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2部分在线阅读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蒋介石此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惑不解，这里未能一一详述。[136]由于广州三名高级苏联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及其对苏联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又缺乏对北伐的支持，更由于蒋介石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以及其他人的勾结，想把其送到苏联，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更增加了，更敌视其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精卫与苏联人勾结在一起对其进行反对。[137]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于3月18日和19日的可疑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劫持其送往苏联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蒋氏扣留了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宣布广州实行戒严，命令解除保护苏联顾问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卫兵的武装。[138]蒋介石的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向苏联顾问发出警告，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风暴的告终，苏联人同意驱逐反对蒋介石的三名顾问，从第一军中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汪精卫于5月9日去法国。
1926年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位左派领导人一起从苏联回到广州。自此以后，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谈判。鲍罗廷在谈判中大部分似乎作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苏联的援助，但仍支持原来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伐。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也大受限制。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于5月15日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活动进行严格限制。蒋介石系统阐述的大部分提案，经过文字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不得批评国民党领袖和三民主义。而此“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些双重资格的党员，在国民党的中央、省或市的执行委员会中所占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的各部部长。“另一党”给其在国民党内的党员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联席会议转交国民党中央。国民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凡违反上述条件的党员，将被立即开除出党。国民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位，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为主席，此人当时还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国民党对所有的党员进行登记，宣誓忠于孙逸仙的主要著作及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一些未经国民党批准而参加其他政治团体的党员，必须立刻退出其他团体。[139]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撤出。[140]但是其他的许多人仍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就是蒋介石与鲍罗廷谈判的一些结果。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所作的批评，必须受到限制，其在国民党高层机构中担任的重要职务必须放弃。裁定两党冲突的机构形成了，国民党也进一步集中化了。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三个部长以及中央党部秘书处的职位。蒋介石亲自任组织部长，由其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蒋介石这时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向统一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由广东北上到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至6月，布留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布留赫尔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又是政治方面），正在张家口休养。[141]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方的重新组织合并，也为训练较好的国民革命军，以备在北伐中遇到的抵抗能力；并预定在北伐中首先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然后夺取上海，估计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谋略。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筹划北伐事宜。[142]鲍罗廷回来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苏联的参谋人员制订了进一步计划。当布留赫尔在5月下旬回到广州时，又补充修订完善了这一计划，在6月30日送交军事委员会。[143]布留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由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孙传芳自江西方面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布置到位时，北伐才能开始，因为简陋的通讯设备，使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44]，最终取代了军事委员会（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作为主要的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任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是第四军军长，并作为警备司令率两个师留守广州。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使广西归属广州国民政府的三位年轻广西军官之一（另二人为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委员会改组了一部分，政治训练部改为政治部，属总司令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科领导。邓演达是个热情的革命者，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粤军第一师的一个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演达到德国，在那里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取道苏联回国，蒋介石遂即任命其为军校教育长。但邓演达在3月20日事件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被派往潮州的一个军分校，后被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帮助文学团体的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其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司令部，都有政治部。[145]
1926年春，国民党人通过一次军事—政治讨伐，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在这条道路上却横着三个军事联盟。吴佩孚自1925年中期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以打败北方国民军，又可以打败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联盟。在吴佩孚直接指挥的各个师，向以纪律严明骁勇善战著称，但又要倚重许多可靠的将领。吴佩孚的联盟军，号称有20万之众，很可能是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领导“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一支实用主义的“联盟”，也号称有20万之众。张作霖领导的是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一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军队，约有35万之众。张作霖和吴佩孚虽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在南口和张家口的根据地；苏联以武器和派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援助，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西南的其他的军事集团必加以考虑，虽然其不是强大得足以造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停泊在上海的舰只，有可能被用来在长江破坏部队渡江或运输，尤为具有危险性。[146]
