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部分在线阅读

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均衡。发现持续不断地增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但在制作和确定特定的典型物体——从墓的结构风格到铁和铜质文物——的图解和年代程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5]这种综合的推断的准则，可以以必要的保留用来确定某些缺乏明确的碑文或其他物证形式标记的遗址的年代问题。1973年和1979年，中国的考古学家通常已在应用碳14和热致发光法分别对他们的物体进行检验，其结果日益精确。考古学已以不同的方式被用来纠正或证实秦汉时期历史的和其他著作的叙述。由于考古学方面的物证与我们关于中国神话和宗教知识的结合，一种新的精确的测量工具已被引用来探索文化史中某些早期的部分。[6]
历史学研究
从很早时期起，历史学家们已对秦汉时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以很公正地说，它一直被视为中国成就的顶峰之一。从历史角度观察秦汉时期中国的早期的西方作品包括意大利人卫匡国（公元1615—1661年）的著作，及稍后的法国人冯秉正、小德金、杜赫德和宋君荣的著作。爱德华·吉本不时地提到汉代中国，其材料主要取自冯秉正的《通鉴纲目》（公元1777—1785年）的英译《中国通史》。到现在，关于秦汉时期原始材料已有的译文，可能比中华帝国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多。[7]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感谢两位学术上的先驱，法国的沙畹和美国的德效骞，因为他们率先投身于为西方读者提供《史记》和《汉书》的校勘译本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
此外，一批论述秦汉史具体问题的专著已经出版。它们往往翻译正史之一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把所研究的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考虑的批判性导言；其他的专著则对研究的题目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在探究时对原始材料进行意译而不是翻译。这类专著以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政治、制度发展、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
从汉代本身起，就有对秦、汉帝国作批判性评价的第一批尝试。贾谊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前168年期间的探究导致秦灭亡的错误的论文，收于《史记》和《汉书》之中。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所写的正史的每卷卷末，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其他的著作也收了少数能说明问题的政治理论和对现行制度或政治实践的批评。前汉的学者荀悦（公元148—209年）所写并收于他的《汉纪》之中的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生活与他所描述的时代非常接近。在写作时既不受官方历史的约束，也不受制于顺从当朝传统的或赞赏的观点的需要的其他批判家则有王充（约公元27—100年）和王符（约公元90—165年）。成于公元前81年以后几十年间的《盐铁论》中逐点进行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史记》和《汉书》编写后不久，由于它们显然给读者造成了困难，便有学者们写注疏。孟康是最早的注疏家之一，他的《汉书》注是知名于世的。裴骃（盛年期465—472年）为《史记》作的注是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一种，其材料以约200年前的记载为本。这些注释，或试图说明文中某个用法异常或反常的字的读音；或考订文中的地名为后来的何地；或者详细阐述某些官员的职责。主要应当感谢颜师古（公元581—645年），他不厌其烦地收集这些注疏的某些部分，我们才得以保存这些早期的注释。
后世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汉代追溯为已知最为成功的企图建立和维持一个帝国的时期。同时，也不乏受当时问题的推动，通过研究过去的经验寻求指导的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他们能对秦汉两朝皇帝和政治家的个性和成就以及对他们的困难和错误作出事后的认识。这类反应必须从这些批判者生活的时代和他们为之作出反应的特定情况的角度来评价。因此人们看到，当唐政府在控制强大而独立的藩镇方面正面临严重的困难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讨论“封建”分封的起源和优缺点就不足为奇了。当关于帝国行政的方法和目标及安排某种程度的经济协作的可能性这类基本问题被提出时，苏轼（又名苏东坡，公元1037—1101年）撰写了论商鞅、贾谊和晁错的文章。在所有的宋代作者中，也许必须把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作为杰出的历史评论家单独提出，他的目的是把王朝的兴衰和官员的成败置于中国的政府和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在试图这样做时，司马光的写作得力于他能够从中取材的帝国行政的1000年的经验。此外，他是认识到几部正史的不同部分不一致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且设法为这类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8]
