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1部分在线阅读

修改苏联模式的另外几个方面在1956年春季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另一个有分歧的问题——工厂管理制度——中表现了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把最终决定权交给厂长的苏联的“一长制”在东北被广泛地介绍推行。在1953年初期，这个制度向全国推荐，但没有命令实行。1954年起，批评这个制度的气氛日益加强，但也有人撰文为之辩护；在1954—1956年期间，在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前，它作为企业管理的一种方式继续被容许存在。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缺乏足够的有才干的人，以使一长管理能够发挥作用。这个制度不但一直没有在整个中国占优势，而且甚至在东北也只是部分地推行。此外，党的干部也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他们反对限制他们的权力，对这个制度使出身于可疑阶级的厂长拥有大权深为不满。
此外，这些干部有力地指责这个制度破坏了中共的党进行控制和由集体作出决定的传统，也就是说“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这种论点，连同实行一长制时人才不足和前几年被吸收进工业并受过工业训练的党的干部数量日增等现象，在领导决定实行新的制度以提高厂党委会的权力使之高于厂长权力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向八大宣布这一决定时，负责工业的党的官员李雪峰着重指出了党的传统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改变远不是摒弃苏联的工业方法。的确，就在这个时期，苏式的计件工资正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扩大实行。
在修改苏联模式时，使中共的传统成为中心分歧问题的另一个领域是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到1956年，党的领导人显然感到政治传统正在被苏联援助的现代化工作所腐蚀，于是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阻止这种倾向。这些措施包括：强化军官的政治教育，加强解放军内部的党委会组织，攻击过分专业化和过分重视军阶和军衔的现象，增加解放军参加生产的活动，削减高级军官的工资，强调官兵之间的民主关系。用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的话来说，通过这些措施，党的领导人要求保证，“现代化建设不能改变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这个特点”。[60]但这决不意味着贬低军事现代化。例如，谭政批评了拒绝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那些人的“游击”作风；以非教条主义态度吸收苏联军事经验的必要性继续被强调；现代化措施的势头持续不减；1957年底公布了五年内全部军官专业化的规划。1956—1957年调整的基本目标仍是现代化，但要在解放军传统的范围内进行。这将在全体军官中引起一定程度的紧张，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这个努力中有内在的排斥性。
1956—1957年的其他政策转变体现了对苏联模式的修改。特别在1957年，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中小型工业方面，这与苏联着重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工厂不同。与此相似的是，在教育方面，成为苏联方式核心的那种培养精英的专科学院的发展也减缓下来了，并且又出现了重新重视社会兴办小型学校的情况（见第四章）。这样，第二条低技术的腿正在取得日益突出的地位，但它只有在“大跃进”时“两条腿走路”的口号下才成为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主要特征。这个规划暂时显然是从属性的，并没有对大规模的现代部门继续占有的支配地位构成威胁。最后，对苏联模式的再审查体现了一种接受其他的外国思想源泉的新态度，新源泉不但包括共产党的南斯拉夫，而且也包括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事实上几乎没有这种折衷主义的借鉴，直到1957年后期，苏式的结构和战略基本上依然保持适当的位置。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当1956年9月中共在11年的时期内第一次召开它的代表大会时，大会是以洋溢的自我庆贺和自我批评为其特征的。对1949年的胜利和对1955—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来庆贺。此外，党在改造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1070万党员的庞大的组织，这时它已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但是党的领导人也认识到，它仍有许多任务有待完成，而且新制度中还存在许多缺点；所以这次党代会的特征是对政权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坦率得惊人然而又极为自信的分析。
这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所肯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行经济发展的工作。为这个任务所定的方针路线详细阐明了“反冒进”的主题思想，不过（也许考虑到毛泽东的情感）“右的保守主义”在官方所列应该避免的倾向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周恩来宣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反映了平衡、温和和现实主义，但建议仍号召稍多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再投资比率。总的说，大会的纲领并不是一个后退的纲领，但重点肯定是放在稳步的发展上。
