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7部分在线阅读

第六章　对外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
虽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和外交有大量的研究著作，但有关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却很少。它们之中，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年》[285]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495]，与弗朗兹·H.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637]一样，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背景，作了很可靠的论述。中嵨岭雄的《中国：历史、社会和国际关系》[540]，对了解当代中国事务的基本轮廓是有用的。
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一般观察的杰出著作有：费正清：《美国与中国》[228]第4版；鲍大可：《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21]；哈罗德·C.欣顿：《中国的强横要求：1945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分析》[298]修订版；R.G.博伊德：《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60]。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作全面论述的有，入江啟四郎和安藤正士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354]；O.B.波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1945—1973年的中苏关系简史》[58]，比较多地反映了苏联官方的看法。
关于原始资料，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的官方材料，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59]丛书。关于美国政府的文件，见《美国的对外关系》[252]丛书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集》[547]。还有毛泽东的非正式发表的文献，如《毛泽东思想万岁》[506、507]；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见斯特罗贝·塔尔博特编译、爱德华·克兰克肖作详细注释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390]；以及斯特罗贝.塔尔博特编译的《赫鲁晓夫回忆录》[389]。
关于“亲苏”时期或所谓苏联模式的50年代初期，我们可以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下列各书上：关于这个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见马克斯·贝洛夫的《1944—1957年苏联在远东的政策》[35]；亨利·魏的《中国与苏俄》[774]；J.M.麦金托什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与策略》[500]；以及亚当·B.尤拉姆的《扩张与共存：苏联外交政策史，1917—1967年》[730]。这些是“经典的”专题论著，提供了基本概念和重要的分析框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隐蔽的”斗争，中嵨岭雄的《中苏的对抗和今天的时代：战后亚洲的再评价》[539]，讨论了雅尔塔会议后的有关方面；入江昭编的《亚洲冷战的起源》[537]，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的文章的合集。
关于中美关系，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723]，是最好的作品之一。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编的《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57]，是一本历史论文集。此外还有南希·B.塔克的《屈辱的模式》[728]和宇佐美滋的《司徒大使访问北京的计划：一个失去了机会的历史转折点》[745]，见《国际问题》（Kokusai
mondai）。
关于朝鲜战争与中国的研究，相对地说有很多。欧内斯特·R.梅的《过去的“教训”：美国外交政策中对历史的利用与误用》[521]和信夫清三郎的《朝鲜战争的爆发》[659]，从美国和日本的有利地位看朝鲜战争，对它的基本性质作了深刻的历史说明。就中国的立场来说，艾伦·S.惠廷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785]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630]，是富有成果的贡献。此外还有罗伯特·R.西蒙斯的《紧张的联盟：北京、平壤、莫斯科和朝鲜内战的政策》[663]。
关于中国对万隆路线的战略转变的研究比较少，但埃德加·斯诺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672]；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百花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493]；中嵨岭雄的《论当代中国：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内部动力》[538]，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变化的背景，作了基本分析。
唐纳德·S.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年》[837]是关于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最好的书。约翰·吉廷斯的《中国军队的任务》[267]和彼得·范内斯的《革命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北京支持民族解放战争》[746]，分别对中国军队和中国的革命外交，作了扎实的分析。
第七章　“大跃进”
虽然当代中国的资料在“大跃进”陷入困境后变得不详实起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不容易得到），但关于它却有丰富的中文资料。首先当然是全国性报刊（如《红旗》、《新华半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许多对这个时期作了详细索引（《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每年出版索引）。研究指南（如詹姆斯·宋的《<红旗>1958—1968年：研究指南》[675]，彼得·伯顿和尤金·吴的《当代中国研究指南》[47]）大大方便了对其他资料的有效利用。比较专门的出版物，如政府各部的刊物，也很有帮助（如兰普顿在他对医务政策的研究中所表明的）。有关公共卫生、财政和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的这类刊物，均可以得到。
从1965年起，中国出现了几大类资料，对研究“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很重要。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其他非官方资料的大量涌现。许多红卫兵出版物均收入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20卷本《红卫兵出版物》[603]。美国和海外的中国中心，还有大批红卫兵资料的补充材料。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506]、[507]的两卷重要的毛泽东著作，非正式地出版于1967和1969年，两卷本《毛泽东思想杂集》[508]是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从中选译的，这些是毛在这个时期未发表的讲话的主要原始资料。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了对政治科学家特别有用的三类资料。一类是日益增多的回忆录，作者是政治领导人和他们的助手或同事，其中有些对1958—1965年的政治运动提出了真知灼见。《彭德怀自述》[570]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如《回忆王稼祥》[344]，对这个时期也偶尔有深刻的看法。
