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10部分在线阅读

[14]张廷举：《戊戌政变时期顽固派之经济思想》，载《中国经济》卷4第6期（1936年），第141—147页。
[1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1—11页；第11册，第1—47页；第23册，第33—53页。
[16]《光绪朝东华录》二十九年三月，第27—28页。
[17]关于有一种多少是对立的见解，参见贝尔热《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229—235页。又见周锡瑞《评1911年》，载《近代中国》卷2第2期（1976年4月），第141—184页。
[18]确实，国家只制定了极少数规章，而且经营商业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汉密尔顿：《商人和现代化：对中国商业看法的变化》手稿，伯克利，1975年12月。）但是，缺乏明确的规章并不等于没有控制，而是有大的指导方针（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
[19]关于李鸿章的几种官督商办事业，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中曾加以讨论。关于轮船招商局最初几年的详情，见刘广京《在中国的两个轮船公司，1862—1877年》（哈佛大学，1956年博士论文）。
[20]《中国经济研究大全》（　日文）第1册，第185—187页。
[21]关于朱其昂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卷239，第3页；又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08页。
[22]卡尔森：《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
[2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第84—92页。
[24]见刘广京《英国和中国轮船在华的竞争，1873—1885年》，收在考恩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49—78页，特别是第75页注1，它表明，在1884—1893年间，轮船招商局分享全部收入的份额不断减少，因为它的船队没有增加，而两个英国竞争者的船队却有增无已。
[25]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43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第40—42页载有李金镛的一篇小传。
[26]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许同莘编）卷69，第11、13页。
[27]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卷4，第24—26页。
[28]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0，第27页。
[29]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卷17，第24—26页；卷19，第3—6页；卷29，第30—31页。
[30]关于这种离奇有趣的彩票方式，详见洗宝榦编《佛山忠义乡志》卷4。
[3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第1册，第573—574页。
[32]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7页。
[3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72页。
[34]同上书，第579—591页。
[35]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公牍》卷12，第15—16页。
[36]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张孝若编）第1册，第14页。
[3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92、613—620页。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6月2日和20日。
[38]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3页。
[39]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131页。引文载《刘坤一选集》（中华书局）第2册，第883页。
[40]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卷5，第41—43页。
[41]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第43—44页。
[42]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第4页。
[43]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第56—57页。
[44]例如参看埃尔文的《1905—1914年的上海行政》，罗兹的《1895—1911年的广州商会》，以及琼斯的《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这三篇文章都载在埃尔文等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
[45]另一个有着同样动机并且在同时进行的大得人心的运动是要从外国公司手里收回开矿的权利，见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
[46]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1月9、15日；《华南晨报》1906年1月12、15、18日。关于官员、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这些戏剧性冲突只有粗略的文献记载，例如，收集在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045—1055页。岑春煊在他的自传《乐斋漫笔》中缄口未谈此事。许多有关的记载只能从两份当时的报纸中搜集到，它们是香港的《华字日报》和《华南晨报》。
[47]《华南晨报》1906年3月2、4、7、10日；4月14日。《华字日报》1906年3月3、5、10、19日。
[48]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9，第46—47、61、74页。
[49]关于这条铁路中的外国利益的大部分情况，见孙任以都《1908年的沪杭甬铁路贷款》，载《远东季刊》卷10第2期（1950年），第136—150页；马德琳·齐：《沪杭甬铁路贷款：恢复利权的事例研究》，载《现代亚洲研究》卷7第1期（1973年），第85—106页；以及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年收回英国的苏杭甬路权的斗争》，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3第1期（1972年），第223—268页。关于当时的记述和文献，见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连载在《东方杂志》上；又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999—1009页。
[50]《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第7年第9期（1910年），第67—70页；第10期，第75—77页；第11期，第87、94—95页。
[51]关于茂新厂早年的情况以及荣家的背景，见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册，第372—376、381—382页。
[52]农工商部统计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5册，第1页。
[53]先施公司：《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永安公司：《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录》；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