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39部分在线阅读

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势的政府军挑战。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敌对行动当时已在很多方面展开。当俄国人在3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而在长春，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4月18日进入该城。政府军在5月19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在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5月23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攻的军队。[14]
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年6月7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1）终止东北地区的战斗；（2）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基地；（3）贯彻实施2月25日整编军队的协定。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6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议。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
马歇尔使团直到1947年1月6日才正式停止活动。但是，由于休战期限至1946年6月30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7月份抵达之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1947年初被召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6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8月1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8月19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10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整个1946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1月13日关内停战时和7月7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10月10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12月初，共产党表示，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1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1946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愤慨与1946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15]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16]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39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到来。1946年2月25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3月份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5亿美元，其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14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8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1.75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9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17]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1946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1946年7月底禁止船只装运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18]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10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1947年5月完全取消，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被向政府出售价值9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8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1946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做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四亿五千万人口的3/4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1945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250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的军队相匹敌。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在追叙1946年到1949年的内战过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在40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腐败无能”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的表现。40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1947年3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19]
接管日占区
1927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到1945年底，实际上这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所有财产，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么疏于计划，要么实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20]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失业了。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相反，政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财产。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伪手中接收的2411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852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21]到1946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1946年9月底，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做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做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1947年2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点。[22]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得最为明确。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是强制性的。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和忠诚的种种考试。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想上的污点”。[23]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