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74部分在线阅读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于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指明，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18]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而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这些现代经济还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因其与官僚集团言归于好而增强力量，但却削弱了其独立性。既是如此，那么，资产阶级政治作用的重要性从何而来？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19]由于商会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人数众多而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其指定的代表的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计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和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万人至200万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数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与军官（1.7万）[20]、学生（3万）、归国学生（3.5万）[21]、官员（5万），甚至比上层士绅（20万）[22]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的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生气和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的条约口岸，尤其是在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进人现代社会。虽然在全国人口只占少数，但商人阶级在统治集团中却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士绅阶级联合在一起，则代表了条约口岸中新的现代化中国的主要精英。
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由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的现象。这个中国阶级的出现，正值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而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军的一些军官传播了这些思想（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并作这个思想体系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舶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反清运动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相吻合，遂使这个阶级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加快了。
资产阶级积极支持革命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也都得益于资产阶级的援助。当一种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之时，而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名人来影响之际，资产阶级表现的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和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这里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在繁忙的旅途中与商人社团建立的联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赢得大陆资产阶级的赞同，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很为激进。在条约口岸的企业，总是和士绅阶级密切结成联盟；而且与这些士绅一样，具有十分实际的社会保守主义精神，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无疑持更为现实的乐观看法。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09年，其中很多人被选入省1议局议员，1910年，又参与速开国会的斗争。[23]
海外华侨渴望的，是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来恢复祖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经济上资助孙逸仙的政治活动。1905年以后，孙逸仙的思想传播到知识分子和新军之中，并为其所接受；孙氏与华侨商人的联系仍如以往一样牢固。当然，海外华侨加入激进的反抗运动，也不可强调的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中得到很多经济援助。此外，在清政府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24]在中国境内，条约口岸的商人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主义政策，却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于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以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由军人发动的。商人们虽然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但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1911年的春夏之交，震动四川全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当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起来支持军事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对商人作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25]
作为对保证的交换条件，商人须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商团搜捕抢劫者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维持治安的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提供20万两白银的贷款。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发生之后，而是在其以前，已为起义铺平了道路。[26]
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与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在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任会长，并曾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议董，即上海华界自治公所。同时，1906年建立的商团也进行了改组，由革命党与商会统一领导。这支当时估计有350人至700人的武装力量，到1911年11月初，扩展至2000人左右。这支队伍由上海的志愿者所组成，与公共租界的义勇队“中国连”至少有政治上的联系。这支中国义勇队由华界自治公所总董李钟珏（平书）指挥。李氏是属于绅商中的官僚派，但是在上海，绅商们已形成统一战线。[27]不论其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也不论其居住在租界或华界，似乎都同样的同情革命。只是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受爱国心的驱使，是难以解释这种一致的。应该承认，是不是为数不多起带头作用的领导人组成绅商组织起的作用呢？这些领导人顶多只有数十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武昌起义后，在沈缦云资助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中举行每日例会上，陈其美和李钟珏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上海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以经济补助。[28]当陈其美在11月3日打败了清军，并占领了江南制造总局以后，上海即实现了共和。
中国人团结一致的精神，作为辛亥革命的特征大大爆发了出来，但各省的城市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上海资产阶级所公认的特殊经历，不能被用来评价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在广州，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地方自治。张鸣岐的计划得到绅士阶层的支持，但却遭到商人的反对。士绅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宣布广东独立[29]；但商人们却对其决议不予实施。直到11月9日，张鸣岐迫于革命的压力，只得从广州一走了之，将权力留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广州的商人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有限的作用；商人的分裂，为其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属的72个行会和9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再者，经济近代化的缓慢，也妨碍了城市绅商的团结。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享有传统利益的士绅阶级，广州的商人仅组成了一个没有多大作用的孤立团体。
因此，在不同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资产阶级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正在进行互相角逐。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长江中游大口岸的汉口，资产阶级则比较活跃。
