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6部分在线阅读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增强了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访问10个非洲国家的重要性。他的多重使命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拒绝签署核禁试条约而同时爆炸它自己的原子装置，鼓励反苏立场和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并把革命言辞提高到一个不符合他的总理身份与外交家名声的高度。所有这些带来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
北京对非洲的政策在三个层次上运转：官方的、个人的和革命的。象征性的许诺和贷款，只能象征性地与西方和苏联的援助项目对抗，但不能在实际上竞争。周恩来通过亚非人民团结组织认识的好斗的个人和有潜力的反对派领袖，得到津贴和去中国旅行的机会，往往使当地政府感到头疼。造反者得到公开的宣传和暗中的金钱、武器援助与劝告。
但当中国的被保护人把矛头指向黑人政府，如同在卢旺达、喀麦隆和刚果（利奥波德维尔）那样时，非洲人的反应往往是批评性的，同中国援助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的反殖民地游击队时不同。因此，周恩来在索马里断言“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就受到这样一些领导人如突尼斯的布尔吉巴总统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私下的和公开的反对。
周恩来的一个特殊问题是，非洲人不愿在中苏争论中有所偏袒，并对中国企图操纵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以达到这个目的感到失望。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会议，参加者分成了支持莫斯科或北京的派别。中国人在反对苏联和印度立场的几个要点上占了优势，并主宰了以后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分支机构的会议。一个结果是，北京提出召开另一次万隆会议，但缺乏支持。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非洲领导人要求召开第二次不结盟会议，这将排除中—苏争论者。后一个会议的计划在1964年3月出现；马里拒绝参加，这是周的游说取得的唯一成功。实际在7月召开的会议，通过了赞成和平共处和反对生产、获得与试验核武器的决议，全都反驳了北京的观点。
同亚非世界个别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取得的成功，多少缓和了这些挫折。北京同桑给巴尔左翼政权的密切联系，在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合并后仍然保持，新国家坦桑尼亚得到北京一笔为数4200万美元的巨额信用贷款，加上1964年6月一笔280万美元的赠款。那年8月，尼雷尔总统宣布，他已经邀请了中国专家训练坦桑尼亚军队。中国的迫击炮、重机枪和反坦克炮，在下年2月公开展示出来。[91]
在南亚，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稳定地加强。虽然巴基斯坦领导人明显地拒绝任何同盟，但他们暗示的一个非正式谅解，在1964年得到北京的低调支持，当时中国声明，在印巴的克什米尔争论中，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在周恩来的拉瓦尔品第之行后，2月发表了联合公报，要求争论“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穆斯林。在这次访问中，外交部长陈毅提出“亚洲人的亚洲”，以迎合他的对手外交部长布托，后者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矛盾态度，使陈把巴基斯坦描述成“既是结盟的又是不结盟的”。[92]
7月，中国答应给巴基斯坦6000万美元无息长期贷款，用黄麻、棉花和成品偿还，巴基斯坦则购买中国的水泥、糖厂和机器。10月，新华社宣称，两国有着“反对外国侵略与干涉的共同事业”。这个说法没有提到承担明确的义务，但暗示了北京与拉瓦尔品第之间关系的一个发展，同莫斯科与新德里的关系相并列。
对柬埔寨，中国也保证支持，但未明确它的实际内容。1963年11月，金边拒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后，北京宣布：“如果……柬埔寨王国竟然遭到美国及其仆从国家所策划的武装入侵，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决站在柬埔寨王国一边，并且给予全力的支援。”[93]但第二年10月，西哈努克亲王透露，他未能使北京同意一项共同防御条约或声明进攻柬埔寨就等于进攻中国。他去北京压范文同总理接受现行边界也失败了；中国发起这个谈判，但没有为柬埔寨提供支持。不过，在这个限度内，北京巩固了它和金边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以对抗华盛顿与曼谷和西贡的联盟。
仰光拒绝在中印冲突中站在新德里一边反对北京，这之后，缅甸从中国的外交优先于革命中得到好处。1963年4月，刘少奇去缅甸首都，同意完成10个援建项目，包括桥梁、水电站和生产胶合板、纸张、糖和纺织品的设备。中国的声明在谈到“民族解放斗争”时，小心地不提缅甸共产党，而在刘访问的那个月，仰光宣布大赦，并提出无条件地同所有的造反者谈判。那个夏天，白旗派的资深干部从中国回到缅甸。北京的影响显然促使白旗派代表团同缅甸政府在9月开始了讨论。[94]
1964年3月，这些讨论的失败和仰光禁止所有的政党（除去官方支持的），没有改变中国的政策。1964年2月和7月周恩来和陈毅对仰光的访问，显露出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存在足够的一致，使援助项目可以继续进行，并使中国报纸停止发表批评性意见。1964年的夏秋期间，当缅共中央委员会决定采取一条更好战的路线，要“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完全消灭”仰光政权时，北京保持沉默。泰国共产党推翻他侬的号召，包含在10月1日它给北京的国庆贺电中，但缅甸的贺电没有提这种要求，尽管它刚决定了要战斗。它反而称赞“政府的和平中立外交政策”。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由于中国强调政府之间而不是党之间的联系，同样获得成功。1964年3月，北京提出将中国银行在印度尼西亚的资产交由雅加达控制。由于这家银行曾经在华侨商业团体中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筹集资金，这个建议似乎表示北京断然放弃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的诚意。在1964年10月的开罗不结盟会议上，苏加诺要求支持他对抗马来西亚遭到拒绝，就于11月4日飞到上海与周恩来会谈。三个星期后，陈毅去雅加达进行一星期的磋商，结果发表了一个联合新闻公报，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空前的一致，包括支持“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95]中国还为外汇储备和经济发展提供一笔5000万美元的信贷。
北京在“辽阔的中间地带”追求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盟，就如它对世界事务的公开分析那样，使政府关系成为主要的，革命关系成为次要的。阿尤布·汗、西哈努克、奈温和苏加诺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的青睐，刘和周并给予他们数量不大的经济援助，这从中国明显的窘迫情况来看，表示的情意是相当大的。除了利用这些领导人和政权对他们的紧邻的不满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还小心地培养反苏或反美态度的萌芽，这可以加强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样，尽管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唇枪舌剑的论战使北京成为一个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激进革命者的角色，但中国在1963—1964年的外交政策却与近10年前著名的万隆会议时相似，只有正在升级的越南战争威胁着中国自己确定的利益。
