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45部分在线阅读

[15]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译者
[16]H.E.理查森：《西藏简史》第7章《1914年西姆拉条约》；克莱夫·克里斯蒂：《英国、中国与西藏的地位，1914—1921年》，《现代亚洲研究》季刊第10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481—508页；阿拉斯泰尔·拉姆：《中印边界：边界争端的起源》。
[18]入江启四郎：《中国边　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220—229页。又《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4卷，第11—13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于1943年得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夺取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　训练的军官，他处决了许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义还是机会主义？》。
[19]所以理查德·斯托里为他1979年的著作选用书名为《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落，1894—1943年》。关于这一节的一般环境，见马里乌斯·B.詹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又见乔舒亚·福格尔：《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1866—1934年）个案》。
[20]见约瑟夫·弗莱彻：《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东北满洲的丧失》。又见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疆》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章。
[21]关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见伊恩·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1907年》；冈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约翰·A.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
[22]秘密草约收入约翰·冯·A.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554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341页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59—161页讨论到这个草约，但对草约的效力表示怀疑。
[23]该条约的签字日期应是12月22日。——译者
[24]关于条约中心点和措辞的含糊，见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第70页，尼什断言“1911年条约基本上是消极的”。
[25]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280—281页。
[26]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交，1879—1895年》。
[27]斯蒂芬·R.麦金农：《清帝国末年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
[28]Govermor
of
Liaotung，应为奉天巡抚。——译者
[29]赫伯特·克罗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叙述已为韩德的《边防与门户开放》的叙述所取代。又见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查尔斯·E.诺伊：《不可靠的友谊》；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远》。条约文本收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12—313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08年》，第511—512页。
[30]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第705页以下。
[31]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9集第1册，第650页以下；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第732—809页，载有后藤新平关于满铁的专题报告和10年计划。这个地域的管理引起军部领袖和文官领袖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尖锐冲突。
[32]约翰·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
[33]此处的烟台，不是山东省的烟台。——译者
[34]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6章。
[35]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05—309页。同一报告强调指导将来日本移民到大陆以加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之重要性。
[36]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中国事件》特卷，第382页以下。又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和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27页。
[37]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第2卷，第476页。又见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关于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宫崎滔天的情况，见宫崎滔天：《我三十年的愿望》。
[38]中岛正郎编：《续对华回顾录》第2卷，第153页以下。然而，孙逸仙先往英国力请英国政府反对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帮助清政府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和其他借款建议的讨论，见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第146页；艾伯特·A.奥尔特曼和史扶邻：《孙逸仙与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第385—400页；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78页以下。
[39]善耆的女儿金碧辉（日本名川岛芳子）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曾遭川岛强奸，但并未与川岛结婚。——译者
[40]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第139页以下。又见绪方贞子：《在满洲的挑战：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
[41]关于第二次革命，见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59页以下；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第154页以下。
[42]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第87页以下。
[4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81页。
[44]马德琳·池：《中国外交：1914—1918年》；马德琳·池：《曹汝霖》，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朱葆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与民族主义外交个案研究，1912—1966年》，第10页；詹森：《日本与中国》，第209—223页。
[45]芮恩施的记事，在他所著《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华盛顿的反应在阿瑟·S.林克：《威尔逊》第3卷《为中立而斗争，1914—1915年》中得到可靠的论述。
[46]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第5章。
[47]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04页以下。
[48]见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49]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27页以下。
[50]见本书上卷，第8章（史华慈著）。
[51]见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托马斯·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议》；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52]《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第866—868页；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究》第2卷。
[53]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第1章；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迈克尔·霍根：《非正式协约》；伊恩·尼什：《英日疏远，1919—1952年》。
[54]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东方研究杂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55]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