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58部分在线阅读

[14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4—105页。
[149]《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卷，第198页。
[15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6卷，第243—244页。
[151]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新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第170—171页。关于毛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228—229页。
[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3]《〈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59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4—75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1939年文本。
[154]《毛泽东集》第7卷，第196页。在毛泽东1925年11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27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155]《毛泽东集》第7卷，第197—198页。
[156]《〈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596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2页。
[157]《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158]《〈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9—80页。
[159]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
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
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160]《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161]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162]《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163]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164]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149—150页。
[165]《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166]同上书，第265、273页。
[167]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168]《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169]《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170]《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17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17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
参考文献介绍[1]
第一章　导论
在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近代史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中，研究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这些工具书和资料写成的历史研究专著还要快。除《剑桥中国史》第10、11
和12卷列出的书目外，下列书目相当详细地叙述档案和出版物，特别是在台湾的档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按论题列出中国作者论著目录9000条以上，附作者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按约80个主题列出论文目录10000条，书籍目录1200条以上。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述每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在1981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概述1980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在1982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概述1981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到现在，我们已见到1984年10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中国史学会又出版《史学情报》季刊，该刊在1982年开始用这种公开形式出版。这两种出版物所载的书目、史学研究综述和论点选登最有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季刊上定期发表的近代史研究书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代档案）合编的《历史档案》季刊在1981年创刊，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献和论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文献丛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丛书从1857年期刊编起，最后将包罗迄1918年的495种期刊约11000期的详细篇目。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卷——现在我们终于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图，甚为精细，标明县境和县治。上海史学者陈旭麓等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对研究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有用。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著者1950年在南京大学的讲稿，介绍史料的主要种类，并由此而为读者了解许多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提供便利。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详细叙述清代政府结构。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两个半世纪都市和行省主要职位的在职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