1964年：分水岭的一年
从几方面看，1964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给不远的将来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前景。首先，中苏争论深入扩大。其次，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激起北京增加对河内的支持。第三，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使它成为核大国小团体的一员，但并没有增加它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防御能力。它甚至引起一个可能的威胁，即苏联、美国或两者都参加的预防性攻击。
逐渐恶化的中苏关系，由于毛泽东在7月的接见中，公开向苏联控制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的许多地方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而加速恶化。在同一个月发表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第九篇论战系列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扩大了攻击苏联领袖的范围，它断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它]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96]
但四个月后，周恩来去莫斯科，看看赫鲁晓夫的下台是否能够改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7月的分析证明是正确的，至少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在中苏关系上维持强硬路线。这预示一个长期的激烈对抗，不是莫斯科的任何领导更换所能改变的。
越南愈益恶化的局势，使中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只要莫斯科和北京的争论停留在政治范围内，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战略问题，对中国的切身利益来说就不是主要的，特别是对它的国家安全来说是如此。自然，边界事件和划界上的小分歧，可能扩大到需要进行较大的防御战。但无论如何，在报纸上和在共产党的会议上进行舌战，涉及的是语言而不是行动。
但东京湾事件后，出现了美国空袭北越和扩大美国在南越的存在的前景。这迫使北京增强了它对河内的赞助，包括使北越放心和尽可能制止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争论威胁着中国以及越南的安全。它至少使对河内的军事援助的运输变得复杂了。最坏的情况是，它可能鼓励华盛顿入侵北越，就像它在北朝鲜曾经做过的那样，如果需要，就阻断或破坏中国援助它的盟国的能力。美国空军攻击中国，可能像在朝鲜那样不会受到中苏同盟的禁止，因为这对伙伴已经使他们的争吵发展到了似乎不可弥补的地步。
首先，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在于苏美勾结起来防止北京很快拥有一种可以使用的核能力的前景。1959年，莫斯科违背向北京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的诺言。1963年，莫斯科和华盛顿就反对大气层试验达成了协议。有两个超级大国反对中国的核未来，两者之一或两者都能攻击初期的生产设施，破坏——也许是一劳永逸地——这个难得的力量来源。这样，1964年10月的试爆，既是使中国人感到骄傲也是使他们感到担心的事情。
其次，中国恢复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第三世界的地位的前景，显得非常暗淡。促进第二次万隆会议的努力，由于亚非互相冲突的争论和普遍不愿让中苏对抗进一步分化各个组织而遇到阻碍。接着，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1月5日突然退出联合国，致使周恩来要求“彻底改组”联合国，如果不成，“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97]这增加了北京同第三世界其他政权的问题，它们在这个世界组织中的会员地位，是被普遍认可的资格的一个表征。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关系、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相互影响，这些相互联系的问题迅速地发展到一个危险的汇合点，而这时国内政治即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最终是破坏性的转折，它将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有结合力的实体的生存。国内外政策的纠结已经证明是危险的。1959年彭德怀对毛的经济管理提出挑战，与赫鲁晓夫诋毁人民公社和撕毁核分享协定巧合。这对毛在1964年行将结束时合理地处理他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是一个不妙的兆头。这个问题的全部后果，要在以后18个月才尖锐地显示出来。的确，从这一点看，1964年结束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章，在今后许多年里，中国的对外关系还要经历更大的危险和紧张。与此相比，在1958—1964年期间，尽管有金门事件和中印战争，还要算是相对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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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述中苏争论的文献，不但数量大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我所依据的主要著作有：兹比格涅夫·K.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集团》[66]（以下简称《集团》）；亚历山大·达林等编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2]；约翰·吉廷斯的《中苏争论概观，1963—1967年》[268]；威廉·E.格里菲思的《中苏的分裂》[281]；威廉·E.格里菲思的《中苏关系，1964—1965年》[282]；G.F.赫德森等的《中苏争论》[343]（以下简称《争论》）；库尔特·伦敦编的《一致与矛盾》[480]；以及唐纳德·S.扎戈里亚的名著《中苏冲突，1956—1961年》[837]。
[2]布热津斯基：《集团》[66]，第299页。
[3]全文见赫德森：《争论》[343]，第46—56页。
[4]《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北京周报》[568]，6（1963年8月16日），第7—15页。
[5]下面一段引自作者有权使用的美国政府情报，作者于1961—1966年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任职。
[6]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毛主席向人民讲话》[634]（以下简称《讲话》），第176—178页。
[7]扎戈里亚：《冲突》[837]，特别是第2章。
[8]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80页。
[9]《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北京周报》[568]，11（1958年5月13日）。
[10]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82页。
[11]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88页。
[12]毛泽东：《在八大第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以下简称《万岁》（1969年）[507]，第207—208页。
[13]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