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15部分在线阅读

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60]）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1941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61]
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但蒋的最好的军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他们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62]
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力。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在1944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63]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64]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1944
年10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褊狭……全然不称职”。[65]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输忠诚。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领导所需要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20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30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66]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67]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68]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1929—1937年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2000名参谋接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20%。[69]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70]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71]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暗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72]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73]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74]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75]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76]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77]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78]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79]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80]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81]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八百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82]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10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他们曾经鼓励第二次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而且早在1937年9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民党人。1937—1939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额为2.5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3%）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到1939年9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83]
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战争第一年，法国提供了一笔500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条从印度支那边境到广西南宁的铁路。美国用全部买进价值为1.57亿美元的中国白银的方法来支持中国的法币储备，从而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但是，直到1938年12月，战事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美国和英国才分别同意总数为2500万美元和50万英镑（合200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对华贷款。而且，美国和英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从1940年开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长。美国允诺的贷款1940年为4500万美元，1941年前期为1亿美元。1941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款，开始也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美国志愿队，一支在陈纳德指挥下以“飞虎队”著称的空军小分队，1941年下半年在缅甸投入战斗。在战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84]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争的关注明显增长。但是，当时成为盟友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烦恼。关系紧张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从未提供中国人认为应向他们提供的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断滇缅公路后，通往中国的主要补给线是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达云南昆明的危险的航程。关系紧张的部分原因，则是美国飞机不足，越过这条有名的“驼峰”的补给物资与重庆所表示的需要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尽管有运输上的困难，假如西方盟国的政策不是先打败德、意，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中国本来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在1941年和1942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1.5%，1943年和1944年只有0.5%——尽管这个数字在1945年上升到4%。[85]国民党人对“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
1942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许多抱怨和误解，是围绕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这个人物出现的。珍珠港事件时，被视为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的军团指挥官史迪威将军，起先被遴选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战指挥官。但是，由于他对中国的出色了解和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对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担任后来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指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难的工作”。[86]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后，他特别受到指示，要“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87]作为在中国的美国战区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人对华盛顿的优先政策的不满面前，史迪威首当其冲。他与蒋介石首次闹翻，是在缅甸的盟军败绩问题上。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都不喜欢对方。在史迪威的许多品质之中，他对缺点直言不讳，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装腔作势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喜欢辛辣地讽刺。蒋介石正好相反，尚虚荣，不直截了当，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异。史迪威很快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史迪威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而在1944年中期，他私下反复这样思索，“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石”。他问：“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88]蒋介石知道史迪威对他的态度和轻蔑看法，反过来也厌恶这个美国人。至少早在1943
年10月，他就试图把史迪威调离中国。但史迪威有马歇尔将军的信任，他保持其职务直到1944年10月。
与他们的个人不和搅在一起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史迪威只关心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争辩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89]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30个师，最后达到100个师的精锐部队。他还建议，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发动一场攻势来收复缅甸，因为只要日本控制那个国家，中国的外国补给物资就只有依赖飞越驼峰流入的有限货物。史迪威认为，只有靠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路，才能输入充足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军队，以大举进攻在中国的日本人。
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比如，他装备最好的军队是忠诚于他的人所指挥的，纵令他们往往在军事上是不够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极力主张的那样去办，军官们都得任人唯才，那么军权将落到他的潜在政敌们的手里。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军，很想委派他担任国民党军队中具有实权的职务。史迪威所忽视的，而在蒋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现的，是白崇禧是一个有着长期反叛中央政府历史的前广西省军阀。同样在1943年，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联合发动一场对日本人的战役。然而要劝导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一场进攻，势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他们，蒋当然不能接受重新装备或以其他方式加强他所憎恶的人的方案。
史迪威名义上的部下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的意趣比较投合。珍珠港事件后，陈纳德重被征调进美国军队，而他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航空特遣队（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于1942年10月声称，他以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轰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6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90]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蒋介石是有魅力的，因为它将使中国成为主战场——从而使国民政府有资格要求更大份额的物资援助——而无需大量耗费自己的资源。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军队改革和积极参加地面战争将是不必要的。
在华盛顿有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做后盾的史迪威，强烈反对陈纳德计划。他争辩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性缺点是一旦空袭有效，日本人将攻击和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鉴于中国军队当前处于无能状态，那些空军基地十分脆弱。但罗斯福却站在陈纳德和蒋介石的一边，于是陈纳德的空中攻势开始了。到1943
年11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损失。此外，日本当局担心美国人将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袭击，摧毁其军事工业。于是，史迪威最担心的坏事不久成为事实。因为日本于1944年4月发动一号作战这是自1938年以来他们在中国发动的最大和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役。它切断了国民党人的防线，甚至形成对昆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的威胁。这一军事威胁，恰好与经济萧条和正在增长的政治不满同时出现。
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罗斯福于1944年9月19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91]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92]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由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此前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的地步。日本这次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日本人于1944年4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卫他们的后方。到5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中国人以前在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6月18日失陷。
10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1944年11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阵地”。[93]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94]
但是，12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将近50万士兵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的工厂；政府税收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95]
尽管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有很大差异。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计有22次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38931次小战斗。他宣称，相反，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96]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次在长沙（一次在1939年，两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1943年11—12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90%的伤亡。1943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大约7万—8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3000—4000人。[97]
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值。例如，他们宣称1944年6—8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84%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队，而只有16%对付国民党人。[98]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言现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99]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1942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定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时，这些师中有8个已经完成了13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22个师已经开始。但是余下的300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