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0部分在线阅读

江青发现有两个在革命以前的岁月里就与她有联系的人在利益方面和她是天然一致的，他们是康生和柯庆施。康生是山东省诸城人，与江是同乡。在江青去延安以前他们两人便彼此相识。康生专门从事三个方面的工作：和其他共产党联络、公安和高等教育。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由于康生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苏联向内务人民委员会学习公安工作的要点时，显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受过相当深的训练，以及他正卷进了与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的争端之中。
50年代以前康生曾在公安事务中负重要责任，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非斯大林化的报告时，他因而受到了某种责备。1956年9月康生从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下降，与此同时，党删去了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的一部分的字句。但是，到60年代初期，事情向着可能有利于康生的方向发展。随着中苏争端达到紧急阶段，毛——他仍然是中国方面处理争端的主要人物——需要一个有康生这种知识的理论家帮助他草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抨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同时，康生听说——可能通过他和江青的长期友谊关系——毛正打算竭力推动中国文化的无产阶级化。康生能够在这个尝试中起有益的作用，如果他能把这个尝试和反革命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为他的参与提供根据，就更加如此。
康生在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实现了这种联系，他在会上对习仲勋发动攻击，因为后者与关于刘志丹的一部据称是反革命小说的写作过程有牵连，刘志丹是陕西共产党早期游击战的战士，死于1936年。康生声称关于刘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是诽谤毛，认为为了当前政治批评的目的而利用小说是一个发明。他因而和江青建立了一种思想上的联系，江青正试图促使毛注意前此数年她在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对毛的政治上的攻击。
康生随后充当了江青和一些过激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把这些过激的知识分子带到了前台。康生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使他得以插手主要的教育单位，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培植骨干分子。后来弄清楚，这些人当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关锋和戚本禹、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以及高级党校的几个人。[31]康生和林彪一样，如果必要，便乐于挑起纠纷以达到他的目的。例如，康在高级党校攻击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理论是对毛主席哲学上的前提“一分为二”的否定，是反毛主义的。康通过这种理论上的欺诈设法清洗杨，以增强他在高级党校的追随者的权势。到1964年年中，康本人还深深地卷入了江青使京剧革命化的工作。[32]
上海市长柯庆施是江青的老朋友。柯在1958年曾经是叫嚷得最凶的“大跃进”（特别是土高炉运动）的支持者之一。1958年春季他成为政治局委员，而上海成了跃进策略的主要受益城市。[33]如前所述，甚至在1962年年中柯仍旧支持对当时局势的毛主义的说明，反对陈云等人的比较悲观的看法。因此，柯庆施和康生、林彪以及江青一样，当然要尽力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1962年后期，康生和柯庆施谈到必须让文艺刻画1949年以来的13年中从人民行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这是一条与江青本人的思想非常合拍的路线。柯在“大跃进”时期早已站在上海“工人作家”一边反对专业作家。[34]1963年1月，柯在上海就提出了要求，号召当地的知识分子抛弃旧的节目，采取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演刻画1949年后工人、农民、士兵行列中的英雄的新戏剧。毛泽东不久就予以支持，而把文化部叫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
1959年，江青在文化事务上和柯庆施在上海有过联系，60年代初期她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保持接触（柯死于1965年）。江通过柯联系上了张春桥（他在上海的文化机关工作）和姚文元（上海的评论家）。而姚又已和上海新近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作家”——50年代拿起笔的工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35]
因此，江青在60年代初期对她丈夫做了工作，并开始拼凑她自己的主张进行一次中国文化“革命化”的小集团。文化部、教育部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都有江青的老对手，不重视她，而且嘲笑她的工作。在处理文化问题的几次全国性会议诸如1964年6—7月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冲突发生了。江青已在上海发展她自己的样板戏，并通过毛泽东继续施加压力以革新提供给人民的精神食粮。最后，大约在1964年6月，党的书记处成立了五人小组以协调文化改革。彭真负责这个小组，人们可以想象到，毛认为彭有可能代替刘少奇作党主席的接班人。但是，康生是小组成员，非常明显，康忠于毛泽东和江青，而不是刘少奇或邓小平。