在许多方面，1956年的党代表大会不像1945年的前一次代表大会那样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利，1945年的那一次确定了他的党的领导地位。在表面上，几个事态发展降低了毛泽东的作用：关于他的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的提法从新党章中被删掉；大会大力强调集体领导。但是在1956年，出现了一些反对任何吹捧表现的因素，虽然毛泽东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61]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产生于国外的事件——赫鲁晓夫在2月份的苏共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些情况下，对中国领袖的任何过度颂扬是不适宜的，毛泽东后来声称，他完全同意从党章中删掉他的思想的决定。
第二个考虑的问题是需要有秩序地安排接班，这说明毛泽东既有自信，也信任他的助手。毛泽东后来的几次陈述表明，他在八大上为他最后退居“二线”采取了几个具体步骤，即不再为日常工作作决定，这样他的同事就能取得足够的威信，以保证他死后的顺利过渡，从而避免成为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治特征的斗争。为毛泽东的最后引退设立党的名誉主席的职位；通过委托刘少奇作政治报告（1945年毛泽东充当的角色）来支持刘少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建立政治局常委会和扩大的书记处的强有力的集体机构。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实权。他在1958年初期说，当他为他退居“二线”提出新措施时，“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62]
与毛泽东的继续统治有关的是领导稳定性的远为广泛的格局。这种稳定性不但反映在中央委员实际上全部重新当选这件事上，而且也反映在各级人事安排上。新的政治局常委会由组成原来的领导核心，即前书记处的五个人再加上青云直上的邓小平组成。全部政治局的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吸收了八大前的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原来不在政治局的解放军的大部分元帅及除邓子恢以外的全部副总理，邓子恢显然为他的合作化的观点付出了代价。在最高集团内部，名次的排列有某些变动，但除了邓小平的重要提升及张闻天（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的老对手）和康生降到候补的地位外，这些变动相对地说是次要的。
与此相似的是，全部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不但包括了原来全部正式委员，而且包括了除三人以外的全部候补委员，他们被集体提升。此外，新的中央委员会增加了一百多名新委员——大致1/3为正式委员，其余的为候补委员；可是这170人的组织的背景特点却与1945年的中央委员会明显地相似。
新的中央机构还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组织格局。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增选了政权的各个等级中的关键人物。结果，精英朝专业化发展的更广泛的倾向被带进了最高级的组织，从而使各大部门的观点和利益都有人代表。特别重要的是，在政治局一级选进了负责经济的三名主要官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候补委员）；他们这时在极其重要的决策机构中与陈云一起工作。这些任命进一步证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制度的集权性，因为在北京任职的中央委员人数几乎三倍于在各省任职的人数。最后，新的最高层精英的组成还反映了1949年以后朝文官统治这一方向的转变和这个体制中党的中心作用。在政治局中，专职的党、政文职官员的人数以2与1之比超过了解放军领导的人数，在中央委员会内则以将近3与1之比超过，中央委员会中专职的党、政、军领导人之比为6∶5∶4。
新中央委员会组织上的代表性是中国政治趋于高度官僚化的表现。长期以来，党的领导人已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做法——官样文章，机构激增，不直接了解实际情况而在办公室作决定——持批判的态度；到50年代中期，他们日益意识到，他们建立的越来越专业化的行政机器对他们的选择权的限制。尽管采取了重新建立控制的措施（包括把党的干部调到关键的部任职，加强政府各部门党委会的作用，批评过分专业化的倾向），各级领导人仍发现，他们的观点日益受他们工作的机构的支配。甚至最高层的多面手决策人也不能自拔；毛泽东在1958年抱怨说：“政治局成了一个表决机器……你交来一份完整文件，就必须通过它。”[63]尽管毛泽东和其他人为之不安，但除了不另组成新的统治机构外，八大的议程以各种方式体现了官僚政治的全面兴盛。
由于革命改造时期表面上已经度过和经济发展已成为主要任务，大会听取了各部门领导的发言，他们就如何完成更广泛的目标陈述了各自部门的意见。与此相似的是，调整新社会主义体制的机构的需要产生了促进特定组织的利益的建议。在有些情况下，当一些决定不利于某个有关的机构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但是即使这样，仍有人为官僚利益陈述自己的意见。例如国防部长彭德怀就不能明确要求更多的资源，因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决定把国防开支从预算支出的32%削减到20%，但他仍强调了推行军事现代化和加强防务的需要。
但是在政策未定的方面，要求本组织利益的呼声常常是很强烈的。尤其地方党领导人的发言更是如此，他们要求中央当局在资源和政策方针方面作出对他们有利的考虑。例如，山东的谭启龙希望“中央的水利部门……在技术、投资等问题上给我们以支持”，还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在规定种植计划时不要限制过死，使我们能够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64]由于放松的政治气氛和涉及工作的专业性，八大对表达大批官僚机构的观点和利益来说，是一个合适的场合。
整风和“百花运动”
对制度内部缺点的批评不但成了八大的标志，而且成了1956年春季以来大部分官方评论的特征，它预示着一个通过党的整风运动来克服缺点的更系统的努力的来临。在最初，这场运动仿效1942—1944年的延安大整风的形式，后者以近似说服的方式去反对党内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危险倾向，以使党能够更成功地与日本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此时此刻，随着在社会主义时期新问题和新机会的出现，党将以一种像“和风细雨”那样的基调更低的方式进行整顿，以使它成为经济建设中一支更有效的力量。