还必须提到清代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批判意识和他们能够利用的丰富学识，对秦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17、18和19世纪中国学者开创性的劳动，近期西方学者把三部正史的若干卷的译文贡献给西方读者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已长期被忽视的细小的证据，根据比较新的研究——如音韵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来解释司马迁和班固的著作。他们取法于司马光，远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对这几部历史进行文字校勘，从而使读者们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显然是有关的文字段落。
在解决具体事件的日期和它们发生的先后方面，清代学者的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有时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专门的课题，这可以从研究中亚的西域及其地形的徐松（公元1781—1848年）的注释中看出，或从下决心考订原始材料中提到的地名的全祖望（公元1705—1755年）的作品中看到。王先谦（公元1842—1918年）把大量的清代学术成果集中在他为《汉书》和《后汉书》作的补注及集解之中，方便了读者。读者同样有理由感谢王先谦，因为他严谨地校勘了这些正史的不同版本，并且对它们的不同部分提出互相参照的材料，以便对秦汉时期某个人物和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更近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持了主持出版全部正史的现代版本的长期的传统。本卷引用的参考材料是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起出版的标点本。
近年来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简短的秦汉通史已经问世。这些著作按照每个作者撰写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有的代表了成熟的学术成果；有的用作学校或大专学院的教科书；有的明显的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其中包括吕思勉的多少有点保守的著作（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和钱穆的有高度创见和批判性的著作。更晚近问世的短篇的研究作品有诸如张维华对汉武帝的研究（1957年）和洪世涤论述秦始皇的小册子（1973年），后者在中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期写成；这类作品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对20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贡献。
近年来日本的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很重要。据说早在公元735年就有一部《史记》被带往日本。757年，日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于是三部著作的版本（有的有中文注释）成了公元889年至898年藤原佐世编的最早日本所藏的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从江户时期（公元1600—1867年）起，日本学者已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从藏书家的藏书和监本的汉代著作的出版中得到证明。《史记》全本最晚出的校勘本之一是1932年至1934年开始出版的泷川龟太郎的版本。这一精美版本的注释，以及顾颉刚本（1936年）和杨树达本（1935年）的注释，是按照传统的中国体裁作注的最晚的几种。在更近时期，日本学者的工作已经放弃了这种传统的模式，而更倾向于对人物或制度作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最优秀的作品把现代西方批判性的学科与传统学术知识的宝库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应把编写宝贵的研究工具书——如《后汉书》的内容丰富的索引，[9]或林巳奈夫的汉代文物研究——的功劳归之于日本学者。在几部多卷本的日本中国史中，有图例丰富的秦汉简史；西嶋定生教授和大庭脩教授对这类丛书作出的贡献为这个时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流的教科书。[10]
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在公元前221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220年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尚不能肯定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被认为是统治人民的理想的典范；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的目标，受过教育的官员可以指望为它效忠和效劳。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
大约在后汉开始之前50年，帝国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变化。从那时起，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尊奉的某些不同的神，而且奉行的是新的祭祀方式。在公元2世纪以前尚找不到佛教的信徒；道教团体的徒众和有组织的礼拜仪式快到那个世纪之末才出现。在此期间，那些积极寻求长生之道的善男信女已经发展了新的观念，或者充实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取得这种极乐结果的新手段上。一种新的宇宙观已被接受；更精确的计算和更先进的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天文知识的水平，使制定精确程度更高的颛顼历成为可能。
