力量，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号召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鼓励了江青去发动京剧改革。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里，我已对这些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继续火上浇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许多部门仍由“死人”统治。他宣称：“社会和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他的判断更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年以来，基本上（着重点是毛加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菲俱乐部。[211]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1964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毛并没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发展到像“四人帮”那样以“臭老九”来丑化他们的地步，他转向了比“大跃进”时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212]
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尽管他可以证明他们就是特权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乌托邦的斗争哲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他说：“现在几包烟就能买通一个支部书记，把女儿嫁给他就更不必说了。”[213]
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拿出“修改了的后十条”前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层和较高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年6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毛说道：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214]
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年12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认为歪曲并篡改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中，权力而不是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别关心的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态度，而这在“四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有司机。我只挣430元，我雇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215]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216]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凡与毛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份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中的“极端恶劣分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过多地估计他们的人数。并且说，对他们不要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很明显，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阶级。[217]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称，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这两派就这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18]
这些论述以及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心，当然直接导致了他与刘少奇及党内其他人的冲突，并导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征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219]
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也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220]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年12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再次号召要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221]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的集中领导：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222]
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这一口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年创造的，并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223]“敢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224]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党控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消瓦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225]
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最多也就是6个月。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如此，由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是长的”。[226]在讨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样做的），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公社能代替党吗？”[227]随后9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