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30部分在线阅读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1942年到1944年间，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10年前的长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1945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96]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1939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表25）。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1941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表25　1937—1945年物价指数：“自由中国”与延安
资料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152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4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1）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2）其他实物税，特别是麦秆和羊毛；（3）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极少交税。1/5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100磅谷物）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1941年谷物税已超过1938年的20倍——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1945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26）。
在1941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1940年中开始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种索取。
表26　1937—1945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资料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128、188页。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1941年恢复了。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在广泛的商品及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边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1941年这些税收入约800万陕甘宁元（相当于30000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但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
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97]
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虽然是低水平的。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1942
年12月，毛发表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虽然有意识形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许多是常识性的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受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表26显示，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但到1944年已达300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拓宽市场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1937年到1945年间，播种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860万亩上升到1520万亩）。[98]
纺织工业的产量与原棉的产量相对应。1938年仅7370匹（每匹25平方米），随后两年每年产量加一倍，1942年达到45000匹，而1943年迅速上升到105000匹。[99]自然资源的开发（盐、煤，一些原始的油气井）、灌溉、扩大的牧场以及造林都有积极的发展。到1944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风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整风运动”。[100]它正式开始于1942年2月1日，当时1000多名党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听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致辞。如我们可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干部教育和对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的关心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展这场特殊运动的决定可能是在1941年9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和清除“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动”。[101]遗憾的是，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文件现在还看不到，而且关于这次会议也知之甚少。
整风运动从未正式宣告结束，但到1944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显然已经达到，而且它也不再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党员留出时间和精力了。整风运动自始至终是党内活动，限于党员，没有一个党员能无视毛在1942年春夏期间发表的演说与讲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陕甘宁，没有一个党员能躲避无休止的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整风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为自己的思想。就全党来说，这在纪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见方面是一次艰苦的锻炼。
在战争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成员极为不纯，其中大部分缺乏组织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知识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入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来自上海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们组织在一起。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内并不是什么秘密。毛的两个最近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在中级干部中还有同情者。从毛的立场来看，如果党要成功地迎接面临的挑战并为前途的不确定性作好准备，这些人必须被净化、融合和经受磨炼。
毛自己的学说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这种学说将指引前进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102]得到陈伯达等理论家的指点，又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同事的协助，毛泽东现在觉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个人权力上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了。
毛在1942年2月1日对党校的演讲中阐明了运动的主旨。在对党的基本良好状况做了例行的赞扬后，他指出党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在报告的后面部分对此三点加以详述。[103]毛赋予这几个听起来模糊的术语以生动的、现实的意义，这些绝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观主义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护身符或灵丹妙药，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些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像研究烹饪配方却从未做过一个菜的厨师，或者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你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104]
但是，如果说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评是针对行为像旧时达官贵人那样的教条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主观主义还有一个对立面：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孤立地按照事物自身的条件去观察每一种情况，只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不要思想指导的倾向。经验主义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狭窄的农民干部身上见到。基于这两种现象，毛号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义者（只点了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记了集中制——现在明显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党中央的最高权威。宗派主义还有种种看来很无聊的圈子，影响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有时个别单位或地方组织把他们自身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105]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都既严重而又棘手。它们的影响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却从未完全清除。