对于江青来说，五人小组证明是障碍而不是在文化政策中进行积极改革的力量。小组一般听从北京文化机关（在小组中，由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负责人陆定一代表）的选择。江为了把她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优先事项列入国家议事日程，继续寻求其他途径。她所采取的手段——最后证明对全国政治有极大影响——围绕着康生1962年在十中全会上掀起的争端而施展，即小说和戏剧可以用于政治目的。江特别指出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这部剧本写一个面对政敌不公正的攻击的明代官员的正直行动，而江向毛证明，这部剧本实际上等于暗中为彭德怀辩护。江的具体指责似乎讲得通，但很可能是错误的——吴晗开始写有关海瑞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以前，而且他是应毛泽东当时的秘书之一胡乔木的专门要求而写的。[36]然而在1965年越来越充满怀疑的气氛中，江说服毛让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抨击这部被假定为影射了政治问题的剧本。
1965年11月发表的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很重要，这有三个原因。它把文化改革的争论看做政治的而不是纯学术的问题，因而使当局有可能再次开展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政治运动。它抨击彭真的下级和朋友所写的剧本，因而对彭真是一个考验：他是保护吴晗还是站在毛的一边。[37]它来自上海（毛当时住在那里），体现了毛的决定，即北京的领导人已远远离开毛所提出的论点，毛将不得不主要依靠中央政治机构以外的力量着手抨击他们。江青的小集团为这一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力量。
但是，江青到1965年为止除了与康生联系外，所接触的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在组织系统中级别较低的人。因此，当江加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联盟时，她招纳了一些对1949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官僚政治准则和做法抱反感的人。这是些有主意的人，而不是有组织才能的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自己将证明，他们长于出主意而不适合做组织工作。
江青的联盟包括康生，这一事实对于60年代的政治是重要的。康生是无情的，他毫不犹豫地消灭那些妨碍他的人。1962年及其以后，康走向政治舞台中心，这使他能指望利用彭德怀事件的严酷性（它破坏了从前党内斗争准则），促使党的领袖们完全改变政治争论中的相互对待方式。跟随江青的激进知识分子从未受过这些党内准则的锻炼，因而很容易参与完全违背以前的常规的行为。张春桥是60年代中期这个集团里唯一具有广泛做官经历——除了秘密的治安工作以外——的人。不必奇怪，张也是这个集团中对需要维持秩序、树立威信以及当这个集团取得政权时确保官僚政治基础等事项最容易产生共鸣的人。
总之，江青想改变中国文化，想对她在文化当局的陆定一和其他领导人手下所忍受的多年怠慢进行报复。她的联盟包括了那些乐于进行无情斗争以破坏党的制度的人。林彪在进行官僚政治的角逐中则更加小心谨慎，这场角逐可能导致他取代刘少奇做毛泽东的接班人。为此林要利用江青的破坏性力量（以及她挑起毛最强烈冲动的能力），因此，如上所述，林在1966年2月通过委任江当军队的文化顾问而和她结成联盟。江后来便用这个职位作为讲坛，从那里向那些反对她的文化观点的人进行广泛攻击，而不管那些人和军队有无关系。
整风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的中心从毛泽东最后的合作者们移到他本人。到了1962年，毛认为革命同时受到了顶层和基层政治组织的反对力量的威胁。在顶层，毛认为他的同事们要继续实行的政策只能增强社会上反共产党势力的实力。在基层，毛认识到“大跃进”给基层党组织造成的损害，特别是在农村，是巨大的。他决定，如哈里·哈丁所述，用整风运动来克服这两个问题。[38]整风实际上可使毛下令设立新的分等级的临时机构，这种机构将用来对付原有机构，以解决问题。对于毛，它是一种用来增强他在组织系统中的影响的理想工具。
毛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十中全会上强调需要整风。关于整风的必要性，没有出现什么争论，但随后的事件证明对于利用什么机构却有重大争论。农村整风的试验已于十中全会后在选定的点上进行，试验结果为农村整风——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早期纲领性文件提供了基础。
毛本人在1963年2月和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起草这份文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制订的《前十条》要求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实行监督的组织。后来证明，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贫下中农在“大跃进”时期也深受痛苦，到了1963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要么大失所望，要么腐化了。当这种情况在这一年中变得显而易见时，邓小平和彭真制订了新的措施（《后十条》），并于1963年9月予以公布。
