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28部分在线阅读

[10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175—178页。
[107]同上书，第178—188页。
[108]同上书，第193—196、629—660页。
[109]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户》，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第247—296页。
[110]景甦、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41—81、130—141页。
[111]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关于其他地区农村社会中这些情况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参见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268—270页。
[11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287—296页。
[11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214—233页。
[114]同上书，第255—282、301—385、502—508、908、929页。
[115]彭泽益：《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2—73页。
[116]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11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505—574页。
[118]彭泽益：《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102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8—41、599、602、604、611页。
[1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15—617页。
[120]同上书，第582—595页。
[121]同上书，第431页。
[122]李义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166—172页。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苏浙皖三省的土地关系》，载《新建设》1963年第8期，第46—54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12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2—1173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124]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8页。
[125]同上书，第158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775—808页。
[126]曼考尔、吉德科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25—134页。
[127]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63—166页。
[128]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80—81页。
[129]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130]关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参见戈德利《晚清对东南亚华人的眷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2期（1975年2月号）。
[13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941—942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8—1179页。
[132]深入研究这些会社的著作有库默《1800—1900年马来亚的三合会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会》；布莱思：《中国秘密会社对马来亚影响的历史研究》。
[13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935—938、945—946页。
[134]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243页。有关黄河和长江流域每年的自然灾害，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中所列的表（第720—722、733—735页）。
[135]萧公权：《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690页。里昂商会编：《1895—1897年里昂的中国商业考察团》，第79页。
[13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686—692页。
[137]萧公权：《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391页。
[138]鲁迅：《阿Q正传》。
[139]参见萧公权的《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页）。
[140]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18—121页。
[141]王天奖：《19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42]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37—138页。
[143]参照李时岳《反洋教运动》，第31—105页。
[144]20世纪20与30年代已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争论，1954—1960年的讨论是其继续。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费维恺对此作了摘要综述《共产党中国史学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见作者自编《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229—234页。
[145]周荣德研究了20世纪初期的情况，他认为特权阶级出生率较高是婴儿死亡率较低和生育能力较高的结果，见《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第110—113页。现有的19世纪的材料只能使我们看出出生率的不同。关于生育能力和婴儿死亡率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