政府对教育和学术的赞助使人们对文字记载有更加明显的尊重和对宣传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伦理理想有更强烈的愿望。已经出现了钦定标准著作的观念，但各有各的正统解释。这些后来称之为经籍的书与孔子的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它们都由于是神圣的典籍和用作行使世俗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源泉而受到尊重。同时，孔子的格言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力量。在秦和前汉早期的时代，奉命装饰坟墓并为它们提供有象征意义的陈设的艺术家们从远在孔子和帝国时期之前的丰富神话学中取得灵感。到了汉代末期，这类艺术创作的重点已经转到表现儒家伦理价值的方面；它也反映了一个成熟的、有等级意识的社会——它的各种等级建立在儒家学说所定的几种区分之上——对于思想文化的要求。
这种社会区分和意识在秦帝国建立之前还不存在。它部分地来自儒家的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设计，即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结合在一起为其统治者效劳，每个人则各按自己的能力和名分行事。由于帝国政府迫切需要充实日益扩大的文官队伍和使担任文官的人引以为荣，社会的区分又日益加深。这样，再加上政府机构的发展，又出现了在级别和官俸上大有区别的职业官僚阶级。同时，汉末基于财富和地产的社会区分尖锐化的结果达到了秦始皇开国时不能预见的程度。始终没有以巨大热情和决心去进行的限制占有土地面积的初步尝试未能阻止大家族的成长，它们的力量来自其不动产、随从和经济资源。到公元2世纪，这些家族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预示汉朝崩溃的那种方式，影响着政治的团结和帝王权威的继续存在。
汉代政府采用了旨在协调帝国生产活动和控制其资源消耗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政府垄断铸币和盐铁的开采，以及稳定物价和组织分配大宗物品的尝试。约在公元前90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人口逐步向南方的迁移在东汉时期开始取得势头，并且改变了帝国的经济面貌。黄河改道产生了进一步的长期经济影响；这次改道在公元11年破坏了中国东部，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死亡。
在秦汉时期，中国与邻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基本上与建立秦、汉帝国的同时，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的崛起加剧了利害关系的冲突，和睦的关系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随着以中国第一座长城形式出现的秦朝的防御措施之后，几乎经过了一个世纪汉帝国才采取了主动的军事行动，以期消除来自草原的对安全的威胁。在其余的时期中，中国与其北方邻居的关系，时而爆发战争，时而试图迁就和妥协；然而汉帝国的版图大为扩大，在西北和东北建立了新的行政区。
随着向西北的深入扩张，汉朝与横亘于西部绿洲的形形色色的小国建立了关系；这些小国能够向开始往返于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商队供应或拒绝提供所需要的水和驻地。此外，汉朝的势力范围也正在西南和东南扩大，那里的土著人口由地方部落组成，他们不像匈奴那样对汉朝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到汉末，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虽然更多地来自东北而不是西北或西部，但是后者对中国官员、移民或军队的敌意依然存在。的确，最后将是西北人长驱直入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并把晋朝赶到南方另立新都（公元317年）。
在此期间，随着公众生活中宗教、知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以及对外关系的这些发展，帝国政府不断地加强它对其人民施加更大的控制和影响的能力。官员人数的增加，使得更有效地征税和征用法定的劳役成为可能；在新设立的边陲各郡建立汉朝的行政管理，对边区各民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种行政建立在一套复杂的成文法典基础上。从秦帝国的最早时期起，而且确实在统一前的秦国起，法典化的法律已经详细规定了应该怎样处理某几类行为和应该怎样惩处各种罪行，而且这些法律似乎是被严格执行的。几乎没有理由认为，汉朝的司法当局不像其前朝那样急于在其国土上实施法律，也不能认为那些法律不像秦朝的法律那样全面，或者明显地没有那样严酷。
除了出现高度有效和组织完善的文官政府外，至迟到公元前100年帝国的军队已经发展了自己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在其余的时期也保持了这种水平，虽然程度也许有所不同。