《后十条》承认“贫下中农协会”中的问题，提出了更严格的入会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拟订这份文件的前提是，这些协会本来就不能适当地监督公社和大队的委员会。因此它要求成立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作队来开展这次整风运动。它进一步主张这些工作队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之前应当首先处理省、地、县各级的间题。既然这些较高级的机构位于城市，因而文件提出发动城市“五反运动”以整顿较高级的机构，为在基层贯彻工作打下适当的基础。[39]结果这些改变使农民的协会实质上处于无重要工作可做的状态。整风完全变成了党内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把动员非党群众看成是对整风过程的有利因素之一，他于1964年6月指出，他担心这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充分地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
在1964年开头的一段时间里，高级干部下基层开展对当地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获取资料的办法溯源于延安时期的工作方式，反映了领导人知道不能依靠正常渠道上来的报告这一实际情况。因此，举例来说，刘少奇到河南省去了18天——河南省在“大跃进”时是一个样板，在这个运动结束时处于危险的状态。刘的妻子王光美则用假名在靠近她的家乡城市天津的桃源大队住了5个月。
刘少奇的调查结果使他对于农村地区的情况深感悲观。调查结果证明，腐化现象很普遍，不少基层干部反对党（农民反对党的也占不小的比例）。当他们考察归来时，他们认为反革命力量控制了中国农村不小的部分，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以挽救局面。毛泽东很可能同意这种判断——但他随后强烈地不同意所采取的措施，后来又强烈地不同意所采取的矫正措施。
1964年9月拟订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反映了刘少奇对整风运动的看法。修正草案要求组成大的工作队下到选定的公社，实际上把公社接管过来，从根本上动摇它，以便予以整顿。一个工作队在一个地点大约停留6个月，严厉地处理那些被发现的已经变得怠惰和腐化的干部。与此同时，这些工作队还将在农村公社进行新的阶级划分——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后第一次进行了这种工作。按照《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日程，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在全国用5至6年的时间完成。
毛泽东对于实施《后十条》修正草案有三点意见：第一，修正草案把抨击的目标从修正主义缩小到了贪污腐化。第二，修正草案给予干部的处罚过于严厉。第三，修正草案导致强迫公社接受庞大的工作队，而不是动员群众自己去开展运动。总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曲解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不再是宣传毛关于修正主义的看法的手段，而是已经成了相对来说粗暴地在农村党组织中重新强化纪律的一种尝试。
毛泽东对于这些倾向作出的反应是，通过他自己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纲领性文件来取得主动权。1965年1月公布的毛的《二十三条》重新确定了运动的方向，以便它能成为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有关修正主义罪恶的普遍教育的运动。在农村地区，这意味着撤回工作队，许多被工作队严厉惩处的从前的干部恢复了工作——免去了接替他们的人的职务。这简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扩大了干部队伍的分裂。
因此，毛利用整风作为在社会上推行他的政治议程的手段的努力，证明只是部分地成功了。当毛从1964年开始试图通过在政府和党的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以使他的政治见解能更快地被接受时，掌权的官僚机构证明它们有能力保护自己处理自己组织事务的权力。《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严厉的，但其办法还是使整风问题保持在党内，防止大规模地利用非党群众来整顿中国共产党。但是，正是毛对中国共产党内政策方向的日益担忧——这种担忧是江青、康生和林彪（与陈伯达等人一道）培养起来的——使得毛越来越坚决地要增强他对这个核心政治组织的影响。
变化中的毛泽东
毛本人并没有江青那种耿耿于怀的个人的屈辱感，也没有理由相信他在60年代后期（如果那时如此）以前，对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的想法完全感到称心如意。[40]事实上，在1963—1965年，毛泽东似乎不太认真地考虑过树立彭真作为他的接班人以取代刘少奇。因此，如上文提到的，毛渐渐介入了共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联盟，但是他与他们当中无论哪个人的目标和看法都不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毛自己又是怎样得出结论必须对他在政治局中的同事发动正面攻击呢？
要理解毛在1959—1966年这关键几年心理上的发展变化，有三个因素似乎是极为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理解有变化；他对接班人问题不断关心；以及与此相关的他对死亡正在逼近的意识。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纠结起来，加深了毛的忧虑——他毕生工作导致的政治制度到头来将偏离他的理想，并证明和它所取代的政治制度同样是剥削性质的。
毛泽东对革命前途的担心和他逐渐形成的关于苏联政治制度变质的分析是分不开的。的确，毛在他的一生中用了不少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内所受的苏联影响作斗争，在思想实质和作风两个方面他都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少苏联味的。在50年代中期，毛曾经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使中国离开苏联发展模式，从1958年开始，他把军队和军事学说也包括在这一努力中。在1959年以前毛已经认为苏联领导人常常专横傲慢，并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而在1959年以后他开始深思这样的问题：苏联革命本身是否从根本上误入了歧途，改变了它的性质。