第二类重要资料包括各种有关党史的出版物。许多省级出版社出版了党史，如湖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67]，还有一般的参考出版物，包括党史问答和一连串党的会议的详情。最后，统计一览表填补了这个时期的许多空白。
许多关于内政的第二手著作，对研究1958—1965年有用。一类是全国和地方的一般政治史，包括对这个时期个别部分的详细叙述。例子有安奉俊（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詹姆斯·P.哈里森：《取得政权的长征》[292]；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526]；爱德华·赖斯：《毛的道路》[611]；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674]；伊日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749]。关于具体问题的专题著作，也提供了重要资料，如戴维·M.兰普顿的《中国的医药政治》[417]，弗雷德里克·泰韦斯的《中国的政治和清洗》[702]和哈里·哈丁的《创建中的中国》[291]，仅是三个例子。
直接而完全地集中注意力于1958—1965年时期的，还有第二手的英文文献。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提供了最详尽的有用的政治史。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泰韦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2]和鲍姆的《革命的序幕》[30]，对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很好的记述。陈云在1956—1962年期间发表的关于经济的主要意见，收入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塔尔编的《陈云的发展中国的策略：一种非毛主义的可取办法》[425]。
有关这个时期的期刊文章也格外丰富，既有对具体政治事件的研究（如戴维·查尔斯的《彭德怀元帅的免职》[96]），也有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对省的预算的研究，见约翰·M.林德贝克编的《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457]）。有几篇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如尼娜·哈尔彭的《经济专家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55—1983年》[288]（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1985年），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与见解。
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
由于这个时期刚过去不久，不能利用标准的美国国务院资料，同时，苏联和中国守口如瓶，又严重地限制了苏联和中国材料的价值。一切事情都有例外，但大都明显地违背官方的常规。例如，情报自由法令允许乔纳森·波拉克（《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观念和方法：金门决策》[585]）说明1958年金门危机的几个方面，从而反映出苏联和中国的态度。同样，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389]）尽管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跟所有这类著作一样），并且有真实性问题，但对我们仍有启发。当然，最有启发的资料，是毛的未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主要有两本，发行于1967年和1969年，书名都是《毛泽东思想万岁》[506]、[507]）。它们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派别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发行的，为台湾所得并影印出来。比较不那么耸人听闻，但同样难得的是唐纳德·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年》[837]，它肇始于中央情报局，他以前曾在那里工作，利用了权威的但高度保密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的两次对抗。
这种依赖秘密资料的做法虽然可靠，但不是正统的方法，对它们极有价值的补充，是20世纪60年代初苏中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大量的论战通信。约翰·吉廷斯（在《中苏争论概观》[268]中）将它们重新作了极好的整理与分析，攻击与反击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扎戈里亚的著作，并在一些事例上超过了它。由于每一方都把自己说得极好，把对方说得极坏，因此，在问题的范围、它们的时间选择和含义上，就大有探讨的余地，下列作者就做得很好：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的分裂》[281]、《中苏关系，1964—1965年》[282]、《阿尔巴尼亚与中苏分裂》[280]）；亚力山大·达林（《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2]）和G.F.赫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苏争论》[343]）。
这些著作虽然值得注意（不管是否得到公认），但同各有关政府发表的通常是枯燥乏味的声明相比，它们的准确性显然不如档案材料。例如，M.S.卡皮查在波拉克仔细研究过的他私下的会见与谈话中，关于1958年8月赫鲁晓夫与毛就中苏军事合作前景进行会谈时各方的具体见解，就与毛的话大相径庭。无论赫鲁晓夫或毛，或由此引起的论战上的变化，都没有充分透露苏联的核武器制造援助的程度，像1963—1964年通过摄影情报所显示的那么清楚。
除了标准的共产党对学术研究和公布档案的限制外，莫斯科同北京的现行关系也禁止它们充分而坦率地重提过去的事。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和有时带倾向性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测。直到1985年才出现的毛以后时期的回忆录，也没有对这个时期有新的说明，虽然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570]）、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818]）和王炳南（《回顾九年的中美会谈》[765]）的著作中，出现了和早年有关的珍贵资料。
总之，关于这个时期的分析对“历史”的说明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是大有争议的。对于不那么明显的外交关系，就更用得着这个防止误解的说明了。因为北京除比较公开的外交之外，还常常进行秘密外交。对环绕中国的从巴基斯坦到朝鲜的亚洲弧形地带，单独的研究如戴维·莫辛戈的《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1949—1967年》[535]，通过深入细致地访问当地官员，把一个本来贫乏的题材写得很详尽。比使用互相影响的记载更困难的，是推测促成中国的态度的观念和决心。美国获得并出版的秘密军事刊物（《工作通讯》[408]），对60年代初的人民解放军只作了很少的说明。而这个刊物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高层的真正思想，尚难确定。
这种情况与毛以后时期出版物所反映的清楚得多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造成鲜明的对比。统计资料、个人回忆录和文件集提供了一块比较肥沃的园地，而外交政策的土壤相对来说却是贫瘠的。至今没有一本由中国学者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明国内的限制与国外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只能希望，周恩来的文件有朝一日能被这种研究所利用，这样，这些决定性年代的更加准确的再现，可以为外国学者提供一个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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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u
Fu-sheng，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under
Mao.
会议与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