整顿工作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主观主义”，这种落后的思想状况表现为不了解变动的情况，以致使党的干部武断地把不适当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当前的问题。这时所批判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地照抄外国（苏联）的经验，所提出的纠正办法是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的理论水平，发展专门领域的知识，研究实际情况。
与“主观主义”紧密相连的是“官僚主义”的罪过，它使官员脱离群众和社会现实而成为一批享有特权的上层人物。这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党员作为统治组织的组成部分，会去追求自己的好处而忽视人民的利益。为了防止这种弊病，需要各种形式的监督。
第三个受攻击的主要弊病是“宗派主义”，这是一种党员感到比非党人士优越并在机关生活中歧视他们的倾向。对于有技术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百花运动”和互助监督政策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弊病。
预示党的整顿运动的具体步骤随着1956年中期学习整风文件的计划而开始，但是在八大会议上虽然经常攻击三大弊病，整风仍不是优先讨论的事项。国外的事件——波兰的10月事件和未遂的匈牙利叛乱——迫使党把整风放在更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后来声称，匈牙利和波兰暴露的听任问题恶化的危险使他相信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于是在1956年1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在“明年”进行一次温和的整风运动。
但是，东欧的教训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官僚主义的败坏而出现的民众动乱——这种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1956年中国许多工厂的罢工中反映出来——有力地说明应该在事态失控之前处理这种偏差，因而加强了整风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东欧这种局势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控制已被腐蚀，中共在分析这些事件时把“修正主义”——对正统的党统治的挑战——引作主要的危险。持这种立场的人在关于党的整顿方面力主谨慎，因此在1月份，党宣布了在1958年而不是在1957年进行全面整风的决定。
毛泽东显然用防止据认为在1956年下半年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浪潮”的警告来推动这种较谨慎的方式，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也不是要完全停止整顿活动，或者恢复对待知识分子的那些专横的方法。但是在1956—1957年冬季，当决定性的更加束缚人的气氛出现时，许多中上层官员和一般干部就是企图这样做的。
到2月份，毛泽东断定，如果党的整顿不致被完全侵蚀，就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于是他做了两次重要的讲话进行干预。在讲话中，毛泽东恢复了1956年的基本上抱有信心的看法。胜利已经取得，主要的任务是注意制度中的缺陷。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支能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忠诚的力量。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团结，缺点可以用非破坏性的方式予以克服。但是当毛泽东透露整风又定在1957年时，他又提出关于整风方法一些新的和令人不安的思想。不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被定为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知识分子被邀请在向党提批评时担任主要角色。这样，“百花运动”就从鼓励学术争论的手段转变为进行整风的一种方法。毛泽东设法使干部安心，表示知识分子的批评将是有帮助的，整风仍将按照“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但是中共党员直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评的前景，足以使全党精英因忧虑而战栗。
毛泽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遭到不少的反对，虽然对反对的确切情况依然不甚了了。[65]毛泽东在4月份自称，90%的“党内同志”对重新修改过的“百花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补充说：“我没有群众基础。”[66]在日常负责管理知识分子的中下层干部中，的确出现了普遍的反对。这些官员的直接权力和特权摇摇欲坠，所以与更加超脱的最高领导的看法不同。由于担心运动的过程会失去控制，这些干部不去鼓励知识分子进行“鸣放”，而是不加区别地攻击他们的批评意见。
在更上层，有充分理由认为，既负责宣传“百花运动”、又组织许多进行“鸣放”的知识分子会议的党的宣传机器领导人对新政策不那么热心。很明显，中央委员会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响应毛泽东的倡议时落到了后面，结果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这种明显的抵制，可以用与下级干部的反对相类似的理由来解释——作为平时负责管理知识分子的官员，他们很可能感到新方式的危险性超过了任何可能的好处。
政治局内部关于整风问题的冲突情况仍不清楚，尽管某些学者的分析认为毛泽东与他的同事有严重争吵。[67]当然，让无产阶级的党听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责的这种创新的政策，可能引起党的最高集团内部的争论。有的材料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和彭真反对毛泽东，但证据的总的内容却无说服力。特别是彭真，他在公开的声明中是“鸣放”的有力支持者，而刘少奇虽然在公开场合缄口不言，却巡游各省，并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与毛泽东一致的观点。总之，即使在政治局内部表示了保留意见，它们并没有使领导集团明显地分化。毛泽东的权力及全体领导对在党的会议内部可以自由讨论但在党外要有纪律地贯彻的义务这两者结合，是抑制分裂的关键因素。其他的因素——对新形势性质的广泛一致；毛泽东没有长期坚持推行可能形成反对派的那些激进的整风方法而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其立场的事实；最后，知识分子对毛泽东邀请的最初反应是有节制的，因此并没有对党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事实——也起了作用。
