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5部分在线阅读

从19世纪中叶起，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后，中国城市除了继续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了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在19世纪期间，城市人口总数以极慢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率和中国总人口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相当。而在1900年至1938年之间，城市人口的增长显然加快，其增长率几乎是总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在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居民大约为2730万人，占5亿总人口的5％—6％。同样是这些城市，而在20世纪初，大约仅有1680万居民，占当时4.3亿总人口的4％—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大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约为1.4％。但在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人口增长率在发展。[4]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92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第4章）。在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一些属于中国的大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中国的铁路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修建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江、沿海和西江。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外国洋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的规定，外国人获准在中国兴办制造业（有些商社在1896年以前已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国人的到来，一些专门经销外国商品的中国商号也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开始拥有虽小但颇为发达的工业部门，虽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设在条约口岸。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手工作坊繁荣起来，有的愿做工厂的分包商；操棉纱业者，愿作为纱厂产品的主要客户。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业，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很快发展起来。对少数城市居民来说，除了从事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以及现代教育和文化机构中，又逐渐出现许多新的职业领域。
但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绝大部分依旧限于在条约口岸，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市场体系，是依靠人力、畜力、大车、舢板、帆船来运输。农业部门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例如改进了的技术（良种、化肥、现代的排灌方法、农业机械），更有效的生产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市场、合理的土地利用）都未曾进入农业部门。[5]首先直接影响条约口岸的，是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的波动，以及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行情的波动，逐渐波及到农村。但总的说来，直到1949年，农村地区和条约口岸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十分松散的。
人口
通过对已掌握的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调查和处理，可以看到收益递减的经济现象。1953年至1954年的人口普查登记是5.83亿，是中国历次人口计算中最接近确切人口的数字。这个巨大的数字，与1948年国民党官方估计的数字4.63493亿不相一致。不论1953年至1954年的人口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但国民党官方的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的和民间的估计，如与之相比，多是依据于推测。[6]中国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很符合1912年至1953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与以往中国人口的增长是缓慢又不稳定相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且波动也较大，而出生率既高且又稳定。因此，上述0.8％的增长率是可以预料到的。由于没有统计资料，据估计，袁世凯任总统时期（1912—1916年），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19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0—1958年），三个时期的人口增长可能大于0.8％的平均数，这就弥补了军阀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1937—1949年）可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1912年的中国大陆人口约为4.3亿，1933年大约为5亿，到1953年增至5.8亿人口。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作过详细的估计（见表1），根据各省市有关前20年相当零散的人口资料判断，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没有变化。
表1　职业分类，1933年
续表
*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
＋　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　包括家庭主妇
§　非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12—64岁的范围；把7岁作为下限，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5年》，第185、188页，表54和55。
在1933年，全国就业人口为2.5921亿人，其中2.0491亿人，即79％从事农业；5430万人（包括一定比例从事双重职业人口），即21％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总人口中，有73％生活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里，27％为非农业家庭成员。在20世纪的中国，虽然条约口岸的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也有所发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1933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美国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1930年10岁以上领薪就业者中，只有21.4％从事农业。1933年中国人口职业分布情况，与美国1820年或1830年的情况大致相似，当时美国7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
国民收入
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有两种主要的估计。这两种估计，是由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分别作出的（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两个估计都只有1933年的数值。
表2　国内产值，1933年（1933年10亿元）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6页，表8。
较为可信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当然显得最大，按当年物价计算，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贸易居第三位，占9.4％。其他部门依次为：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
％，建筑1.2％。对1933年国民收入的构成，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述：现代非农业部门（较宽松的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和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收入的12.6％；农业和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小商贩、传统金融机构、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经济结构，也是处于典型的前工业社会。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公共服务和政府消费为4％，投资为5％。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对于全面国民收入的估计，还没有其他任何年份可以与之相比。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己估计偏低的农业产值数字[7]，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见表3）。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13年的物价，而另一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合理的推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而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本章其他部分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各个部门资料却很一致。[8]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中日战争爆发，规模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采矿业持续增长。在满洲，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的铁路和轮船也有所发展，但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工具，而只是成为其补充。在20世纪前半期，现代金融部门的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取代传统银钱业的钱庄。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刘—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狭窄，他排除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是1914年至1918年的3％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因此，1912年至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农业生产的增长是缓慢的；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的情况，各年份和各地区的发展是不相同的。新开发的地区增长得最快，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使农产品的价值也因之增大。在1912年至1949年间，手工业的总产量绝不可能减少——其相对份额有所减少，其原因详见下文。
如果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年每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115元。考虑到所有的数据都存在误差，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自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对外战争和内战，则能得到最好的估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和政府公务员，其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的上涨；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溃之前的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因为这里是主要战场所在之地。1940年后，中国未沦陷地区的粮食生产开始下降，在以后的几年里，平均产量比1939年约低9％。1942年实行田赋改为征收实物和粮食征购，加上加紧征兵造成的劳动力严重短缺，使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但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工业生产从很低的起点开始增长，一直到1942年或1943年。抗战胜利之后，通货膨胀在1946年重新开始，并在1948年至1949年发展到恶性膨胀的失控地步；这对于沿海地区和城市的影响，远甚于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农村。尽管因货币的急剧贬值，运往城市的食物和农产品原料减少，但总产值或许很少变化。[9]
人口主要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大多数农业人口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难”[10]。
1937年至1949年间，老百姓对政府的信赖确实变了。但是在当时这种变化的原因，在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情况下，经济上不能支持中国人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1952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其所以能迅速恢复，几乎完全靠的是新的和有效的政府成功地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在1949年以前的40年中，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战、干早（例如1920—1921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年长江流域的洪水）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确实破坏了中国人的全面安定生活，但这并非必然会造成物质福利的下降，这两者有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人身极不安全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仅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而已；相反，如果个人和国家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即使低一些的稳定人均收入也是受欢迎的。
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