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1部分在线阅读

度辽将军一职在前汉从公元前77年至前66年只存在了12年，公元65年后汉重设这一官职并不再废除。与其头衔相反，度辽将军与东北的辽河毫无关系；他指挥的部队驻守在鄂尔多斯区黄河西北一曲的正北面。可以说他驻守了一段长城，他的部队就等于插在中国西北的南匈奴与中亚的北匈奴之间。主要目的就是防止这些部落再次联合起来。[71]
以上所详细叙述的武职属于和平时期和战时的组织。在发生重大紧急事件而动员民兵时，营的将领通常被授予将军的头衔。营划分为由校尉指挥的部，部划分为由军候指挥的曲，曲再次划分为由屯长指挥的屯。还有其他担负各种职责的军官，事实上很可能没有一支部队与别的部队完全相同。当为之招集的战役结束以后，民兵也就被解散。[72]
最大的一次遣散发生在内战快结束或结束以后。在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军事组织的过程中，政府还免除了以前的战地军事将领之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再次授予某些军事头衔时，它们的性质已经改变，已经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了。公元57年汉明帝恢复了骠骑将军的头衔，把它授给自己的一个亲弟弟。公元188年汉灵帝将此头衔授给自己的亲姨表兄弟。这两位任职者都不是真正的将军；他们得到的职位都是荣誉性的闲职。[73]
公元77年恢复了车骑将军的头衔。[74]在公元110年之前车骑将军在外进行征战，但是确定车骑将军的人选时则优先考虑皇帝的母系亲属，他们当中有两个人直接从这个位置晋升为摄政。公元110年以后，只有在战争的紧急时刻战地将领才被授予此职。其余时间此职只由皇亲国戚或宦官担任，因此车骑将军一职也成了为政治目的而设的闲职。
在国内战争时期，大将军的头衔被授给突出的军事将领，但后来就被免除了。公元89年重新采用这个头衔时，它已经成为摄政的同义语。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大将军在行使政治职能的同时指挥着军事征战。其他的大将军则与军事事务不相干；他们在政治上被任命，以皇帝的名义控制政府。如表14所示，[75]后汉时期有七位这样的摄政掌权。大将军的品级与三公相同，但权力比三公大。他在洛阳的官署实际上成为按照习惯分成若干个曹的主要机构。
表14　后汉的大将军
文职官员的吸收
后汉吸收文官的制度比前汉的更为完备。最高荣誉仍然是被皇帝召见以委派给可能的官职。可以拒绝这样的召唤，不过抵制专横的皇帝是十分困难的。
诏令一如既往地不定期发布，要求推荐具有特定的道德品质或专门技能的人。[76]他们到达首都以后要通过一次专门的考试。更重要的是，每位郡守或王国的相都要在每年年底的报告中作为例行公事推荐两名孝廉。孝廉已经有资格当官。他们通常作为三署之一的郎经历一段试用期后得到官职。由于这种吸收人才的方式不利于人口稠密的省份，因此从公元92年开始采用定额制。从此有20万居民的郡、国每年可推举2名孝廉作为候选人，人口少于20万的每两年举荐1名，少于10万的每三年举荐1人。为优待北方边界人烟稀少的各郡，公元101年又下令这些人口不到10万的郡每两年可推荐1人，人口不到5万的郡每三年可推荐1人。结果用这种方法全国每年可推荐250人至300人。[77]
公元132年以前的孝廉不必经过笔试。同一年下令，除去有非凡前途的年轻人，所有候选的应试人年龄必须够40岁。考试的成绩由三公的官署和尚书来评定等级。[78]
当前汉不定期地颁布诏令邀请推荐的候选人做官时，“秀才”是其中所需要的品性之一。后汉中兴以后为避光武帝之讳，把秀才改为“茂才”。他于公元36年下令把举荐茂才作为每年一次的定例，举荐茂才的工作应由每个三公、光禄勋、司隶校尉和州牧去做。这意味着每年会有17人通过这种方法举荐上来。后来有的大将军也享有选择茂才的权利。茂才一般已是官员。他们已无须再在三署做郎，并且按照规律他们很快就可以晋升到更高的职位。[79]
公元178年灵帝设鸿都门学作为吸收官员的另一种与上述办法相竞争的制度。鸿都门学设在洛阳的一座皇宫里。三公及州、郡、国的官员受命办理一年一度的推荐合适的候选人之事。这些人接受书法、辞赋及撰写政府公文的训练，然后给他们安排官职。鸿都门学遭到各种享有既得利益的人的敌视，但是皇帝坚持把它保留下来。[80]
前汉的高级官员（俸禄在两千石以上）做官满三年以后有权让自己的兄弟、异母兄弟、儿子或侄子进三署做郎。这种做法由于不以功绩做标准而遭到反对，故于公元前7年被取消。后汉的开国皇帝恢复了这种制度。另外，两汉都允许官员们主动举荐有德之人，但是如果发现被推荐人不够条件，推荐者就有受惩罚的危险。[81]
在京师主管官署的官员，以及在地方行政机构负责的州、郡、国、县的官员，实际上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属员。如果这些属员有能力，有运气，就能晋升为更高一级的文官。从数量上看，这是进入官员队伍的最重要的渠道。
在前汉，太学的学生已经可以通过特科考试成为文官。后汉的史料不完整，但是鉴于学生的众多，我们仍然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大多数人必须自己找门路得到任命或官职。[82]
