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17部分在线阅读

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绅士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
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秘密会社的人领导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10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地图14　辛亥革命
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14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
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忘掉1913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像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希望的那样快。当10月9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定行动方针。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当时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黄兴希望在10月底几省同时起义，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进逼。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时间以后，武昌的秘密会议决定出击。但它发出武装行动的号召为时已晚，因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动站本身在许多领导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袭击。似乎到处都是忠于政府的军队和特务。革命派内部出现了叛徒。各个部队中的文学社成员这时在疯狂激动的情绪中试图集结他们的力量。经过10月10日一个下午的不顾一切的协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定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地出击。他们杀死了军官，直趋附近最大的弹药库，那里由同营的一个连在驻守。该连也参加其战友的行动，据说已经同情共和主义的该连连长被说服，起而带领约300人的这一小股造反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起义者重新组合，并把队伍扩大到约四千名新军，进而攻击了总督已在那里集结其部队的当地司令部。战斗在刮风的、时断时续的雨夜激烈进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采用新的历法，改宣统三年为中华4609年。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他自1896年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还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们之前收兵回营。众人随即把他架到咨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发表宣言。但他仍不让步。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至少在他们内部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他一方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疑新政体的稳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了妥协的姿态。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10月13日分送给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协定。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咨议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咨议局以组织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咨议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和湖南省议长谭延闿是同科进士。他与后两人一样，曾在日本留学，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并活跃于宪友会等团体。他不但是最富战斗性的立宪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与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说服他；的确，他自称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了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
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时刻。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了出来。不幸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又刚刚开始在搜集、选择和分析，论据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这里，似乎最好先确定问题，然后提出阐释问题的可能的路数，而不是作出不可变动的结论。
从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动开始起，在随后的七个星期中有15个省宣布独立。在这些省份中，许多省的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市和县）已先于省当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独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这段时期，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兴替无常。在新军官、咨议局领袖、前清官员、商人、秘密会社领袖、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之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执政的权力在中国有了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方式来行使。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体。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时期及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咨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咨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领导。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绅士—咨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会员则厕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1911—1913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晚至19世纪90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911年，那些束缚被打破了。191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1911—1913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但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67]一个与20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议”）。因此到11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1912年3月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这些是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它们是在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公众中进行讨论，其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这样，似乎已经吞没革命的“传统”势力也许根本不是那么传统性的。的确，旧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现了明显的韧性，但根据许多世纪中他们长期保持的力量来衡量，这股势力也迅速地开始起了变化。从1911年起在咨议局、省一级和全国性政权中非常突出的新绅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由于新军同意与他们合作，它可能已经发现新绅士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进。可以这样来假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领导人是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进步的立宪派”）和激进派中较温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这样来探讨，可能证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68]
革命派锋芒的消失
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公开宣称革命的革命组织成员，除了对新军的起义作过贡献和在1911年后期参加地方和省级政权外，1911—1912年又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得特别积极。例如，黄兴在10月28日到达汉口指挥革命军。其他人在导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重要谈判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孙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锋芒，不过他的关于向共和主义过渡的三阶段论的思想已被遗忘。总之，如果与他们在1908—1911年期间的相对静止状态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们地位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国纲领。他们的接触面最广，因而最适宜于集结各种力量和从中互通声气。
可是，革命派的显赫是短命的——只是从1911年10—11月各省独立运动至1912年3月袁世凯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间的这段短暂时期。在那几个月中，未经他们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响全国的决定，但他们缺乏实行政策的力量。没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们不能左右全国政局，就像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样。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这又与熊秉坤和吴兆麟连长不得不让位于黎元洪将军和湖北的汤化龙议长的情况一样。
1911—1912年讨论国家事务的主要的参与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凯。武昌起义后不过四天，清廷就转而向袁世凯求助。虽然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得到让他担任拥有大权的总理的满意条件，但他约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与武汉的革命派商谈。这位僚佐汇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根本没有使革命派改变立场，但他们一致盛赞袁世凯。[69]
大约从11月8日起，革命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将担任总统，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他是否会迫使满洲人退位，从民国的当选代表而不是从清政府那里接受统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尊重共和制？在汉口集会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凯保证支持民国，他可以担任总统。谈判和时断时续的战斗同时持续到12月2日实行停战时为止。
反对选举袁世凯的力量相对的小，但仍足以推迟一项协议的达成。反对主要来自上海的一批议员，他们反对与汉口人士合作，并且坚持要一个革命的总统。此时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条件的袁世凯，不得不在他们解决内部分歧的时候等待时机。他们终于在12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而解决了内部分歧。
与袁世凯的协议直到2月初才达成。按照习惯的说法，这次拖延应归因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的阴谋。有人坚决认为，袁世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满洲人的命运，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让他担任总统的提议就可定局，但他宁愿继续搞权术，直到他把总统的职务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时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灵活的政治权术来操纵一切，以使满洲人丧失权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宫。可是这种意见又指出，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之举是把袁世凯当作背信者来打击的。因此袁世凯才勉强接受孙中山作出的保证，即一旦满洲人退位，孙中山将听从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华北的地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稳定。[70]他在朝廷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一切谈判，特别是那些涉及逊位的谈判。中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革命军在南方实力雄厚，在北方有潜在的支持，而袁世凯自己的部队则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稳定还归因于列强的意图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英国人宁愿选择随波逐流的路线。他们尊重袁世凯，乐于见他恢复职务，但他们对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拥有广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们宁可要满人名义上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但也不准备进行干预去促使它实现。同时，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虽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干预，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要帮助什么人（哪怕是无意识的），那么帮助的对象就会是革命派。袁世凯本人后来抱怨说，英国的干预要对建立共和国的潮流负完全责任。虽然袁世凯可能夸大了英国的作用，但显然伦敦除了促使他担任民国的总统以外，没有另外帮助他什么，而他任总统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这条路线也是立宪派中的老朋友、像有影响的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凯所采取的。张謇在1911年11月终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场。他当时对袁世凯说，君主立宪制适合于像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像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
因此，袁世凯发现自己为时势所迫而设法与革命派妥协。一切迹象表明，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顾问们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团不但由唐绍仪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正式的和谈；12月20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他随即向袁世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12月20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71]。那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
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如果袁世凯的地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是日本的盟国。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孙中山自己的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