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83部分在线阅读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年至1931年的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有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的英镑贬值和1934年的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升得那样快；这个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起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官僚共生的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是作为30年代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即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即夸大的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却留存了下来，又是具有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激励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其所奠定的传统，能不断激励希望继承其未竟之业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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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6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68页。
[2]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97—204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51页。
[3]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页。
[4]同上书，第314页。
[5]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6]有关权力从占有土地的士绅转移到城市，或绅商转移的问题，参阅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35、248—260页。伊懋可用农奴制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转移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论；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所有权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在18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参阅托马斯·A.梅茨格：《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的日益分化》，第33—44页，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史经济讨论会》（台北，1977年）。关于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参阅伊懋可：《上海的行政管理：1905—1914年》，载伊懋可、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41页。
[7]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02页。
[8]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15—25页。
[9]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年），第130—168页。
[10]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6章。
[11]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12]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44页。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242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84—301页。S.A.M.阿谢德：《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载《清史问题》，3·2（1974年12月）。
[13]详细的分析，参看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年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的《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14]费维恺：《外国在华势力》（本书第3章）。
[15]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1964年），第408—429页。
[16]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载《历史评论》，230（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
[17]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229—295页。
[18]《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19]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20]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117—120页。
[21]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64、73、367页。
[22]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
[23]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53页。
[24]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131、164、168、183页。
[25]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59—60页。
[26]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230—246页。
[27]1911年末出现的上海商会短命的竞争者，也许正如J.桑福德所说的，反映了商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即使确实存在过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这两个商会在1912年就合并了。詹姆斯·桑福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华人商业组织与活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259页。
[28]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2页。
[29]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第222—223页。
[30]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31]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41—42、125—126页。
[32]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237—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