最后，还有购买官职的可能，虽然这种办法的声誉不好。但是，不要把这与公元178年颁布一项政府的政策相混淆：根据这项政策，高级官员必须在获得新官职以前或在以后强制性地分期捐献。[83]
政府的权力
汉代中国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是不让人拥有过多的权力。官员与皇帝分享权力，官员与官员之间互相分享权力。直到公元前8年为止，前汉的丞相在职业官僚中品级最高，可以以他官职的权力为后盾与皇帝抗衡。从那一年三公三方划分相等的权力以后，这种地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较难形成的。不久以后大将军就作为三公之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来填补权力的真空。
与三公对应的是尚书台，它由它的官员及曹组成，后汉的开国皇帝对它甚为器重。[84]三公品级高于尚书台，但是由于尚书台接近皇帝，它的权力并不小于三公，甚至超过三公。从某种意义上讲，尚书台和三公形成了两个竞争的内阁。在皇宫以外没有正式权力的宦官，为了使自己生存下去，就与皇帝认同而成为一体，这样就逐渐加强了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皇帝、三公、尚书台和宦官的相对的势力因时而异，这要取决于各人的个性、偏爱和派别斗争。[85]
后汉诸帝或满足于起一种更消极的作用，或希望减轻他们行政职责的负担，而把权力委托给别人。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同时任命一名录尚书事。这意味着由他代替皇帝监督御用的尚书台。在公元189年有效的政府崩溃以前，九名都尉和两名大司徒被任命为录尚书事，从而导致两个内阁一定程度的融合。另外，除了最初的两名太傅外，所有的太傅都被授予同样的职责，这解释了他们取得政治大权的原因。但是政府很清楚把过多权力交给一名官员引起的危险，因此又把录尚书事的权力正式划分给两名甚至三名高级官员。这种方法仅被前汉采用两次，而在后汉却是正常的形式。
权力平衡的又一个因素是摄政。大将军，即摄政，不论是由皇帝还是由皇太后委派，都是皇帝的主要代表，但都不拥有皇帝的全部权力。他分享了皇帝或皇太后的权力，但一般地说不是不会引起紧张状态的。有意思的是在七名摄政当中，前四人无人当过录尚书事，其余三人则与别人一起掌录尚书事的权力。只有第五位摄政梁冀成功地清除了自己的伙伴，从公元147年末至159年一人独当录尚书事。这是他赢得不寻常权力的原因。
摄政试图把自己的权力超过制度允许的限度，这使他们与皇帝发生了冲突。冲突始于操纵皇位的继承，终于全面的对抗。最后两位摄政与某些职业官僚而不是与他们正常的支持者联合起来，目的是要大批屠杀宦官并对皇帝进行人身控制。但是两人在计谋上都斗不过宦官而被宦官消灭，宦官被私利所迫，就成了皇帝最后的保卫者。
结束语
正如史料所描述的，后汉的制度不是乌托邦，而是实用的和起作用的体制。后汉的制度由秦朝和前汉转化而来，并在转化的过程中趋于更加复杂和精细。发生的变化导致它变得更好和更坏。官僚机构越来越大。新的司空可能促进公共工程。皇帝私人资金与公共资金的混合无疑是为了改进管理，但却引起了财政上的弊病。三公三方的监督权代替了御史大夫及其官署对官员公开表现的考察；御史大夫的丞转到少府的官署；郡的监转到了地方行政机关，这一切都有助于朝分权和减少政府的监督职能的方向发展。御用尚书台、大将军和太傅的重要性的增长产生了一种新的官僚政府的妥协。有权势的各级宦官的产生是对外戚家族滥用其权力的一个反映。
总之，后汉的制度不仅具有建立在牵制和平衡这一基础上的十分重要的稳定性，还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能力。后汉的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及后来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
胡志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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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的史料来源见于《后汉书》志第二四至二八。中国的学者利用现已佚失的同时代的著作作了大量注释，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基本材料，从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年再版）中可以最完整地看到这些注释。关于对本章论述的制度更详细的记述，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
[2]俸禄的支付方法及印玺、绶带形式的相应区别，见布目潮沨：《半钱半谷论》，载《立命馆文学》，148（1967），第633—653页；本书第7章《文官职务》。
[3]《后汉书》志第二四，第3556页。