毛进而转向“党八股”这一主题，专门发表一次讲话谈论这个主题。[106]八股唤起毛的听众对那种结构严密的八股文的回忆。这种文体曾经是旧王朝文官科举制度的核心。虽然他最直接地根据许多党员试图与群众交往的做法（表现于著作、宣传、指示等之中）谈论八股，但他明显地指出这种成规包括教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全部表现：“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农民的语言，描绘出——或许是有意讥讽——八股形式主义的八种表现方式。它是空话连篇，令人生厌，“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应该“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陈词滥调；更坏的是，它造出一种权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读者和听众。它用了许多外国的词语和结构，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却似乎很有知识。它经常陷于不负责任和悲观主义，给人民、抗战和革命造成损失。毛断言，没有人会理解和倾听用八股形式讲话的党，更没有人会追随或参加这个党。
作家、知识分子、以前的学生及受过教育的干部一般说来显然是毛指责的主要对象。当然，在陕甘宁根据地他们人数比在其他根据地更多，其中许多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和不满。毛在党校讲演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才几个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日报》[107]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抨击时弊的文章。著名女作家丁玲较为一般地批评了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及崇高理想与卑鄙行为之间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其他如艾青和萧军也参加进来。也许最辛辣的批评是一篇题名为《野百合花》的文章。作者王实味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讽刺性的杂文，这种文体因鲁迅而著称。尽管这些批评者没有一个对党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但他们认为艺术有一个脱离政治的存在，此外他们还生动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阴暗面。他们通过暗示，坚持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用，恰如他们战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做法当时曾得到党的赞许。
然而，那些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经受到赞赏的做法，10年后在延安成为不可接受的了。这些知识分子肯定已感觉到他们是在冒险，但是他们几乎不可能料到党的反应有多么严厉。他们都受到严厉批判并被迫公开认错，尽管大部分人最后又恢复名誉。与大多数人相比王实味不那么知名，但更具腐蚀性，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反复批斗，侮辱，监禁，并于1947年被秘密处决。
如果毛的二月讲演和党的其他指示未能恰当地教育知识分子，毛准备走得更远。1942年5月，毛在长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取了这些步骤。他在这一报告中明确细致地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这篇讲话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权威性，而且在他死后还继续产生影响。简而言之，《讲话》否定思想脱离社会阶级的独立和自主。人只能从阶级观点说话或写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站在某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是完全错误的。既然如此，艺术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问题就变成它将代表哪个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否则他们就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服务，甚至他们否认他们在这样做也不行。其结果是，文学和艺术的最终仲裁人和指导者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意志的体现。
关于知识分子，毛就这样改变了形势：他们现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独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识分子愿意扮演中共所规定的革命的勤务员的角色，他们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欢迎的。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技能并没有被否定，但这些才能只能在党所设置的限度内加以估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模式，被赋予自然主义的中国形式，这种形式能马上为群众所理解，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上海沙龙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们的语言，并体验他们艰难的真实生活。总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号召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进行改造。
到1942年4月，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22个文件，作为干部学习和考核的基础。[108]用来教导他们的手段包括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小组学习和斗争会，通常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109]与同辈的压力相结合的直率的教诲、自我检查以及强制性的劝说都企图造成程度越来越高的精神紧张，直到思想得到净化和皈依。毛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说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全部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付敌人是必要的，但不应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当然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他本人的爱好权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并起作用的联合体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长征后的几年中逐渐上升到不受挑战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见前《与国民党的“摩擦”》），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顷刻间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到1943年晚些时候，蒋在开罗会议上被公认为四巨头之一，而前几个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则是他试图成为国内唯一领袖的大胆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要求。[110]露骨地说，如果有对蒋的崇拜，必然也有对毛的崇拜；一个无名的“党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组织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权是通过各级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这些机构在陕甘宁比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得更好，而且它们上面就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这些组织比旧王朝或民国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们征集——或要求——老百姓的众多成分广泛参与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不是就被统治者选举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或决定政策而言，它们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众支持的现实，与党本身设置的标准以及它试图表现的公众形象有相当的差距。丁玲和王实味等知识分子敢于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开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缺点。然而，在党的机密材料中，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坦白承认类似的障碍。
问题之一是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蔓延的墨守成规。这种迅速扩张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管理陕甘宁边区本身，而且还表现于指导远离延安的各个根据地的越来越广泛的战争活动。许多干部是“脱产的”，这对面临经济困难的落后地区老百姓说来，是一种沉重的负担。[111]
问题之二是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乡管辖不定数量的村。党中央对县与乡之间的行政“距离”也很关注。[112]此外每一级活动的协调也因强调等级制而受阻碍。尽管主要组织机构有相互连锁的性质，但每个机构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挥系统，它主要对该系统负责。[113]同一级的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经常产生困难。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党与军队之间，八路军干部经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如果1942年4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有典型意义的话，士气低落也是个问题：在中央财政厅，被调查的党员中有61%说他们自己对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