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17部分在线阅读

简单地说，“军阀”是指挥一支私人的军队，控制或企图控制一定范围的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的人。在中文意义上，“军阀”是个不光彩的贬义词，意指没有什么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是手中握有枪杆子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者。有人认为，在当时握有兵权的品流混杂人物中，称之为“地方军阀”，实在是高抬了这些人的用语。另一些人认为，就其强暴和侵夺国家官员权力而言，用军阀一语的含义是恰当的。不管怎样，对“军阀是以其行使某种权力，而不是以其目标来识别的”[1]。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的地位，“督军”一词被用作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品流混杂的人物，其个人品格和所实行的政策，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多例外。在袁世凯死后的两三年间，一时的风云人物都是原来清军的高级将领，一般都能恪守儒家的社会准则。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章所述，曾是一位遍及各地的军人派系首领，在袁世凯政府中担任过陆军总长；袁氏死时，出任国务总理。[2]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有些方面类似段氏。冯氏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使用政治伎俩迫使宣统退位，自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运筹操作中，冯氏率兵给袁世凯帮了大忙。从1913年起，冯氏出任江苏都督；1916年袁氏死后，黎元洪正位总统，冯氏当选为副总统，但仍在南京督军的位子上。尽管冯氏缺像段祺瑞那样网罗部属和激励以忠诚的才能，但其具有广泛联络，从1917年起，越来越显出，是段祺瑞政治上的对手。[3]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忠心耿耿的为清室效力，并从皇帝那里得到殊荣。此人在民国后，仍令所部蓄发留辫，以示其作为效忠清廷的标志，并认为其个人与清室废帝的命运休戚与共。外国人称此人为“辫帅”。1917年，辫帅曾使清帝一度短暂复辟。[4]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第二代军阀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很多人是出身寒微。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由于勤奋好学，幸运地和一位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冯氏富于练兵的才能，得以在森严的军旅等级制中步步高升。冯氏把中国的传统知识和近代西方的知识，混合起来进行自学；部分因为其自身具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部分因为信奉基督教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遂于1914年受洗为基督教徒。在冯氏一生的鼎盛时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遐迩；其部队是出名演唱激昂的耶教赞美诗来代替进行曲的军歌。冯氏很相信儒家关于政治道德的作用，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在其辖区范围内，带来了和平和社会秩序，并力求以其个人的品德垂范示人。[5]
张宗昌（1881—1932年）出身微贱，野心使其成为一支军队的司令官以前，曾犯轻罪，当过土匪。其人所实施的政策，是和改良主义相对立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山东军务督办时，把该省所能得到的财富都搜刮到手。张氏的军队以擅长“开瓜”而闻名。所谓“开瓜”，就是敢于鲁莽冲撞这位“狗肉将军”的人，其头颅将被劈开。[6]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陈氏在1898年前后的科举中考中秀才，但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维新报纸，并任广东省咨议局很活跃的议员。辛亥革命期间，陈氏组织一支军队，攻占了惠州，开始其军旅生涯。陈氏后来统治广东时，曾试图着手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与教育改革。但与孙逸仙的事业相比，陈氏专注于广东的独立和其在广东的统治。1922年，陈氏与革命家分道扬镳，最后为孙逸仙的党人赶出广东。[7]
李宗仁（1891—1969年）1891年生于广西临桂，实用主义似乎为其特点，是广西的领袖之一。李氏出身于富有的家庭，进广西陆军速成学堂，于1916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广西有一打以上的军事割据，各自拥有军队，控制数县。各割据称雄的大小军阀之间，连续不断的发生混战。李氏和两个信得过的朋友加入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底，李宗仁等三人控制了广西全省，同年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行开明而有实效的政策治理广西，颇获国人称誉。[8]
“学者军阀”吴佩孚，是一个变成军阀的儒家学者，饱受传统的教育，于1896年考中秀才。一直到死，吴氏始终是一位明确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佩孚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两年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该镇自1906年起即由曹锟任统制。曹氏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一批军官之一。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曹锟一吴佩孚与其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来推行袁氏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氏任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很有权势的职位。吴佩孚所以能分享督军的权势，不仅是因其为曹氏的忠诚副手，而且还因其为一颇有才能又颇有主见的将领。吴氏虽从未否认过曹锟的领导，但其实际居于直系军事的领袖地位，是得到普遍认可的。[9]
在数百个军阀中，现在还只有少数被研究；余下的一些，对其价值观、政治倾向或个性，可望将获得研究。总之，这些作为军阀的人，都统率有一支私人军队，并且控制或企图控制一定的地盘。
军阀部队