一般说，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各地起义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对其他社会集团造成的地方政治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即使是在上海，资产阶级也只是扮演赞助革命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资产阶级毕竟持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的欢迎革命。革命并没有带来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缺乏，曾引起商业和工业活动的暂时下降，但没有发生恐慌。到12月中旬，上海便很快恢复正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历史学者，强调资产阶级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官一边投身革命，然后——为剧烈的革命激变吓倒，又急剧后退，为保障其阶级利益，又站到士绅们一边去了。[30]1911年12月在广州的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的商人出现的情绪逆转，使上述说法显得有些道理。一般的说，中国商人似乎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并没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保守性以革命的名义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31]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的意义上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32]那么，地方的士绅们看到其权力已经建立起来，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商人与名流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中央政权的衰落与政府当局的腐败，致使城市绅商承担起管理所在城市的责任。“清朝被推翻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城市实际是由商会和同业公会联合管理。”[33]
商界介入到地方政治与行政事务，反映了自19世纪以来城市绅商在全国各地（包括内地）已获得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已经奠定了。[34]当时这些行业联盟已超出社团范围，致力于城市公益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驱动下，尽力补救当局的无能，并保护其在城市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大小城镇已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强盗、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商人和士绅阶级从事的事业是共同的。在这由一位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虽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但其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商会和行业公会承担军饷，贿赂土匪使其离境，遣散军队，并在互争雄长的将领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一位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也是最保守的”[35]。
不论商界的介入有多么广泛，但其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作用。实际上，商人只是要打进早已建立的体制框架里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缺点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谋求权力，而只满足于能同现当权者参与协商。真正的当权者仍是在位的官僚、将领，或者是骤登大位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甚至会遭到威胁和绑架。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商人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商人虽为当权者建立政权出了不少力，可是还是成了这个权力的第一个牺牲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并没有准备直接掌权。因为传统上商人是被排斥政权之外的，对革命的介入，也只是暂时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制度的总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显然是无效的。不安全感继续存在，而且日甚一日。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36]。商人们曾经要求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以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政府缺少正常的国库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费用。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以及对农村的漠然视之，商人们要求安定和统一市场计划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的力量不足以取代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权力，其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限制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破坏。和过去一样，一旦帝制的王朝崩溃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场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临时政府
在上海，一个强有力而组织严密的商人集团，正从过去的压抑中摆脱出来，继续受到租界内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秩序保护；并抓住辛亥革命所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范围内施展其政治抱负。
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陈都督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其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将财政事务托付给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办理；商业管理交给船商和实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交给公共工程承包商李平书和粮商顾馨一；李、顾二人遂成了陈其美的助手。[37]
在最适合的环境里——即在中国沿海的世界性现代化，资产阶级表明自己要成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有的著作指出的那样，成了国际飞地，缺少与内地的联系，上海商人也许不会梦想将自己的活动推行到全国。然而，沿海地带的经济发展，既朝向海外，也朝向内地；其繁荣同样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国外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政治纲领，并在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与其合作。也像孙逸仙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一道为了塑造一个新中国，并为此目的而向海外华侨呼吁给予援助；更想控制广袤的内地，将其按沿海形象予以改造，以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也能在那些地方开花结实。
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38]，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朝，“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业工之繁兴”。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39]
在新任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其工作。[40]银行家沈缦云自海外华侨中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41]的共同支持下，创办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当然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然而，该银行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在孙逸仙就任大总统的数周内，“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的统治不堪忍受”[42]。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沪军都督有时为了得到需要的款项，竟采取严厉手段。[43]2月初，临时政府决定以轮船招商局抵押向外国借款，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44]
1912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与20年代坚持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政府急于在统一国家的基础上扩展其活动，甚至不惜以发动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上海的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要求统一中国的主张；无疑也希望在其资助下建立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但资产阶级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很难得到高效率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过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及其少数追随者了。在拥有强大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旧式士绅支持的北京一武昌联盟压力下，孙逸仙被迫妥协，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确，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感到了资产阶级的分量。在各省，资产阶级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营业，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其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资产阶级没能建立起对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其社会基础的界限也定得含糊不清，所采取的行动，也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也无力将全国性政权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无力将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和官僚社会；这些新秩序是建立在贸易和技术、自由竞争和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这些新秩序由于外国的参与，在条约口岸有可能建立。
尽管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但整个国家的命运仍决定在内陆的军事和官僚政治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能控制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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