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70部分在线阅读

[321]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郭、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322]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323]蒋介石6月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324]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月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325]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326]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327]《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对会议的描述。
[328]《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院，6月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讽刺地描述了联欢会，其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329]何键的言论载《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该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方面的文件。这些文件连续登载在以后的数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用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另7项决议。
[330]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马慕瑞）致国务卿，6月23日，6月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苏联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其在6月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的人在7月也成批随之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概述，1927—1929年》；文森特·希思：《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思详述了鲍夫人的逃亡，大约鲍夫人在逃亡中他起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著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思的报道。
[331]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月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内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332]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书都引用了会议记录。
[333]《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334]声明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于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苏联的档案，对会议作了谨慎的报道。《在革命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H.帕克：《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335]《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入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336]汪精卫此信的起草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337]校注：按：1927年时的陇海铁路西端仅修至陕县，此处所称陇海铁路终点站当为陕县站。
[338]校注：此时宁夏城属甘肃，所称宁夏城即宁夏道；宁夏并未设省。
[339]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动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鲍氏10次，据费希尔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在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劳改营，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最近，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有关其对中国革命贡献的学术著作已有发表。
[340]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年10月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3—54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页的精彩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年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页和2，第3—55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道。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页；雅克·吉勒马兹：《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50—156页。
[341]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页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页。
[342]汪精卫在8月5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85—488页。
[343]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页。
[344]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页。在1937年朱德回忆这件事情时，似乎仍有深刻的印象，说：“在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345]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页。
[346]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审慎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页。李博士确定了14名会议参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补委员4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46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页；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347]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年8月23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4—528页；《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页。
[348]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第4—7期和第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9号（第59—66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号（第87—113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30—32号（第201—215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145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页。这个决议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著作有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年10—12月），第37—87页，附地图；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49—260页。
[349]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页；萧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第62—67页。
[350]关于毛泽东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讨论，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55—66页，讨论根据当时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61—66页；萧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页，也讨论了这个分歧。
[351]校注：1927年2月，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3月27日，正式定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352]这里的叙述，是根据前面引用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120—125页）对毛泽东作用的推想，都是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相同。
[353]1936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其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354]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2，《中国季刊》，9（1962年1—3月），第165—170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21、36、43页。
[355]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成员陆续由武汉迁至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
[356]李云汉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其《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月8日到9月20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9页。
[357]对蒋介石在此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其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567—2573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1380—1385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在上海勒索性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又见科布尔博士同一论题著作。
[358]校注：此处为龙潭。
[359]《北伐战史》，3，第851—916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页；乔丹：《北伐》，第138—141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役，认为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360]姓名各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8—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