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52部分在线阅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在1905年革命时，首先是托洛茨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3/4世纪，它能够指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他把这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明确地定在1919年，并且为了方便起见，自延安时代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分界线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可是毛泽东自然知道，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一朝发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现，粗略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亦即通常广泛界定的“五四时期”）。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143]
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道：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144]
这一段话说到了“联合专政”，并且有着重点的字（毛泽东在1952年把它们抹去了）含有无产阶级在各个专政的阶级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确，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来的版本中，毛泽东甚至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证明它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即国民党）会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145]可是，很明显，这不过是在修辞上做出的给蒋介石看的姿态，毛泽东完全打算让他自己的党在“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代表无产阶级实行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直接面向党员，而不是面向非党的知识分子听众的教材（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在这一课本中，毛泽东直率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和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46]而在1949年6月，在胜利的前夕，他把这同一观点表达得还更为绝对，“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147]
简而言之，尽管毛泽东表达的坦率程度时有不同，自1939年他第一次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开始，他的观点就是在1919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恰当地属于无产阶级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要求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发展的一个阶级和直到与国民党在1923—1927年间结盟以前只有少数成员的一个政党，去承担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经指出过共产党人享有来自苏联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泽东还分辩说：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148]
这是一段很有独创性的论证，并非没有内容。然而，毛泽东所断言的自1917—1921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切不可解释为关于对立的政治势力力量大小的实际情况的叙述，而应解释为断言从此以后，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民族革命是适当的，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如果毛泽东确实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并不经常公开地讲，那么他谈论“统一战线”，是否完全毫无意义或虚伪呢？或者，换一种讲法，这样的联盟难道不会必然具有“从下面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是企图动员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反对他们的领导的特点？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们像我在上面做过那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的分期观：在30年代末期，共产党人寻求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早就合情合理了。因为合情合理的东西并非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是得计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如果来自日本的外来侵略，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从而使得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以致共产党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蒋而是抗日；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强大，而且愿意抗日，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到1935年12月已认为有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必要，并且在1936年末同意蒋介石应为这一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在1938年10月，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毛泽东甚至承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的领导作用。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话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149]
虽然这个报告表达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经采取的最温和的路线，它却绝不像乍看去那样，是一张空头支票。上述引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只要”一词，严格地限制了毛泽东向蒋介石让步的范围。毛泽东认定，从长远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天生地就不可能坚定地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他期待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必将有终止的一天的到来。此外，虽然这一报告最早的1938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150]很明显，如果国民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1938年10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也模糊不清。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1926年5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于明显地要削弱1926—1927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束缚。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为奇了。[151]
一年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实。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辞效果的词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1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他甚至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简明的、一贯的。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的[153]列强。可以理解，这一圈人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有时“动摇变节”。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1927—1936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154]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155]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在1926年12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56]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157]“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口号，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是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广泛，意义远为重大。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团结和整顿党。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没有正确的了解。[158]
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阐述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39年10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1942—1943年最后地确立了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1941—1943年与他同党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的是要服务于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1937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各种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40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1929年12月写的《古田决议》，要求熟读。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次演说中，他抱怨他1938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