说军阀是有“私人的军队”并不确切，因为军阀的军队在建制上是有组织的自治团体，使之有可能为其他指挥官所完整的接管。这些军队并不因对“私人的忠诚”永不得解脱，而承担单一对个人的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政治利益的驱使时，即使是司令官最亲密的支持者，届时也可能背弃而去。尽管如此，由于两个密切相关的理由，“私人军队”的用语，还是十分恰当的。第一，只有这支军队的司令官才能决定对部队的调遣，而其上级是调遣不了的。一个司令官若是忠于上司的命令，将部队带至指定的地方驻防，此人即不是一个军阀；由个人决定其所属部队行止的司令官，则是一个军阀。这个界说虽不十分明确，但用以区别两者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因此，由司令官独立使用，由其个人任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其上司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这支军队即为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司令官与其重要的军官之间，将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置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之上时，此司令官即可能具有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是存在的；就军事的组织来说，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在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最少分裂的组织。但是，在面临与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时，脆弱的政权机构及其自身的合法性，又在有可疑之处的情况下，军阀们为谋求其在军中的权威，只有借助中国社会长期传统崇拜的各种私人关系。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生忠诚和相互帮助的关系。一旦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此一人可以成为彼一人的“受业门生”或“夫子”，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的关系中，以家族纽带关系最为强而有力；因此，军阀们有时派遣其亲族成员到重要的职位上。婚姻关系虽然稍弱于亲族关系，但也常被利用。军阀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在两者间建立起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同在一个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会在个人之间建立起联系，正如同乡就具备了特殊交往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如此的私人关系，以谋求下属军官们对其的忠诚；同时，下属军官也仿此与其下级建立类似的关系。有些司令官尽量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至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集中于一己之身；但欲达此目的，则十分不易。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是一大隐患，一个下属军官的叛逃，会带走其党羽及士兵。用这种办法诱使军阀中军官的叛逃，成了军阀冲突中使用的重要策略。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是由应募而来的破产贫苦农民所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用武器装备的人数，从1916年的约50万人，增加到1928年的200万人或更多。[10]有不少人把当兵当成找饭吃的路子，俗称当兵为“吃粮”。另一些则是穷苦没有读过书的人，想从当兵中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及其他条件，还有服役的期限以及薪饷等，实际上执行的远不符合这些规定。大多数军阀所招募的新兵，只要看上去身体能干活的人就可以入伍。当兵是无限期的，视每个士兵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态度而定。有些司令官发现难于给部队正常发饷；在最糟糕的军队里，有时会用抢掠的方式来发饷。战争也是补充兵源的一种方式；凡得胜一方的军阀，照例将战败一方军阀的部队收编成为自己的军队。被收编的部队，似乎与其在原部队中一样的发挥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中国的士兵曾在三四支不同军阀部队中效过力，已是屡见不鲜的事。
这些军阀的军队，使中国军队得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极坏名声。中国人把军队看成是集瘟疫、为非作歹、破坏成性、残暴不仁四者的化身。外国记者把中国军队描写成是一群毫无纪律的流氓恶棍群体；中国古代的典籍也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中国军队仅以显示武力解决争端，避免真正实际进行战斗。为了得到一点儿军饷和安全而应募的散漫农民，用以组成新编组的军队。在战斗中，当看到己方与对方显而易见的力量悬殊时，就会迅速撤退，认为这样要比英勇战斗的办法好。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斗，可能会用“银弹”买通对方军官率部来降。此外，军阀们通常也不轻易把部队投入战斗，因为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失去部队。但军阀之间仍然有过无数次的战争，其中有多次是残酷的遭遇战。一位下台的军阀回忆说，当其还是年轻的军官时，在与对方的战斗进行中，奉派指挥留在后的督战队，开枪射击从前方退却的任何士兵。[11]因为当时的医疗设备极端缺乏，所以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对伤员也没有救护的准备，常是靠军中的朋友，或是中国的志愿者，或教会的医生来搭救伤者。
控制地盘
独立军队的主要因素，是需要有独立运作的地盘来维持。地盘提供可靠的基地，有税收的收入，有物资的供应，也有兵源的来源。没有对地方权威的司令官，必然是别人管区里的客人。处于一个地区客人的地位，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处境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军阀们不得不以武力来夺取地方的权利，要不然就要接受从属的地位或不利的结盟。占有了地盘，即使是最独霸专横的军阀，也可以因此取得合法性。为此，产生了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官职头衔，各为一特定地区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的根据。统治省城的将军，一般是督军及其后的督办。但在有些情况下，督军或督办也仅只控制该省的一小部分，实际权力则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占有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的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但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省长”而闻名。阎氏之所以有如此的称号，主要不是由于其施政值得效仿，而是由于在此大部分时间内，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的事实。