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81部分在线阅读

这些做法不只是对商人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是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此时任广州政府商务委员[248]，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行长。[249]宋氏在与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位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其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和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其置于党的监护之下，使之其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之后，巩固了其权力，但其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的工人运动遭受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被消灭后，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都有助于这个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则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因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暴动罢工的威胁，而作出了反革命的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因素的成功。1926年夏季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与前此和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处于守势。要就是支持群众运动，要就是抵制群众运动，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250]所代表的本地军阀结成联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目的的人，则设法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年至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了活动，重新出现。为了对这次不公正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到了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这些人的弃权，反倒帮了倒忙，使代表性不大的清一色董事会取得了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履行其使命时，其作用与是否称职，仍大有争议。[251]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时期（1924—1926年），恰值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撤退败兵的难民区。虞氏同样努力推进淞沪商埠自治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江苏省的控制。[252]虞洽卿信守本地士绅的思想与做法，其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及其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其特殊的大上海计划，把此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在一开始即限制了上海的司法权，以保证上海服从于江苏省的管辖。[253]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个政策，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个运动在1926年秋季变得特别强大。[254]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其担任董事的招商局为孙传芳运送军队。[255]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罢工，虽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地镇压下去，却仍不能吸引资产阶级向其靠拢，因为孙传芳此时在战场上的败局已定。
1927年3月末和4月初，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结成了联盟，帮助蒋氏在上海取得了权力，并不是资产阶级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
如同1924年之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此时其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套话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即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及其他集团和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解释的那样，基本上是一场作为存在的有力运动，对激进主义有意识的否定。[256]
通过研究1927年春季商人团体结构发生的重新改组，可以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时，与之取得了联系，并立即按照蒋氏恢复秩序而需索取的代价，为其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实际就是要蒋介石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257]，是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但沪商协会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变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将马路联合会的各分会接收了过来。[258]由此不难看出，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前者是为帮助蒋介石起家而成立，后者从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之时，就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小资产阶级的喉舌。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259]，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260]给予蒋介石的钱能使其招募卫队，大多数为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解除其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又向商人勒索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蒋氏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261]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军阀勒索时一样，上海的资产阶级对此也一筹莫展。在这种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拥有枪杆子人的面前，历来都是如此，商人却因内部分裂而引起的分歧更为严重了。商会已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旬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通缉令，没收其大部分货物，取消其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及其朋友们感到满意。傅筱庵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而另一派中的虞洽卿、王震（一亭）、冯少山（培熺）三人，奉命出任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而这次之所以没有反抗，因为符合其中最大一派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资产阶级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
官僚政治的卷土重来与资产阶级走向衰落，1927—1937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理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这一论点，并且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员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联盟的基础之上”[262]。按照这个观点，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者们，一般是采取相似的解释[263]，只是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整个资产阶级牵连到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其实，这只是一个假定。在共产党历史学者眼里，的确，正是资产阶级对这个政权的支持，才赋予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可思议的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264]，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在极端的方式上，这种经过修正的观点认为，“都市经济的利益并没有控制在南京政权手里，也没有对其产生重大的影响”；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关心的，仅仅“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绅商，并从经济的现代化部门牟利”[265]。
诚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这种经过修正的理论是有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的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者失去信心时，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现在论述的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266]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巧妙地创造一个于其最有利的形象，一个可望得到西方的同情并予以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把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弄得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的宣扬其都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西方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究竟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个角色最有名的人物。宋氏是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精通英语。对其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正如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267]。但是，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相似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说给其外国友人所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一个转变中的国家的官僚政治，其目的和手段都是不明确的，其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的各种风险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自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政治主动权，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又得到了增强，但却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的极端权力和权威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其目标是更具有野心，成功地取消了19世纪商人阶级获得受惠的社会自治权。在抵御这些来自政府当局侵夺权利中，外国租界只能使用愈加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别无选择了，不管是祸是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系到国家机器上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了使商人组织从属于自己，在1927年至1932年间，采取分化和互相牵制的策略，展开了迫使商人组织就范的进攻：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机构，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次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分会：这就造成了传统法人团体间的某种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业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都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旧式官僚被指责为名流统治论和买办主义，遂失去人们的信任，被迫让位给追随国民党而获得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未获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268]与闸北分会合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1/3席位。居住在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均被撤换；而正是这些人物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没有能力或不愿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269]
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270]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行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同样也失去了某些反对外国运动的控制。20多年来，资产阶级曾致力于发展这个运动，并从中得到受益。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是从商会的显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商民部接受指示。[271]抵制运动，本来是商人抗议外国权势的自发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其制度化。政府得到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资产阶级。日军于1927年6月登陆青岛所引发的抗议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各种规定也都是该部发出，对违反规定者的处分也由该部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经常空着，但这次抵制仍然给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为了反对日军在山东登陆，1928年组织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5月初的《中央日报》大字标题下，内容是“万众愤慨反对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272]。7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反日会议，规定了全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当行动。这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273]
1931年至1932年的抵制洋货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占满洲的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手中。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竟称，是中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场运动。这是确实由中国当局组织的运动。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计划，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274]。C.F.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未插手。但雷默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得更好。受控制的“自发”群众运动的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主动权之后，发现其长期进行的“救国”斗争，现在却被用来对付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年末，对真正的或莫须有的违反抵制规定者的惩罚，都带有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销毁货物。现在有些秘密团体开始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对付那些得罪人的商人。这些团体的名称，让人引起历史的回忆，如“上海除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等。在政府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国民党保护的地痞流氓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迫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手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了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民族复兴浪潮的威胁。这个民族复兴曾是资产阶级所鼓励过的，但是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个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北伐军占领，英国被迫放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20个交给了南京政府。[275]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代之以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级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的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三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五名华董。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将其干脆置之不理，外国人也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外国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销蚀了其获得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276]
特别是中国当局成功地扩大对舆论的控制，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和报刊的传播；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政府立案，然后又要求所有的报纸注册。这些都办到了。当其重新取得对租界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使外侨社会充分感受到自己手中行政权力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