知识分子最初不冷不热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1951—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他们的思想意识已被重新塑造。尽管担心放松之后压力又会随之而来，但他们最后仍对官方再三的推动和对1957年整个5月中那些大胆发言的人没有受到大量涌现的反批评的惩罚这一事实作出了反应。从一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批评基本上没有危及党的统治。大部分批评涉及与其作用和职能直接有关的问题和冲突。此外，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提出的批评与1956年以来官方媒介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责难相似。甚至一些体制改革的建议，诸如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转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院的想法，也反映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已经提出的想法。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攻击深深地令人不安。这与其说是由于某些意见（偏差可能是因某种原因而从制度内部产生的说法，甚至少数要求党消亡的过激情绪）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党的权威的日常对抗的抱怨情绪的升级和他们反映的不满情绪的深度。从甚至上街陈诉其不平的学生行动中可以看出，情感的强度是很明显的。通过集中攻击党的干部在其工作单位日常事务中的缺点，知识分子实际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是否有能力领导中国的问题。可是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制度的否定。甚至几名最直率的学生批评者仍支持公有制，欢呼毛泽东是“拯救中国的革命领袖”，并且向中共表示了即使是又恨又爱，却是忠诚的态度：“我们需要党的领导，但坚决反对党单独作出决定。”[68]“鸣放”的结果说明了对制度的主要纲要和中共建设新中国的纲领的继续支持，但也表明有技能的集团对各种党的统治的具体形式的严重不满。到5月中，党的领导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沮丧。在发展中已被委以重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受到培养的学生的不满程度使人深感苦恼。此外，党的干部的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被要求忍受批评的冲击。
“百花运动”的试验为什么失败？说到底，失败是由于对中国新形势的某些根本性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假定知识分子本质上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与制度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他断定，他们甚至对像党的整风那样敏感的事情，也能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样就没有考虑到以下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来，一直受到沉重的压力；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利益常常受到严重的侵害；他们与党的干部的关系特征是互不信任。当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推到整风的前列时，他实际上要求他们执行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大胆地批评他们常常害怕和厌恶的党的当权派，可是在批评时又要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党的干部也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上。实际上，他们正被要求重新确定党的领导权力，要用过去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的方式，去考虑非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才能。此外，他们本人也受到这些出身有问题和思想落后的人的批评，这种情况似乎是最不公平的。由于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任何加剧这些紧张关系的尝试，不管是多么不自觉，必定会无法控制（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五章）。
“反右运动”
虽然到1957年6月初期才发动直接的反击，但在5月中，中共最高级领导人就作出决定，不受约束的“鸣放”正在不能容忍地削弱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毛泽东站在这个活动的前列，尽管他在此以前支持“百花运动”。毛泽东不但主动采取了开始转变政策的关键性行动，而且整个1957年夏党对“右派”（对非党批评者的称呼）的政策都受他的影响。此外，毛泽东对自己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180度大转弯的态度毫不在乎。例如在4月，毛泽东为上海的《文汇报》刊登批评意见欢呼，而在7月份，他激烈地攻击这份报纸为“右派”的喉舌。在2月份，他建议复查一批反革命案件，但在10月份，他因类似的建议而指责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罗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