一方面，阎氏提倡社会改革，废除妇女缠足，实行改进妇女教育和改善公共卫生的措施。另一方面，阎氏不能消灭省里官僚机构的贪官污吏，其施政通常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有时也会发生冲突。[12]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设立了一批新式学校，资助80多个学生出国深造，遵循民主的方针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厘定反对军人干预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其当权的省内实行改革，废除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修筑道路和植树，逮捕与处置贪官污吏。陈炯明和冯玉祥俩人，都不能在省内进行持久的施政改革，但其政策仍然反映了进步的倾向，也反映其把握机遇和负责的自觉。相反，1918年至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年至1927年的山东督办张宗昌，两人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对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是开始；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疑问，还未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督办并行职权，尽管有时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理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政事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督办。
军队在这个时期的地位是突出的；军队的长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用，行政机关都全部变成军事化了，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有迹象表明，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即1923年时，144个地方行政官员中，有86人在军队中任过职，有24人是吴佩孚的直属下级，另37人是吴氏部下的参谋人员，还有25人在其他军队中供过职。这些人并不都是上过前线的军官，许多人只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有些人甚至在任行政官员时还兼任军职。[13]
此时，地方行政长官的更换率很高，尤其在不稳定地区更是如此。例如四川——该省在军阀时期，一直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的行政长官平均任期都非常之短。有一个地区，两个行政长官设法才任职满了一年，有22个行政官员任职不足一月。[14]在互相争夺的地区，情况就更为复杂。在1919年，一度有三个对立的行政长官，在广东同一地区各设官署，同时宣称其各有权在该区统治。
军阀的统治破坏了昔日的回避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县和府的行政长官不得在本省任职。而在军阀时期，当地人在本地区出任行政官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有些情况下，县知事就是本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里，在1912—1926年之间，18个县知事中，有15个是本省人，有7人来自本县。[15]
税收
军阀为了提高其主要部下权势以及部队供应武器、给养和薪饷，因此，对于获得财源异常关切。各级政府因为战争造成很快的人员变动，也常常形成混乱的局面。许多军阀把其在辖区的权势，看成可能是暂时的过客，所以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以其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来搜刮民脂民膏。
基本的税收来源是田赋，有些军阀就大为提前征收田赋；军阀还可以规定对一些商品实行政府专卖。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垄断政策，对于像阎锡山这样多年维持稳定政权的军阀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把持铁路运营，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货物过境税。一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种纸币，是由手工操作的印刷机印制的。
出售鸦片可获利极丰，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设立合法的赌场，军阀也可以从收赌捐中得到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捐每月收入可达120万元，而且这是许多官吏在中饱私囊后的款项数字。卖淫与其他色情行业，军阀也加以支持，以抽取花捐。
军阀在规定的数额之外，还以各种方式榨取商人。1925年，山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购买新的印花，规定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必须贴用；而商人们已经按北京规定，使用了同样的印花。商人们被迫要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和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要以额定税额的75％，提前两三年交纳税款。有的地主被勒令在指定日期交出一笔专款，额度相当于一季地租的收入。[16]有时军阀干脆宣布，限令城市商人必须在数日内交出其所需要的金额。特别在某一军阀将要被敌方赶出某一城市时，在其失去母鸡前，尽可能争取抠出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在1924年撤离杭州时，从杭州商人手中榨取了50万元。当湘军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17]，湖南督军张敬尧迫令长沙商人交出80万元；并警告说，否则，将纵兵劫洗长沙，且扣留商会会长以为人质，最后商人只交出11万元，张敬尧为了要急于逃命，也就只好接受了。
尽管军阀们拼命的横征暴敛，但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连行政事务费也无钱可用。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教师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矛盾的明显原因，是军阀们搜刮来的钱不是用于政府的公共费用，而是进了军阀的大小头目们的腰包；军阀中有许多人积累了巨额财产。此外，每省都要维持一支军队，而军费的开支又是很大。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的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的下降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