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54部分在线阅读

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30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1958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15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1949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许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9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节已强调指出，在1939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事业。事实上他在1944
年8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73]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然有某种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的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的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民主独裁”的政府真的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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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传记，最初发表于1957年，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33—51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也引用英译本。
[2]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每篇文章分别编页）第1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53页。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1917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1975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21—31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页。
[4]颜元：《四存编·存学》，第63页。
[5]《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7—18页。黎锦熙曾在长沙的师范学校任教师，后旅居北京。（关于黎锦熙的简历，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8页。）史华慈指出，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讲德智体的今之教育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毛泽东一定读过严复翻译的斯宾塞著作。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1页。
[7]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2页。
[8]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0页。
[9]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5—6页。
[10]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1卷，第33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18—20页。
[11]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10—11页）中，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3页；这里引用的一段在第20—21页。
[12]《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0页。
[13]同上书，第20页。
[14]同上书，第20—21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报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8页。
[1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23页。
[1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7页。
[17]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19—47页全文转载。
[18]《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第21、40—41页。
[19]同上书，第28—34、37—39、42、45—46页。这些引文大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4—116页。
[20]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第76—105页。又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85—10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1卷第57—69页见到。
[21]《中国季刊》第49期，第78—79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6页）。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的1980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22]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13页。
[23]《毛泽东集》第1卷，第59—60页。
[24]《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页。
[25]《毛泽东集》第1卷，第53—54页。当然，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1917—1927年：文献》，第47—48页。）1978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不仅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1919年两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页。
[26]《毛泽东集》第1卷，第69页。
[27]同上书，第65页。
[28]关于到工厂去，见　[毛]泽东：《炸弹暴举》，《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7月14日），第3页。关于呼吁团结，见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第1期，第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见泽东：《畏德如虎的法兰》，《湘江评论》第3期（1919年7月28日），第2页。乔治·曼蒂奇以《湘江思潮》为书名发表了《湘江评论》现有各期全部文章的意大利译文。以上几篇文章可见于《湘江思潮》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我要感谢曼蒂奇先生，他送给我这几篇文章的中文复印材料一份。这几篇文章现已全部编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