但是，还不可能确定帝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稳定和安全，或者这些情况是如何因时因地而异。关于党派斗争、盗匪活动和起义的发生的次数，正史的材料是毋庸置疑的。在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特别容易受到在帝国权力范围外出没无常的那些人的破坏和攻击。然而城市定居和安全的生活条件使得文学、知识和艺术的发展以及科技新事物的应用成为可能。瘟疫、饥荒或旱涝灾害不时困扰着黎民百姓。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能够对此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我们从史籍中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杰出的成就，但不知道进行这类大规模救济工作的有效程度如何。我们尚不清楚，秦汉两个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比它们以前或以后的地方割据的王国维持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或者对人民施加更沉重的负担。汉朝扩大的和成熟的文官政府是否给中国人民提供更安全和繁荣的生活，或者作为一种压迫工具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问题现在也无任何答案。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帝国的成员并为之自豪，或者对帝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牺牲或负担感到不满。
在秦汉统治的四个半世纪中，帝国政策的主要内容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巩固让位于扩张，随之而来的又是收缩。随着后汉的中兴，帝国力量的重振同样导致了在中亚的又一次武力炫耀；但在汉朝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央政府在迅速地丧失它所控制的官员的效忠；随着自信心的丧失和地方分裂形势的发展，王朝力量和凝聚力正在迅速衰退。
从一开始，政府制度已经包括了旨在阻止任何个人或政治家无限制地行使权力的手段。因此，各种职责常常分给两名旗鼓相当的高级文官；中央政府内设两个财政机构；有时几个将领共同拥有军事远征的指挥权——这样有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这类预防措施不能成功地确保王朝的稳定，或者排除威胁刘氏皇室继续存在的严重危机时刻的来临。没有出现颠覆危险的年代是很少有的，只有很少几个秦皇汉帝能够完成他们的统治而没有面临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某种重大阴谋或争吵。但是，在这些动乱和不稳定的时代中出现了中国政治思想中具有长远意义的关于君主概念的重大变化。秦王政通过在战场上击败其对手，崛起而成为第一个皇帝；他行使的权力是以武力为基础。当汉朝的末代皇帝让位于魏王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威上苍的委托。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完全在实践上，中国皇帝的君权的基础从此表现为神明的委托而不是物质的成就。
这些宗教仪式、知识面貌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重大发展是不断积累的过程的结果。但是使它们取得力量的关键性的成形的决定是在公元前30年至公元20年这半个世纪作出的。正是在王朝虚弱和发生内战的那些年中，汉朝传给以后王朝的永久性的遗产形成了。那种遗产常常被假定为以儒家的理想为特点，而那些理想则已被视为防止暴动、叛逆或行使非法权力的中流砥柱。在这方面，人们也可以看出，汉代的结构——的确还有许多后世的政府——追根溯源应深深地感谢被指责为残暴和专制的秦代的模式和实践；从后汉起，许多朝代追求或主张的理想却最早被王莽所采用，而他一直被痛斥为篡位者。对传统加给秦朝政府和王莽的这种非难，应根据它（他）对后世历史的影响进行再评价。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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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沙畹：《〈史记〉译注》（巴黎，1895—1905）第1卷，第7—61页；南希·李·斯旺：《班昭：公元1世纪中国杰出的女学者》（纽约和伦敦，1932）；查尔斯·加德纳：《中国的传统历史学》（坎布里奇，1938）；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81页）；伯顿·沃森：《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纽约，1958）；何四维：《关于汉代历史学的几点意见》，载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31—43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唐纳德·莱斯利、科林·麦克勒斯、王赓武：《中国史史料论文集》（堪培拉，1973）；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中世纪早期的一个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第84—126页。
[2]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3（1975），第83—147页；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史记〉和〈汉书〉的相对价值》，载《戴密微先生汉学文集》（巴黎，1974），第55—76页。
[3]关于这些文书的文字，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3]；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
[4]例如：原田淑人和田泽金吾合著：《乐浪》（东京，1930）；森修、内藤宽：《营城子：前牧场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东京和京都，1934）；小泉显夫：《乐浪的彩冢及其他两墓》（汉城，1934）；小场恒吉、榧本龟次郎：《乐浪王光墓》（汉城，1935）；八木奖三郎：《满洲考古学》（东京，1944）；斯文赫定等：《1927—1935年亚洲探险史》（斯德哥尔摩，1934—1945）；博·索马斯特罗姆：《内蒙居延考古研究，附伯格曼作的目录》，2卷（斯德哥尔摩，1956—1958）。
[5]关于得自洛阳附近一个大墓群的全面成果，见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