实际上，当苏联开始试图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声称它本身的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并谋求和美国达成更稳定的和解时，毛泽东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否能保证资本主义不会在那个社会里复辟。许多事情促成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毛认为，他看出了赫鲁晓夫1958年试图对中国海军施加影响，还看出了赫鲁晓夫另外一个企图，即通过取消核援助的协议和1959年与彭德怀共谋来干预中国事务。在那一年，毛还看到：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成为“全民国家”，而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41]他在美国的戴维营最高级会谈及与此有关的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努力；在1959年北京与新德里的边界紧张局势中莫斯科表面上中立；以及1960年年中苏联从中国撤走顾问。这些只不过是几个例子。
毛泽东出于这种新的忧虑，开始用一段时间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他断定，在这个重要的理论领域甚至斯大林也造成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毛指示中国代表团就有争议的论点和苏联人辩论，而苏联的反应更增加了他的忧虑。江青注意到苏联顾问于1960年迅速撤走曾使毛“震惊”，[42]他可能从那时起就断定，为了使苏维埃制度回到坚实的基础上，最低限度赫鲁晓夫本人必须被取而代之。苏联领导不肯罢免赫鲁晓夫大大加深了毛的忧虑。
和赫鲁晓夫在1958年后的几次会议上进行过斗争之后，毛泽东于1963年决定，是将论战公之于众的时候了。在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显然不能拒绝他的领导。因此，在1963—1964年，毛指导写了九篇论战文章，每一篇在中国都广为宣传。如上所述，在写这些文章时毛利用了康生的才能，当时康生已经在国内文化竞技场上专注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回顾起来，毛似乎是利用九篇论战文章作为在国内宣传他的政治观点的手段。这些论战文章提出了毛实际上与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们不同的所有论点，同时又把毛的政治观点与那时正在进行的反苏斗争等同起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毛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批判的这种联系，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结合——事实上很有效，以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让中国的宣传工具攻击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但是，在这种处理方法中，除了精明的策略外，还有人的悲剧。没有理由怀疑毛自己不相信他所说的关于苏联革命变质的话。显然他可能认为同样的力量也正在中国发展，在中国，他的同事们现在主张（如他们在1956年主张的那样）阶级斗争应当包摄于极为重要的生产斗争之中。如果允许这种倾向继续下去，年轻一代将不可避免地和修正主义观点一道成长。历史到头来无疑将证明对毛是无情的，就像斯大林死后对斯大林那样。毛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具有敏锐意识的人，在1965年他把自己和祖国最伟大的皇帝作了比较。他这时可能看到一种可能性，即把他当作事实上将国家引入歧途的人来回忆。同样不安的是，毛留给中国的遗产可能是一种剥削他所热爱的农村并和帝国主义勾结的政治制度。因此，当毛在60年代前半期看到中国国内的趋势时，他对苏联革命演变的看法更加深信不疑了。[43]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活动程序中所起作用的变化也促成了他的紧迫感。如前所述，据说他曾停止按时出席1958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44]在这之后，他仍然收到政治局审议的报告，所有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出的文件在作为正式文件发布之前他还得批准它们。[45]但是，同样的限制显然不适用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书记处所发出的文件，书记处在60年代前半期制定政策的程序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毛后来抱怨说，1959年以后，邓在政策问题上不和他商量。虽然这一抱怨很可能为了加强效果而被夸大，但不满情绪无疑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再按时参加政治局会议，但这事实上却标志着他对政治体制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起支配作用的时期的开始。毛当时也表示，他希望让出他作为国家元首的职务，以便他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毛于1958年在党和国家两个方面，都设法使自己更处于左右一切的地位，牢固地控制着重要的政策的方向，与此同时，又将他信赖的人安排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在1958—1959年，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获得更大的职权反映了贯彻这个策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