由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在湘南率领的一个师的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的部队编为第七军，唐生智率领的一师编第八军。国民革命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不得不留守一部分兵力保卫根据地。可能在北伐开始时，投入的兵力不到6.5万人。
省籍在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形势中，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倾向。第一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从浙江、江苏和安徽招募来的。粤军为第二军的团和师。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是蒋介石保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以前，何应钦先是在黔军中任职，后任著名的云南讲武学校校长；在黄埔时，负责训练组成第一师的几个团。第一军的大部分军官，原来是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该军被认为是蒋介石权力的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一军的政治机关。第一军共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超过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
第二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军长是学者—政治家的谭延闿。谭延闿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军政长官，与南方孙逸仙的政府合作过；在孙逸仙逝世后，是统治广东省的领导成员。第二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鲁涤平将军。留学法国的共产党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军共有4个师，总兵力共12个团。
第三军基本上是滇军，军长是朱培德。朱将军是位老革命者，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作战，协助孙逸仙于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其为大本营巩卫军参谋长。第三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第四军是由忠于孙逸仙的粤军第一师整编建立的，是一支经过战斗磨炼的部队。李济深任军长，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该军除了有4个师外，还有一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挺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黄埔军校调来一批共产党员的学生任排长。第四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以与第一军相媲美。
李福林任军长的第五军，主要是广州以南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第六军是在革命根据地最后组建的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也是湖南人，是程潜的革命同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3月20日事件以后，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都来到了第六军。这支混杂的部队，共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原为桂军的第七军，是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的，共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任军长。该军有一半的部队参加了北伐，其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黄日葵，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黄日葵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李宗仁把黄日葵派在留守司令部，任命留学法国的非共产党员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第八军刚刚组成，唐生智任军长，很快发展为17个团的6个师；党代表是刘文岛，在日本和法国受过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1925年加入国民党。
此外，还有两个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47]学生组成的步兵团，第五期学生组成的两个团，一个警卫团，不久成为十四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148]
从南方的广东等省份进行北伐的第一目标是湖南省，有两条路线可走。铁路从广州往北直达相距约140英里的韶关。由此起，山路崎岖，地势渐行升高，极难行走，至一关隘；再陆行30英里，至湘江的一支流。这条支流汇入湘江，贯穿湖南全省，自南而北汇入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地势较为平坦便捷的途径，而直达湖南西南部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重镇的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交汇点；该地也是唐生智驻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在1926年5月，唐生智的驻地受到湖南的另一个将军叶开鑫的威胁。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独立团，由两路进入湖南，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49]
北伐开始
到1926年6月上旬，第四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部会合，在长沙南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对位于湘江东、西两侧的3个军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第八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第四军则于7月10日攻占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北伐军突破了涟水—渌水防线，长沙的敌人暴露在面前。叶开鑫从省城长沙退到湘北，唐生智将军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之时，蒋介石于7月9日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是，经过战斗，北伐军攻占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地图14　北伐战争（1926—1928年）
吴佩孚开始只调几个师南下，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作为总预备队的兵力进入湖南；第二军和第三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的江西向湖南进攻。此时，北伐的大战才正式开始。不过，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进行谈判，试图尽可能使其保持中立。国民党人还正在与西南的贵州省督办袁祖铭（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注）谈判。7月11日，蒋介石电告唐生智，称袁祖铭已倒向革命。7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其部将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这种任命，在北伐过程中用来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造成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其素质也大降低）。[150]
地图15　北伐战争时期的湖南和江西
蒋介石于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参谋人员、布留赫尔将军和一批苏联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蒋介石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战地政务员会主任陈公博、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李宗仁、唐生智以及几名师长、布留赫尔和其他的顾问。这次会议决定，大军直捣湖北省城武昌，推迟了对蒋介石认为第一目标的江西省城南昌的进攻。第四军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地平江，然后直扑通往武昌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七军朝东北方向进军武昌。第八军沿西侧粤汉铁路线前进。
勇猛惯战的第四军于8月19日攻克平江，第十二师黄琪翔所部的第三十六团，率先入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一般以为不可能从南面攻下汀泗桥。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三十六团涉过浅水河流，从后面对汀泗桥发动进攻，大获全胜。吴佩孚坐镇（下一个目标）贺胜桥布置防务，亲自督战。第十二师在第十师和第七军的其他部队支持下，担任主攻前锋。吴佩孚虽采用极端手段阻止其部队后撤，但在8月30日，仍被各个击破，战败逃散。
吴佩孚险些被俘，乘火车逃回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四军虽是伤亡惨重，但还是会同第七军和第八军俘虏了数千名敌军，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辎重。[151]通往武昌的道路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