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90部分在线阅读

[50]刘绍棠和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471]，载《文艺学习》[777]，1957年第1期，第17页。
[51]同上书，第18页。
[52]邵燕祥：《去病和苦口》[654]，载《文艺学习》[777]，1957年第1期，第20页。
[53]黄秋耘：《刺在哪里？》[336]，载《文艺学习》[777]，1957年第6期，第8页。
[54]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188页。
[55]《许多自然科学家想到让百花齐放的路线应该进一步贯彻》，新华社：《每日新闻发布》[550]，1957年4月21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1529（1957年5月14日），第12页。
[56]《驳反常的“党天下”思想》，《新建设》，1958年1月第1期，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第123、3页。
[57]罗隆基：《更紧密地结合非党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444（1957年4月3日），第17页。
[58]《高级知识分子座谈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载《学习》[328]，1957年第11期，第6页。
[59]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载《文艺学习》[777]，1957年第5期，见聂华苓[552]，第二卷，第65页。
[60]中国青年新闻：《刘宾雁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人民日报》，1957年7月20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1583（1957年8月2日），第16页。
[61]邵荃麟：《斗争必须更深入》[653]，载《文艺报》[778]，25（1957年），第5页。
[62]《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1616（1957年9月24日），第3页。
[63]《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3月23日。
[64]摘自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上的讲话；《文艺报》[778]，1957年9月29日，载聂华苓[552]，第1卷，第256页。
第六章　外交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
总的考察
1949年10月1日，曾经支持中国革命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变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权的基础。这个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处理紧迫的、被外国侵略和内战弄得破碎不堪的中国经济的重建工作。中国正向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迈进。
这个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得到了苏联以及它的东欧卫星国家和某些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在内——的承认。英国在1950年初也照此办理。新中国成功地登上了世界舞台。
中国最高的外交政策是发展它同其社会主义的苏联“老大哥”的友好关系。早在1949年12月，毛主席亲自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以实现他在那年夏天提出的“一边倒”的政策。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和互助的条约以及许多经济协定。中国开始了一项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经济发展计划，有苏联的帮助，并且在中苏友好的旗帜下进行。
可是，中国人从苏联方面得到的不如他们希望的那么多。现在知道，他们同克里姆林宫领导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谈判，斯大林对待他们很冷淡。在这一方面，一度成为神话的莫斯科和北京的磐石一般的团结的确必须重新加以考察。总而言之，当中国人以追随苏联模式为基本国策的时候，他们同俄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了。
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马上就面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认为不得不在10月份派遣“志愿军”去朝鲜，以阻止美国所领导的联合国部队的前进。中国就这样又回到了战争状态，新政府发动了举国一致的“抗美援朝”运动。被朝鲜战争火上加油的中美对抗成了后来亚洲冷战的样本。结果，中国和苏联的潜在摩擦反而被双方压了下去。
革命的中国宣布了一项刘少奇勾画出来的政策，即用革命力量支持和鼓励亚洲其他地方的武装的民族解放斗争，包括日本共产党、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在内。这跟当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全球战略的步调是一致的。中国也积极参加了莫斯科所支持的世界和平运动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组织。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很年轻而且全力贯注于朝鲜战争，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敢冒险在外交上采取重大的行动，其活动仅限于作出比较单纯的革命外交姿态。
在朝鲜7月停战之后的1953年后期，北京终于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苏联援助并以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于1955年7月正式通过，但实际上在1953年即已着手进行。中国正在向工业化迈进。另外，1953年后期进行了“选举”，选出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4年9月它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它的序言规定了目的在于对中国进行长期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个缓慢而稳步地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改造的基本政策，也反映在北京的外交态度方面。的确，它在这个时期所强调的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由此产生了一些不同形式的新方针。1954年6月，北京在中印联合公报中同意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0月份，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周年之际，包括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同意消除斯大林在中苏关系上所留下的不平等状态。中国同尼赫鲁的印度和纳赛尔的埃及一起，成了亚洲和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领袖。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是中国新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他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露头角。
1954年7月签订的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和1955年4月亚非国家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都有周恩来参加，都大大得力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赫然标题下的中国外交活动，是两次值得注意的发展。在这种国际关系缓和的气氛下，美、中两国的大使级正式会谈于1955年8月在日内瓦开始。周恩来外长1956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关于外交政策的发言以合情合理著称，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号召“和平”解放台湾。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因此可以称之为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中国的威望和影响稳步提高，而且有一时候，中国似乎正以世界新兴独立国家的斗士的面目出现。尽管1955年采取了更“左”的国内政策，知识分子在反胡风运动中重新受到压力，同时毛泽东本人又发动了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但对外关系的姿态仍没有任何大的变动。
随着1956年之初农业集体化已经胜利在望，中国的国内情况更加放松，也形成了更适宜于继续推行万隆路线的背景。正在这个时候，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打破斯大林神话的结果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发生了叛乱，这件事给了中国领导人以很大的冲击。他们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性文件，其中包括《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中国人在这些文件中讲出了自己关于应该怎样克服斯大林主义弊病的意见。
除此之外，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在波兰以及在匈牙利）引起了麻烦，其结果是苏联的威望大大降低，而中国的威望却相应地提高了。1957年1月，周恩来特别去了东欧一趟做和事佬，尽力支持苏联在那里的领导地位。
其后，中国的国内政策又发生了一次剧变。作为防止中国出现匈牙利之类紧张事件的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紧接他的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开始了党的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并且号召知识分子提出批评，知识分子在1957年5—6月间照办了。但是，反应之强烈和尖锐大大地出乎意外，所以党在6月8日马上予以还击，开展了“反右运动”，旨在清除“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在政治进程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由于“反右运动”在1957年后期迅速地展开，北京急剧地改变了原来温和的国内外政策的方向。1957年11月，毛主席为了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的节日，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因为苏联在8月份成功地试验了洲际弹道导弹，在10月份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他主张共产主义集团应该采取更有战斗性的外交政策姿态，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毛泽东没有能够打动他的苏联同事们，但是，中国自己却逐渐抛弃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1958年夏季台湾海峡的危机和一年以后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都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新姿态的表现。
一边倒：毛泽东和斯大林
就毛泽东同斯大林之间和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长期而微妙的关系而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5年12月，毛泽东就已指示他的同志们要建立东北的稳固的根据地。[1]当然，他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能够希望发展为主要新根据地的地方。但是可以想象得到，由于雅尔塔协定的结果他遭受了斯大林第一次真正的攻击，毛泽东也许会想到，中国应该警惕苏联可能使东北脱离中国的行动，同时他正在决定要不要跟美国打交道。1949年3月5日当他预计在内战中将战胜国民党人的时候，毛泽东暗示对美国要有个和解的政策。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谈到了可以允许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机构在大城市中存在，至少在全国胜利以前应该是这样。[2]苏联在4月份后期开始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即将取得的胜利。但是在6月15日，毛泽东甚至更明确地对美国表现了和解的态度，他说，如果任何外国政府同蒋介石脱离关系并停止对他的援助，新的共产党政权便准备同它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说：“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3]
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各新政权的老生常谈，但毛泽东的论调事实上是异常重要的。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事情已过去将近1/4世纪以后的1973年1月21日公布的一份报告，1949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曾通过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所接触。[4]黄华（未来的外交部长）那时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他应毛泽东的要求去见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因对于中国有广泛的知识和他随和的性格而普遍受到中国人的尊敬，他跟黄华的私人师生关系被中国共产党用来探讨未来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包括华盛顿的外交承认的谈判在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