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76部分在线阅读

特征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78]第一，在农民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明。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才这样做。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而有赖于地主。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较常见的是他们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子说明无力交租。[79]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户的案件中（见前），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80]在这7个自杀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农民愤怒的自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81]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由于缺乏阶级意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村民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由于当地人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当一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同样是这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82]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年春荒期间，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83]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84]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85]更多的是农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1931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86]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形势恶化，[87]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88]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的例证。[89]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和武器与他们17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世纪的武器、运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90]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才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91]正当中国共产党准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才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年湖南农民的行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92]随后，1927年秋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93]1928年3月，20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94]再后一些（1928年8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95]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年后，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领导的。[96]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年创建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跟。但是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20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10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1.最初的怀疑。
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97]家家户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2.适应和实际利益。
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98]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声机和演木偶戏。[99]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地图7　海陆丰地区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人参加的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这两个人的父母看到他们不在地里干活，却跟着一个说漂亮话的人跑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就在父母耳边把这三块银元敲得丁当作响。
3.激起阶级斗争。
看到这银元使最早的一位战士的母亲怒气平息，甚至高兴起来。但事实上这个战士和少数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要保卫和增进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对于彭湃来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刻称这些由于社会原因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为“同志”。至于别的群众，彭湃努力以他们自己不能自发地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从而吸引农民投入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
农民协会首先向头面人物对商务的控制挑战。在上面提到的实际利益方面，农会在公共集市上设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们在称收获物时进行欺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判无罪。另有五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一致行动，也获得释放。这种团结是阶级觉悟的第一个里程碑，受到农会的积极鼓励——若不说是由农会激发的。农会终于得以禁止其成员租种被地主夺佃的任何土地。这一纪律性的措施扭转了佃户之间为租种一块土地相互竞争的通常情况。
这样的团结首先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阶级关系的实际状态被故意抹黑。协会散布一种过分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100]最微小的冲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意加剧，以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对抗。农民的贫困和痛苦用启示录式的词汇加以描绘。1926年7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减少地租70%。大多数佃农本可满足于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101]地主中的一个强硬分子也断定农民协会的过分要求已无法容忍。彭湃可以庆贺自己已经把海丰县的整个民众分成两个阶级了：一边是农民，另一边是地主。
农民协会失败后，由1925年2月和10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维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1927这一年，4月和9月的两次起义为11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5万的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102]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个取消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益匪浅，而害怕地主统治复辟。
4.由恐怖而极化。
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恐怖”。[103]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104]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105]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床、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100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