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8部分在线阅读

[241]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月9日，暗示两个师已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第276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共中央提议，他不服从蒋介石调动其一师兵力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了薛岳的提议，因为其不愿与蒋介石发生“过早的冲突”。
[242]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载称，蒋介石命令部队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潜，打电报给其指挥的第六军不要前往，但电报为蒋介石的指挥所发现，因此，“程潜的阴谋没有得逞”。5月5日，程潜给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及其部队被瓦解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1—5/804。
[243]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江苏案卷，2/99，日期约4月27日，引用自蒋永敬《鲍罗廷》，第133—135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二十一师中下级共产党员军官或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传部，1932年，第10页。
[24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
[245]校注：旧时南京通济门有水门设闸通城外秦淮河。
[246]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报道，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被处死。《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6—647页强调了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247]《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0—671页；《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0页，美国国务院893.00/8642，马克谟，北京，4月11日。
[248]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1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54页）引《真理报》[159（1927年7月16日），第2—3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87页。
[249]《北华捷报》，4月9日，第8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页，决议8—12、18。
[250]关于汪寿华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年7月），第97页；台北《华报》，1961年10月4日的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寿华确为杜月笙手下所杀害，但暗示与杨虎、陈群也有关系。在1962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书面答复中说：“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共产党代表侯绍裘及其他的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形势》声称汪寿华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工作，见白崇禧的《十六年清党的回忆》，第11页。
[25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2—104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69—370页；吴天威：《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切的。
[252]《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6—518页；总工会的报告，第530—533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月15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月27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1—162页。
[253]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27号；英国总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党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月15、16、22、25日。《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页，登载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5月15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麟符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3—677页。刘立凯、王真：《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页。
[254]校注：此时支持武汉政府的三个省为湖北、湖南和江西。
[255]《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页：切诺斯：《中国工人运动》，第326页。
[256]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肆意杀戮”。
[257]《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258]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259]《中央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页。
[260]校注：即英国警察对苏联驻伦敦办事处的袭击。
[261]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其电报和快信（包括其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262]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书都根据国民党档案馆4月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263]引自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月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政权采纳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264]校注：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赴沪，次长张肇元代理部长。
[265]1927年4月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266]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136页。关于罢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月和6月的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6日致国务院，《5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案卷组。
[267]校注：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成立，推徐谦、顾孟馀、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为委员。
[268]3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议全文，引自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年的国共分裂》，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年11月），第129—130页。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
年博士论文，第7章，第61—62页。根据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
国民党档案馆436/138
。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用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书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
、373—374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
[269]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270]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用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书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3—374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269页，4月19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2000万农民。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页；曼大约于4月20日在长沙告知，在75个县的53个县中，不少于513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现状的调查报告》，5月2日（1927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月30日）65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0万。林祖涵提到6个共有160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名，但其数字均以10万计。1926年11月的数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页。
[271]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页。书中有当时“左”派长沙的刊物，引用关于反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李锐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27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第21—59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273]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1页。推断处决的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的革命活动》，第306页，被农民直接处死的不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月初，已报道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119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新闻可能从未报道过。
[274]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606页。张国焘用李立三父亲生动的例子，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卷，湖南争论，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对其加以逮捕，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页
[275]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页，论述了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争论，附争论各方的引文。
[276]曼：《中国之所见》，第27页，回顾大约4月20日至25日在长沙所了解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题的报告》，有关其在4月底了解的情况。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月13日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260页。
[277]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电报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6—45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部分根据本文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做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278]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279]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页，附地图。
[280]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军事预算和账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冯玉祥在武汉的代表得到4.4万元，武汉政府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玉祥得到的贿赂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其两个军得到9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